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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說起(一):胡說八道的人有福了?


  • Author / Translator:陳真
  • Date: 2021.03.02

從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說起(一):胡說八道的人有福了?

陳真

2021. 03. 02.


我一直不太會取標題,經常反覆使用。光是「胡說八道的人有福了」這標題,二十幾年來我就寫過不知道多少文字。

胡說八道是好的,可是,當胡說八道者不知道自己在胡說八道時,那就是一場災難,旁人啞然失笑之餘,也將啞口無言。這些話,也許可以送給底下一位汪導演。法律上是「不知者無罪」,不是故意的就罪減一等,但是,藝術上思想上語言上生命上等等等等等,卻是「知者無罪」。

幾位朋友傳這連結给我:

https://bit.ly/3kA56BP

我不認識誰是誰,也看不太懂雙方爭議些什麼,好像是有一位汪姓導演叫做汪怡昕,另一位叫吳敬棠,則是汪先生的「被告」,其他好像還有一些「準被告」,似乎全是毀謗情節,至於毀謗了些什麼,我沒看出端倪。

爭議的導火線是張大春32年前(1989年)的一篇文章叫做《回鄉運動員》。我這篇文字還不會談到張大春的那篇文章,所以該文就下回再貼出。

我對張大春這麼一位在當年如魚得水的媒體人,自然早有評價,但在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寫過這樣一篇文章。為什麼呢?因為在那個舊黨國年代,我既不是腦殘,更不想讓自己血壓高,因此我絕不會花一毛錢去買中國時報或聯合報來虐待自己,就猶如這年頭我絕不會低能到去買自由時報一樣。

這年代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好的,良善可信的,但在戒嚴年代,它們卻是扮演政治打手,就跟現在的自由時報一樣。當然,其惡劣無恥程度遠遠比不上當今的自由時報。當年的中時與聯合只是一種無良媒體,但自由時報卻根本不是媒體,而是一種無恥齷齪、專事抹黑造謠煽動族群仇恨的邪惡政治工具。

回到正題之前,先說點前言。

二十幾年來,我一直試圖用「隱喻」(metaphor) 這個概念來解讀維根斯坦。他對自己日夜辛勤寫作的數千萬字哲學筆記,自我定位為「無意義」(nonsense),甚至還說「凡是了解我的人就知道,我寫的一切都沒有意義」,講白了就是「胡說八道」啦。維根斯坦的這番「自我否定」之告白,引發後人爭執,長達半個多世紀。

有人認為,維根斯坦寫了幾千萬字,怎麼可能沒意義?沒意義幹嘛寫?吃飽太閒也不需要這樣無聊啊!於是,他們說,那不是「無意義」,而是比「有意義」還更加深刻的「某種『說不出來的』意義」。這一派學者,姑且稱之為「傳統派」。

另外有些人則不以為然,認為無意義就是無意義,哪有什麼「更深刻的意義」?「無意義」就是類似像這樣:&F$*V#%*@@&*,怎麼可能反而還比「有意義」更加深刻?憑什麼?這樣一些人,也許可以叫做「後現代派」。

「傳統派」於是又回過頭來反駁說:不對不對,如果維根斯坦的「無意義」就只是一團鬼畫符,那我們到底是在研究什麼?我們的討論基礎何在?

爭執不下之際,第三群研究者出現了,採取了一種所謂「斷然」(resolute) 的「無意義」立場,謂之「斷然派」或「堅決派」,有別於前二者的看法。簡單說,「斷然派」人士認為:雖然「無意義」確實是鬼畫符,斷然不具任何意義,但它卻很奇妙地帶來某種啟發。

聽起來好像「斷然派」也是在鬼扯蛋,其實不盡然。你不妨把「無意義」成一種詩。你看北島的詩是不是也是鬼畫符?根本就是「胡說八道」,但它卻「胡說八道」得如此動人。

我對維根斯坦的理解偏向「斷然派」,但是多了一點點修正,姑且自稱「隱喻派」。我比「斷然派」也許多做了一點工作就是:一來,我(自認為)幫他們解決了一些概念上的內在矛盾與困難。二來,我 (自認為)對維根斯坦其人其思有著最真實的理解。這樣一種理解,並非出於智能上的優越,而是出於物種屬性上的親近性,簡單說就是知己;倘若你不是那樣的人,就不可能懂得那樣的「語言」和那樣的「生命形式」。

記得有一次,二十多年前,在劍橋的一個研討會上,當天討論焦點就是在談「無意義」到底有沒有意義?與會者大多認為,如果採取「後現代派」之「無意義」觀點,語言本身將很難自圓其說。主持人於是問大家說,既然每個句子全是無意義的,讀者憑什麼理解?從何獲得啟發?

我看現場沒有人出聲回應,於是就舉手要求上台示範。我說這很像一種繪畫的原理。我跑到台前,在黑板上先畫了一個不太圓的圓,圓裏頭再加上左右兩個小圈圈,然後再添幾筆上弦月和下弦月般的弧形線條及一直線,然後把這些無意義的「鬼畫符」一一湊起來,於是就出現了一張「很像笑臉」的圖形。

這張「笑臉」的「意義」,並不蘊含在那些「無意義」的諸多線條或圓形「裏頭」,但它最終仍然呈現出一張「笑臉」在讀者面前。而且,更重要的是,這項呈現並非「必然」鎖定;如果有人說它看不出這是一張笑臉,我也只能呵呵,可能是我的畫圖技術太差。

我畫完之後,全場都笑了,大家彷彿瞬間對於「無意義」到底有沒有意義達成了共識。也許也可以這麼說,並不是我們終於找到關乎「無意義」的共識,而是一時之間,共識與否似乎也不再那麼重要。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所畫的那張笑臉,難道它之「無意義」的諸多線條組成裏頭含有什麼「深刻的意義」,以致於說服了與會的哲學家們?當然不是。但是,你若要說我只是單純在胡扯瞎掰,卻也不盡然。我所示範的「笑臉」例子裏頭,似乎依然有著某種連我自己也說不上來的「啟發作用」。當然,也許啟發了A,卻沒有啟發B,但我也只能呵呵,畢竟我並沒有賦予那張「笑臉」具有那樣一種強制性;它能否啟發,或是啟發了一些什麼樣的方向與內容,其實連作者也不知道。

我之所以先講這些,是因為歷史其實也很像這麼一回事。所謂「史實」,就跟各種線條及其組合一樣,根本數不清,無限多,絕無可能窮盡。即便只是「一個人掉了一根頭髮」這麼一件小事,都有著無窮無盡的事實細節與描述方式在裏頭;你可以這樣呈現,也能那樣呈現,至於意義何在?說不準。在任何一根線條被「使用」之前,它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看我的小可愛之畫圖就頗有畢卡索之風,天馬行空,人非人,物非物,看山似山又不似山,但她總是能夠從自己的鬼畫符之中說出一番「風景」來。我想,幼兒園老師對她鬼畫符一般的「畫畫」家庭作業應該也很無奈,但我倒是很推崇,鼓勵她繼續「亂畫」,忠於內心,忠於內在風景,別管外在什麼尺寸或規則。

言歸正傳。關於上述幾位網友們對於所謂歷史,或是對於鄭南榕與詹益樺之自焚的理解,不管是在概念上或內容現實上,爭議雙方其實全是錯的,特別是那位據說製作許多「政治歷史還原劇」的汪導演,更是錯得離譜;道德上大錯特錯,認知上則是比錯還可怕;它不是錯,而是令人窒息。

曾有人問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若有機會重返校園當學生,將有何感覺?蕭伯納說,「那就好像問一個逃犯如果有一天重返監獄有何感覺?」此話我深有同感,講到台灣的教育我就怕,主要原因就是兩個字:「窒息」。

柏拉圖說,「擅於使用隱喻,是天才最大的特徵」。「隱喻」大概是一種最自由的語言,相較於「教條」之令人窒息。

「教條」就是把內涵無限豐富的「風景」給退化成一種「命題」或「主張」,甚至進一步收編為某種其介如石、硬得像花崗岩一般的「立場」,比方說講起二二八,或是講起什麼黨外民主運動,講起什麼白色恐怖,大概就是目前市面上那一套,然後拍出一些令人窒息的所謂電影或所謂記錄片。

我常談起一件事,不妨再說一遍。1995年,Emir Kustturica的《地下社會》獲得坎城影展最高榮譽,全場起立歡呼鼓掌(那段現場影片我至今仍保留)。那天,在記者會上,記者問 Kusturica說「你拍這電影,是想要傳達什麼訊息?」Kusturica 笑著回答說,「我沒有要傳達任何訊息。我如果有話要說,我就寫封信去郵局寄不就好了?何必拍電影?」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我常說,你不要看到一首詩裏頭出現「雜貨店」三個字,就以為那是在討論有關民間零售市場的問題。我最近天天夜裏聽《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你也可別以為我是在關心氣象。請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5uyDHfc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AUpsUuOss

不知道你信不信,如果不是因為剛剛帶著眼淚瓶聽這首歌,激起我的某種惆悵,某種衝動,我不會在忙碌終日萬分疲憊之中還想動筆寫這篇文字。這歌也許訴說了更多我心裏說不上來的東西。

惟有天才能做比喻。做為一個資質平庸者,我只能講一些僅僅只需要用到智力而根本無須才華的東西。但我知道,我若不去講這些關乎概念的平庸之事,根本不可能讓你意識到它背後那些難以言喻的千絲萬縷,而它們也許才是生命之所在,意義之所在。

睏了,先說這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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