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 講得真好,看得我都起雞皮疙瘩,講得太好了!!於是我馬上就在電腦裏開了一個檔案叫做 "陳嘉映".

中國真可怕,臥虎藏龍,我看總有一天,它會對整個世界產生很劇烈很根本的影響,希望這影響是正面的,而不是一個新帝國的興起.

岳弘,我幫你排了版面,但還沒有排得很好,我再試試.

陳真

在乎「是非」是對立場、陣營、成見等等的長期抗戰!持續”熱情”或”憤怒”容易講,難履踐.記得2004年3月27日羅大佑在總統府廣場喊出:「不分藍綠、只要黑白!」現場情緒一下被拉到高點.心中一直擱著大陸劉曉波「積極說真話」的主張.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卻膽怯得很,做不到.

陳老師對基本道理、基本道理、基本道理講得夠多次、夠白話,也身體力行! 識或不識的”批評者”何妨閉眼再想想.

以下是前幾天看到的《真理掌握我們》演講稿,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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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掌握我們

2005年07月08日

主持人：歡 迎走進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記得大約是在四五年以前，好像那個時候流行在網上拜年，拜年的人當中，有官員、有學者，也有明星、有企業家，而其中一段 拜年的文字，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爲在一片恭喜發財的聲音當中，那段文字顯得是那麽的特立獨行。他說：“我所夢想的國土不是一條跑道，所有的人都 朝著一個目標狂奔，而差別只是名次有先有後，我所夢想的國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跑的、跳的、采花的、還容得下躺在草地上曬太陽，什麽都不幹的。”

之所以喜 歡這段文字，其實並不僅僅是因爲它特立獨行，還因爲它爲我們描述了一個我們真正夢想的中國。而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很高興地邀請到了寫下了這段文字，爲我們描 述了我們夢想的中國的人，同時也是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嘉映先生。

陳先生，你好。陳嘉映：你好。

主持人：在我們請陳先生爲我們進行演講之前，還是一起來瞭解一下陳先生。

陳嘉映，1952年出生於上海，6歲到了北京，初中二年級的時候迎來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到內蒙去插隊，在1976年初的時候回到了北京。1977 年高考恢復以後，就讀北大西語系攻讀德語，不久之後考上研究生，在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讀西方哲學。畢業之後于1984年，曾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哲學 系去攻讀博士學位，1990年畢業之後，曾一度在美國和歐洲工作。1993年，陳先生回到國內，在北京大學執教。此後在2002年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繼續 教書。

陳先生曾經翻譯了很多著名的哲學著作，其中包括像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以及美國哲學家萬德勒的《哲學中的語言學》。其自身著作包括《海德格爾哲學概論》，《語言哲學》，還有像《思遠道》，以及《無法還原的象》這樣的隨筆的文集等等。

主持人：知道了陳先生的簡歷，也看到您是出生在上海，然後很小到了北京，呆了那麽久，繞了一大圈，現在又回到上海，您是認爲自己是北京人還是上海人？

陳嘉映：更像個北京人吧，因爲從懂事起就大半都在北京過的。

主持人：您在初二的時候，“文革”就發生了。“文革”期間，您是屬於逍遙派、積極參加革命的，還是？

陳嘉映：“文革”的經歷稍微有點古怪，我哥哥是當時比我大了兩三歲吧，在一個學校裏面，在同一個學校裏面，他是最早反對紅衛兵運動的，我呢那時候沒有想法，他想什麽我就想什麽，所以我就跟著他反對紅衛兵運動，因此不屬於積極參加革命的，也不屬於逍遙的，屬於積極反對，如果紅衛兵算革命的話，算是積極反對革命的。

主持人：上初中的時候，按理也應該對這個政治運動有所思考吧。

陳嘉映：不完全一樣，我一開始思考是比較私人的吧，我哥哥相反，他喜歡思考社會的問題，政治的問題，我想得少，而且他那個時候，雖然只大兩歲多，但是顯得比我聰明那麽多，懂得多那麽多，我何必自己想呢，我就跟著他多好啊。

主持人：您曾經說過，您特別喜歡當年在內蒙插隊的那段時光？

陳嘉映：是。

主持人：其實很多人回想起上山下鄉插隊的時候，要麽是有痛苦的記憶，要麽是覺得不堪回首，您怎麽會喜歡它呢？

陳嘉映：第一，我想是因爲年輕吧，當然你要是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我不知道，但是換一個地方，無論什麽地方，年輕他就會覺得很快活呀，是不是？我這得問同學們了，至少我是這麽感覺的。這當然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可能是有很多挺苦的事情吧，不過我覺得吃苦可能是快樂一個很重要的源泉。

主持人：走進了北大以後的生活呢？

陳嘉映：變得越來越平淡了，一個原因是年輕的時候也讀書，但是好像是把書夾在生活裏面讀的，後來到學院裏面就單獨地要讀書，那書是那麽多，越讀越覺得有更多的書要讀，最後就沒有生活了，就是讀書。

主持人：選擇哲學，是從小就希望了嗎？

陳嘉映：其實不是選擇，它就是不由自主地就走上這條路,一般是想擺脫它，從來沒選擇過。

主持人：很順利地從北大哲學的研究生的這個畢業了之後，又到了美國，但是我記得在八四年的時候去美國念書的人應該是寥寥無幾，您是怎麽獲得那個機會的？

陳嘉映：對，寥寥無幾也說不上，當然顯然不像後來那麽多。我是因爲當時已經在翻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這本書呢在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裏占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當時在翻譯這本書。海外就通過我的導師就有一些海外的人就知道了，他們就覺得，哇，挺驚奇的，說有這麽一個人，居然想把這個《存在與時間》翻譯成漢語，這匪夷所思，他們想看看這是個什麽樣的年輕人，他們就邀請我到美國去讀研究生了。

主持人：在北大教書的時候，2002年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就是您離開北大，您的辭職，能不能給我們講述當時發生了什麽？

陳嘉映：當 時不是辭職了，當時是華東師大希望我到這邊來，他們派了人過來，當時的態度也很誠懇，給我的條件也挺優厚的。相比之下，我覺得這個邀請，當然我也猶豫了一 段時間，但是最後接受了。這個在今天這不應該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了吧，就是教授從這一個學校調到另外一個學校，後來呢的確是網上或者什麽的，是鬧過一些風波 吧。我覺得我在北大的時候，跟別的人我不知道，跟學生的關係非常非常之好，有很多學生喜歡聽我的課，結果我走了他們覺得蠻鬱悶的。

主持人：我想其實大家當時來討論您離開北大這件事情，也許並不僅僅是討論您個人的一些事情，可能討論的，也許反思的更是一個我們在學校裏面我們的這個教學，以及可能甚至是職稱的這些評審的制度到底應該是什麽。比如說您不符合北大的規章制度，我不知道不符合的是哪些規章制度？

陳嘉映：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不知道還是不方便透露？

陳嘉映：我也不知道。不，不，從來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誰在評教授，哪個爲什麽沒評上，或者諸如此類，我也從來沒問過，也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但是呢我也的確知道現在這個大學制度中問題多多，在報紙上，我估計在電臺上或者電視臺上討論一定非常多。

主持人：好，那我們這個話題呢就暫且進行到這裏爲止，有請陳嘉映先生爲我們進行今天的主題演講，《真理掌握我們》。

陳嘉映：我今天講這個題目呢是《真理掌握我們》，我們先從題目說起。我們常聽說呢這樣的說法， 就是真理掌握在誰誰的手裏，掌握在我手裏、你手裏，或者掌握在哥白尼的手裏。我們平常這麽說呢，並沒有什麽錯，你要是這麽說呢，我也知道你是什麽意思，可 是呢如果把這樣的一個說法上升爲一種理論，一種真理理論，那呢就可能出現很多問題。

比方說我們可能會以爲呢真理是某種現成的東西，真理和我們怎樣認識它和 我們怎樣認識真理呢是沒有關係的。我們還可能認爲真理一旦被發現，它就會擺在那裏，再也不會發生變化了。

我剛才說的這些的確是很多真理理論所主張的，而且 我懷疑你們的教科書裏可能就能找到這樣的論述，那麽這些論述就是我今天想加以商榷的。那麽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放在《真理掌握我們》這 樣的一個題目下面。

那麽我從最簡單的事情講起，我們經常就某件事情發生爭論，如果我們在爭論的時候是認真的，那麽呢我們每個人都會認爲他自己是對的，可是 呢經過一次認真的爭論或者討論，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就是有一方認識到他剛才錯了，他現在願意說他錯了，而另一方是對的，那麽這時候我們會說一些人的意見 戰勝了另外一些人。

這個說法也不錯。但是呢就像我提出來的，它有可能把我們引向一種錯誤的真理理論。我想呢要是比較小心一點，我可能會這樣來表述：在誠懇的交流中，所有參加爭論的各方都向著真理敞開心扉，等待著真理展現，讓真理來掌握自己。我覺得這樣說比較好，比較有道理，因爲這樣的一個說法能夠突出一點：在誠懇的交流中呢，一開始誰對、誰錯，不是那麽重要的。

陳嘉映：相比之下，誠懇的態度要重要得多。關於這一點呢，我可以提一個證據，就是如果我們是進入了一場誠懇的交流，那麽即使你和我一開始都是錯的，那麽真理仍然可能展現，不需要一開始有一方是對的。那麽呢真理呢最後是贏得了爭論的各方，而不是一些人戰勝另外一些人。

陳嘉映：比如說看一看科學發展史，在這個科學發展史上，實際上沒有誰一開始是對的。我們可能會說在哥白尼和托勒密的爭論中，哥白尼是對的，這話大概可以這麽說，但是如果你真去讀科學史的話，我們就會知道，哥白尼在解釋當時所有的這些天文資料方面，他的那種計算方法，他的這個體系所要犯的錯誤呢，大大的多於當時的托勒密的體系。

而在後世，那些接受了哥白尼學說的人中間，當然包括了我們在內。實際上我們接受哥白尼的東西要遠遠少於我們抛棄掉的東西。

我會說呢，在托勒密和 哥白尼的爭論中誰對誰錯對於我們來說並不是那樣重要，重要的是在他們這樣一種認真的爭論中真理逐漸展現出來了。所以我們說不是誰贏得了誰，而是真理贏得了 我們。

真理之所以能夠贏得我們呢，是因爲真理出現的時候我們認得它、承認它。我要是強烈一點說我就會說，當真理出現的時候我們承認它這是人之爲人的本質。 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呢，人之爲人，必須把真理設爲前提，當然了把真理設爲前提呢，並不等於說我一開始就認識了真理，而是說儘管我自以爲我是對的，但我承認我可能是錯的或需要修正的。

其實“我是對的”這種提法已經包含了這一層意思，可以說我從屬於對，我從屬於真理，在“我是對的”這句話裏，“對”是核心，“我”是從屬的。

我們有 時候啊區分小我和大我，這種提法大多數情況下是就利益來說的，但是呢這個話在我看也完全可以從認知方面來說。小我就是我自己的利益和成見，大我就是真理， 人能夠區分小我和大我，這當然不是說人人隨時準備順從真理。在真理和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在真理和成見發生衝突的時候，的確呢人們更多的時候選擇了利益或 者成見，即使我最後選擇的是小我，即使我不願意順從真理，這時候呢我也很可能知道什麽是我自己的利益，什麽是真理。

那麽還 有一個問題，我們說到大我和小我，爲什麽要說大我呢，爲什麽不說大世界，大宇宙，大的別的什麽什麽？我想在大我這種提法中已經透露了一種消息，就是說真理 不是某種和我無關的東西，不是某種漂浮在隨便什麽地方的東西。我想說必須有凡人的參與真理才能夠展現，只有從我的看法和體驗開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體驗的 真理向我顯現，真理需要小我，需要我們這些有成見的凡人，我們自己的成見對真理具有積極的構成作用。

換句話說，只有對那些抱有成見的人真理才會彰顯，真理 呢是一種克服，是對我們成見的克服，真理只有在和成見的鬥爭中才會彰顯出來。真理是需要在爭論中才顯現出來的，不過呢我這不是說真理像寶藏那樣藏在金銀 島，我們呢互相爭鬥，以便奪取它最後佔有它，我們誰也佔有不了真理，我是說呢真理和我自己的成見作鬥爭，真理在克服我們的成見之際展現自身，沒有我們的成見，真理就無從顯現。

我這裏引一句維特根斯坦的話，他說人們一定是從錯誤開始的，然後由此轉向真理，要讓某人相信真理，僅僅說出真理是不夠的，人們還必須找到從錯誤到真理的道路。

真理如 果不是和我們凡人無關的自在的東西，如果不是對我們成見的克服，那麽真理就成了一種現成的東西了，而在我的理解中，真理呢只能在交流和爭論中顯現，因此我 會說真理是一個過程，是一場對話，我們現在常說的辯證法這個詞是從希臘文翻譯過來的，它的原意呢就是對話的藝術。

思想史的研究者指出，這種對話的藝術在柏 拉圖那裏，經柏拉圖之手變成了探索真理的方法，變成了探索真理的最重要的方法。哲學和神話不一樣，神話呢是一種宣敘，哲學呢是一場對話。

在 誠懇的對話中，對話者向真理敞開，虛心地等待真理展現，誰更有理，對話者就順從誰，就此而言呢，對話者是平等的，當然呢這個平等是一種原則上的平等，不完 全是事實上的平等。因爲我們要就一個話題能夠對話，那麽我們就不得不對這個話題有經驗上的或者知識上的準備，你要讓我突然站起來去和霍金對話，是吧，談談 宇宙的爆炸，宇宙的未來，我不可能是平等的，因爲我沒有這樣的知識上的準備。

但是呢這點那麽顯而易見，我就不多談了。我倒是想我們要能夠在一場對話中取得平等的地位，還有一個大家可能不是太關注的因素，那就是呢你首先要對這個話題有真正的關切。

我剛才說到真理和謬誤同根而生，那麽兩者的根是什麽，這個根我想就是關切。我們具有誠實的看法，具有認真的成見，這已經是在呼喚真理了。如果我要是對某件事情無所謂，那麽真理就無從展現。

有一個晚期希臘和早期拉丁的這個哲學家奧古斯丁說 過，“愛，而後有真知”，到了啓蒙時代呢，有的學者就把他這種說法呢，說成是一種蒙昧的說法。但呢我覺得應該這樣理解奧古斯丁，在你漠不關心的事情上呢， 你連犯錯誤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有人真的對萬事都無所謂，對什麽都不持成見，他就跟真理絕緣了。因爲在這些事情上我沒有自己的信念，我沒有什麽要堅持的東 西，因此也就沒有什麽要克服的東西，我只不過是在兩種說法之間擺來擺去罷了。如果我們這樣理解真理，我們大概就要重新理解寬容。

我理解 的寬容是那些人，是哪些人呢？確切的有自己的主張，而同時呢把自己的主張放在一個更寬的天地之中，聆聽他人準備修正自己。由於關切而確有主張，就自己的全 部理性所及堅持自己的主張，這不是不寬容，在我想呢，這是寬容的必備條件，只有那些確有主張的人呢才談得上寬容不寬容。

那麽我這裏說到主張，說到看法，我 說的看法是看待意義上的看法。我們真正是怎麽看這個世界的，那呢，體現在我們怎麽待這個世界，我們怎麽對待這個世界，我們就有哪些真實的看法。我可能主張 我們不應該歧視黑人，但是我就是從來不跟黑人打交道，我見著黑人就躲著走，是吧，那麽我想呢你那種看法，那種很平等的看法，那種很高尚的看法，實際上有或 者沒有，無所謂的。那麽我們每個人真正關心的事情可能比我們自以爲自己關心的事情要少得多，我們在看待意義上確切有的看法，可能比我們自以爲對各種各樣事 情所有的看法要少得多，現代世界傳媒特別發達，那麽天下的事情呢，我們好像無所不知，好像呢都有點關心，這呢我說有可能是假像，至少這裏邊有很可能，很可 能呢包含了很多虛幻的東西。

的確呢照我對真理的這種理解，那麽我想呢，真理問題它不可能簡單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它首先是一個生活的問題，和我們究竟生活 在何處有著密切的關係。

陳嘉映：真理是一種克服，是對待特定成見的克服，這等於說在我們拿出自己的成見或者拿出我們自 己的看法之前，我們並不知道真理會怎麽顯現，真理會取怎樣的形態，換句話說真理雖然是前提，但真理的具體形態卻是不可預知的。我們事先並不知道真理將向我 們展現哪一副面孔。但如果我們不能夠預知真理展現的是哪一副面孔，那麽當真理展現的時候，我們又怎麽能把它辨認出來呢？

早在古希臘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探討這 個問題，古希臘人特別關心真理和看法的區別，可以說希臘哲學、希臘科學，它的目標就是從種種不同的，甚至相互衝突的看法中確定哪些是真理，但這怎麽可能 呢？

有一個古希臘哲學家叫做恩披裏柯，他是這麽問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知道哪個 是真理，我們就不用尋求真理了，但是如果一開始，我們就看到的都是看法，我們只認得看法，那麽當真理出現的時候，我們又怎麽能夠認出它是與看法不同的真理 呢？

我想說真理作爲一種現成的東西它和看法沒有什麽不同，我們無法通過外觀把真理挑選出來，作爲一個孤立的東西，真理和看法沒有什麽不同。就像說呢，出了 跑道呢冠軍和亞軍並沒有什麽不同。真理和看法的區別是在探索活動中才能夠認出來。

就此而言呢，我都希望呢我們儘量地不要把真理呢當作一個名詞來理解，而把 它當作一個成就動詞來理解，真理是我們現在的最高成就，但是卻不是一旦發現了就永恒不變的東西。

我說真理不是永恒不變的東西，這一點可能最容易引起爭論，如果真理只是我們肉眼看到的最好的東西，如果真理只是眼下不可歸謬的東西，如果真理是明天可能發生改變的東西，那麽我們還能叫它真理嗎，海德格爾討 論過這樣的問題，他說呢把真理理解成爲肉眼所能看到的最好的東西，這種限制並不意味著減少真理的真在，而永恒真理這樣的提法只不過是一種空幻的主張，應該 被看作是哲學中尚未肅清的基督教神學的殘餘。

真理是可變的，今天是真理的，明天可能不再是真理，但是這句話我覺得反過來說更好，今天是真理的，即使明天可 能發生改變，今天還是真理。任何思考都不可能提供最終的結論，我們提出的論證可能由於新的知識而不再有效，我們的信念可能改變使我們的論證不再充分。

三百 年後我們可能擁有新的知識，抱持不同的態度，但是我們因此今天就不堅持我們今天的主張了嗎？真理只是在特定的條件下才顯現出來的，就現在給定的條件來說，它是真的，你要是想證明它不是真的，那麽你現在就要提出相反的論據，而不是聲稱將來總可能出現這樣的論據。

我當然 不是說我說不過你就必須服你，我感到你是錯的，但我不清楚你錯在哪里，你說的頭頭是道，可是我還是疑惑，我還是不大相信，這樣並不見得是不講理。我呢仍然 可能是一個講理的人，只不過呢我現在還是不清楚理在什麽地方。我們甚至可以說講道理包含著一種危險，就是今天大家都經常談到的話語權力，因爲弱者往往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們講道理的本事不如強者，因此講道理，那些強者就可能用講道理的方法來欺負弱者，因此呢弱者有時候對講道理取某種抵制的態度，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或者不講道理。

但是我 還是願意補充一點，強者用講道理做幌子來欺壓弱者，往往比根本不講道理，赤裸裸地欺壓弱者要好一些。相對而言，講道理的姿態哪怕只是一種姿態，對弱者也是有一定好處的，乃至魯迅曾經說過，只有弱者才要求講道理。我覺得正因此呢我們應該訓練自己對講道理，對真道理的敏感，學會識別什麽是真講道理，什麽是強詞奪理，什麽是宣傳、欺騙、話語、霸權。

那麽有 時候我感到你是錯的，但我說不清楚你錯在哪里，這時候我不服的是一個具體的結論，這種時候不同於聲稱錯誤總是可能的，只不過我不知道它錯在哪里，但在上帝 的眼中我們的凡人反正都是錯的。用上帝的口吻來說，凡人總是會錯的，而不涉及任何的爭點，這時候呢我們並不是在爭論問題，我們呢是在提供一個沒有加以論證 的真理學說，這種真理理論是說，它不動聲色的就已經給真理下了定義了，它已經把不可改變當作了真理的定義，所以呢你會說這不是真理，因爲它可以出錯，可能 出錯，可能改變。

但是我今天本來就要努力表明，這樣一種真理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在求真的路上，我們是這樣問的，我們問它在哪里錯了，就我們所掌握的一切材 料，就我們所具有的一切思想能力來說它在哪里錯了。

當然就 我這方面說，無論我多麽有把握，我終究是個凡人，我可能是弄錯了，莊子曾經說過，知其不知是最高的知。這對於求真的人來說總是一個有效的警告。但這不等於 說我不能堅持自己的看法，事不關己，我的確可以永遠不拿出一個確定的看法來，但是在我剛才說到過的，在那種對待世界的意義上的看法，我就不可能這樣做，我 可以每走一步都不確定下一步我會不會踩到地雷上，但是你真正走路的人就不能這樣永遠地踏下那一腳去。可以說持有一種確定的看法是一個決斷，甚至會是冒險， 我們時常需要警惕我必然正確這樣一種理性的驕狂，但是拿出自己的看法而仍然敞開心扉，這並不是理性的驕狂，我倒覺得，我們不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這個話 呢有點兒驕狂。

據說呢這是用對上帝的謙卑來反對理性的驕狂，但是我個人從來不認爲只要提到上帝就是謙卑，我倒認爲信從真理才是謙卑，信從上帝作爲真理臨現在這個世界上才是謙卑。

我說凡 人都會出錯，只有上帝永遠正確，可是呢這時候出場的並不是上帝，是你和我。我們呢涉及了真理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真理究竟是一種現成的存在，在我們 發現它之前，在我們發現它之後都永遠不變，抑或真理永遠是和發現的過程聯繫在一起。那這只涉及到真理的一個方面，真理的問題呢還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那麽無 論是限於時間還是限於能力，那麽我們今天呢都不可能談到。

我雖然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問題沒有澄清，但是我希望能夠在我們下面的時間裏頭能跟大家交流，使問題得到進一步的澄清。

主持人：好，謝謝。

主持人：稍後呢由我們現場的同學可能會和您交流一些有關真理的問題。這裏呢有一些網友的問題，首先呢這位網友叫做芭比娃娃，她這個探討的問題可能是稍微的大了一些啊，但她是這麽說的，她說您認爲中國曾經存在過哲學嗎，爲什麽中國沒有這樣的哲學傳統，而且爲什麽中國沒有這樣的思考類型，特別是先秦的這種思想傳統爲什麽後來在中國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陳嘉映：這個問題是有點兒大，哲學這個詞有這個廣義、有狹義，所以我總不想引起誤解，我想說如果要廣義地理解哲 學，中國肯定是有哲學的，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每個民族都有哲學。但是呢我相信這位網友，這個芭比娃娃說的是狹義的哲學，在這個意義上呢，的確中國沒 有。據我的理解，沒有發展出像西方這樣一種哲學，而且也沒有像西方那樣沿著這條哲學的道路最後發展出近代科學，這些是事實。

至於說中國爲什麽沒有發展出 來，這個問題問得不是特別的恰當，因爲我覺得不發展出哲學，不發展出科學是一種常態，而發展出哲學，發展出科學，是一種不常態。我呢是想說，發展出哲學那 樣一種思考形態以及近代科學這樣一種思考形態，是一件值得追問爲什麽的問題，沒發展出不值得問。

我們之所以會去追問這樣的問題，我們實在是把西方的歷史進 程當作了標準的歷史進程，所以我們一切發問的這種我們的背景都是以西方作爲標準去參照的，但是事實上不是，雖然我承認西方的思想現在成了領導的思想。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把提問的時間留給我們在座的同學。
提問：陳老師好，主持人好。我是做企業的，也是陳老師的忠實分子。我的問題是真理掌握我們是當下社會的常態
嗎？

陳嘉映：我 覺得我們面對這麽困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也許會把它類比爲另外的一個問題，就比如說今天的社會到底是善多還是惡多呢，我當然我們在閒聊的時候，飯後，看到 各種新聞，是吧，我們談起來都非常憤慨，會說這個社會怎麽怎麽地不可救藥，但是呢當你和你的親人，朋友，乃至你的，比如說你做企業的，你的做企業的夥伴在 一起的時候，你真是覺得現在是惡充斥了這個社會。

我一點都不想說這個社會中不是流行著大量的惡行，惡念或者其他的東西，但是我是想說，當我們說一個社會如 果你認真來想，它已經是由惡占了主導地位的時候，它可能嗎？就是我甚至說它幾乎是不可能的，我並不是說在特殊情況下它不可能，一般說來它不可能，在這個意 義上我想說，我知道你這麽問的時候大概是有相當的瞄著的一個方向的，就是好像在我們這個社會，到處是在講利益或者講在欺騙，在虛僞，但是呢在某種意義上， 我今天完全不能把這個意義講清楚，我只是想說，在某種意義上呢，我們就不得不生活在一個，仍然是標準的社會裏面，這是我們毫無辦法的一件事情，我換一個最 通俗的講法，雖然不見得完全充分，就是呢我們想要虛假嘛，你要想假裝慷慨呢，必須得有那些慷慨的人，你假裝慷慨才有意義，然後你才知道怎麽假裝慷慨，如果 沒有真的慷慨，你連假裝都不知道怎麽假裝。

主持人：好。

提問：陳教授，你好，我是華師大法學系的學生，也許因爲我們這個專業，所以我問的問題也許比較功利，比較實際。剛才您說到了，在爭論之中，真理和看法是可以分辨出來的，但是落實到具體的事件當中，也許我們雙方持的都是真理。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去如何去取捨呢，我不知道陳教授需不需要一個例子，還是這樣就可以了？

陳嘉映：我覺得你說的這個例子呢，大概可以分這麽幾種情況。一種呢就是我們都不是真理，是吧，這可能，那麽一種呢就是，有的人說的是真的，有的人說的不真的，那麽在法庭上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情況，比如說我們最後就是不能達到一個統一的verdict， 最後不可能達到一個統一的判決。那麽有的呢，我們可能能達到一個統一的判決，但是我們仍然不見得認爲那個統一的判決就一定是對的，是吧，這個不見得是這 樣。在具體情況下，這些都可能發生。

我呢，我覺得我在我的論題中不包含的一點就是，只要我們誠懇地對話，真理就一定展現，這個我本來是有一段的，因爲時間 的關係，我把它刪掉了。我覺得我們能夠做到的是盡我們的努力去，盡我們的理性，就我們的知識去盡可能地使真理能夠展現，而且在有些場合下它能展現，而不能 倒過來說，我們只要這樣做了，真理一定展現，這不是我的想法。

提問：現在，其實我的意思就是，在我們法學的領域之內，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價值取向，比如說公平，比如說正義，但是具體的事件而言，也許這兩個價值取向就是矛盾的，我不知道陳教授對此？

陳嘉映：啊，這個當然是太多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滿世界都是這種情況，要說的，把話說大一點兒呢，實際上我們今天的這種對真理的理解，我說我們對真理的這種理解，我指的是，我已經說了，我沒有自己的多少什麽看法，我不過是從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哈貝馬斯、伽達默爾這些人 裏學了一點東西而已。所以我說呢這種總體上的對真理觀是有一個轉折的，當然我在這裏不講課文，不會去描述在西方思想史二十世紀這個真理觀的總體轉折，但是 呢我相信是發生了一個轉折。

我之所以發生這個轉折呢，還有它比較深的這個社會背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呢，我們就不再渴望，或者我們不再信任一個統一的 理論。實際上就是，你別說你沒有給我一個，就算是你給了我一個，我也不感興趣，現在我們就把多元的價值的確從心裏頭承認下來了，這是我這麽認爲。那麽在這 時候呢，我們所要回答的問題，的的確確就是在這種多元的價值之中，我們怎麽還可能留有真理的餘地。

在這裏我要區分一下，一個價值呢，我不把它叫做真理，我 們就說不同的價值，我們何必給它換個名字呢，那麽我現在想要回答的問題呢就是，在不同價值之間，真理性的溝通還是否可能，是這樣一個問題，那麽我說是否可 能呢，並不是說必然，我並不是說一定真理會呈現，我只是說在給定相當的條件之內，它有可能是能夠溝通的。

提問：陳老師好，主持人好。我也是華師大的學生。那我想問一個關於“關切”的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我剛才聽您講您引用了奧古斯丁的 一句話，然後呢我自己突然腦子裏面顯現一個概念是興趣。就是我想問您，你覺得這個關切它更加傾向於一個愛的那個這樣一個方向，還是有的時候我會對一個事情 很有興趣，那我會覺得這個事情對我很有所謂，那麽它更偏向於哪一個角度？你剛才在講述的時候也說到了興趣的這個問題，然後後面，那我就想，我們怎麽來判斷 這個人他是否是真誠，是不是關切這個問題，那難道是根據他一個對待的這樣一個意義上，層次上的一個方式來判斷他是否關切，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 那麽我們在期待真理向我們展現的過程當中的時候，我們如何來形成關切，如果我們能夠更多地形成關切的話，那將會有助於真理向我們展現，那我想這個問題可能 是比較重要。這樣，謝謝。

陳嘉映：你提到“興趣”，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我在這個paper裏面，我在這個講演裏面，把關切興趣拉到真理這樣一個傳統的所謂認識論的話題裏面，當然就像我說的，是有很多先導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先導就是你可能知道哈貝馬斯有 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興趣與認知》，或者《興趣與認識》。那麽我剛才講到呢二十世紀的這些重大的思想家呢，他們有一些共同的思想的轉變，那麽在認 知，傳統的認識理論或者認知理論裏面注重到興趣這樣的一個維度，顯然也是二十世紀的一個特點吧。我們怎麽判斷一個人關切，當然，主要是通過他怎麽對待這個 世界，不過呢，我們的說話本身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我就不去談了，在另外的一些意義上特別地重要。我倒覺得最後這個問題最難，我也，雖然我回答不了， 但是我還是願意重復，把這個問題重復一下，就是我們怎麽樣形成一種關切，因爲呢恰恰是這種東西呢不是我們能夠在課堂裏面，書本裏面學到的。可以說這是一個 太難的問題，就是你失去關切就真是失去關切了，幾乎是毫無辦法，我們甚至要說這是，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但是比這稍微多一點吧，那當然就是要更多地，如果 要說得上培養的話，那就是要把自己放到那種能夠産生關切的環境中去。

主持人：好，非常感謝我們同學的提問，也感謝陳先生的回答。今天的演講呢馬上就要結束了，請問您希望講些什麽樣的話，或者用一些什麽樣的方式來結束您今天的演講？

陳嘉映：我當然是希望我講的是有道理的，當然我還更希望，因爲無論它有道理沒道理，我都已經講了，我更希望以後能夠通過其他的方式，因爲今天問答的時間或者討論的時間太短了，能夠通過其他的方式得到你們的中肯的批評、建議，當然我也懷有一點希望，就是你們能夠從我這個paper受益。

主持人：好。非常感謝陳嘉映先生今天呢是和我們一起來探討有關真理的問題，也非常感謝我們在座的華東師範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我們這個節目再見。

我公開寫東西, 只想講一件事: 尊重人權, 把人當人看; 人如此, 動物亦然, 不要傷害他應有的權利, 不要侮辱他的痛苦.

我很忙, 我沒有 “寫作文” 的“嗜好”, 我更不是上網來聊天打屁談八卦, 我更不會一方面主張人權, 一方面卻任由自己的人權被遭蹋. 我不會表面上講人權講原則或甚至講一堆溫馨大道理, 卻根本不去實踐。

陳真 2005. 7. 13.

給這位 Kichaing,

你要批評一個人寫的東西，就應至少先弄清楚別人講些什麼，弄清楚別人說過什麼、沒說過什麼。但你沒有，你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而這就是我一直在批評的一種問題。

比方說，我什麼時候批評過別人搞派系？派系有什麼關係？那是一種很正常很合理的現象不是嗎？我有那麼笨嗎？區分派系有什麼不好？

還有，我什麼時候遇到批評就說非我族類？我會這樣嗎？我有那麼笨，那麼窩囊嗎？我認為那是很窩囊的人，才會出現的心態。

你甚至還說我也搞派系、搞敵我二分。但你應該從我的文章或公眾言行中，舉出具體的例子，而不是只會一直扣帽子。你應具體地指出我哪些行為或哪些句子犯下你所指控的那些什麼搞派系的罪名，而不是一直抹黑。

你大概以為自己是個善良、文明的人，究竟是或不是我不知道，也不感興趣，但你的公眾行為，卻與你那些表面「文明有禮」的溫馨字眼，正好背道而馳。

如果你一定只想論人不論事，那麼，你應該告訴大家你是誰，叫什麼名字，在哪高就等等，為自己的言論負責，那我才有辦法藉著法律，維護自己的名譽和權利。

我當然不會認為我個人的名譽具有任何公眾價值，但對我自己而言，它卻無比重要，所以，你的嘴巴應乾淨一點、講話要有憑有據一點，尊重我的名譽和權利，不要像個政客那樣對人。

我們應該慎重對待自己講的話、寫的字，即便是一個標點符號都應謹慎，不要信口開河，不要道聽途說，不要一心只想傷害「人」。要有點格，要尊重自己，正直一點。能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別人；尊重自己就是慎重對待自己講的話、寫的東西。學習談「道理」，不是學習攻擊「人」。

你沒有能力談問題，卻一直攻擊我這個人，給我許多道德勸勉。在我看來，天底下沒有比這個更敗德更齷齪更低能的行為了。憑什麼勸勉別人呢？很低級、很窩囊、很齷齪、很無聊不是嗎？一個行為之齷齪，並不一定以齷齪的句子來表現，更多時候，它是呈現在那些表面溫馨的字眼裏頭。

再說，我這個人的好好壞壞，一點公眾意義和重要性都沒有。我不是政客，我在乎是非，在乎知識，在乎人之基本權利，但我並不覺得我這個人的成敗良莠、是否溫良恭儉讓有什麼討論的價值。我不會窩囊到把它當成一種公眾意義上重要的事。

我不是政客。當我批評台灣社會許多人普遍像個政客時，我就不會使自己成為那樣的人。我怎麼可能會想要贏得別人的尊敬？那種心態，正好是我要批評的。我既然看不起那些行為，我就不會使自己成為那樣的人。

華人很愛惜羽毛，但與其說愛惜羽毛，不如說關心面子，關心形象，關心別人對自己的看法，進而因此犧牲是非，有話不敢說，見義不敢勇為，怕有失形象，怕影響人際關係，怕耽誤前途，怕成為眾矢之的，怕這個怕那個，怕的全是有關個人形象或個人利益；而那正是我要批評的，但你卻反而「威脅」說會失去對我「僅剩的一點尊敬」。我怎麼會在乎你或陌生人對我尊不尊敬？不尊敬也是你家的事不是嗎？別人或你，只要不傷害我的權利和名譽就好了不是嗎？

再說，如果只是因為這樣那樣幾句話，就把一個人的全部尊敬一筆抹煞，連一點都不剩，那將是你的問題，而不是我的問題。我要批評的正是這樣一種心態和文化，稍有得罪就不管是非曲直了，直接打成敵人，連一點僅剩的尊敬都不存。

我很會忍耐，常忍下許多話。我常說，我沒有言論自由；我公開想講的話，大約頂多只能勉強講出大約十分之一。其它十分之九，統統不是這個社會能允許我講的。也因此，忍耐，對我而言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但我之所以挑定你的「留言」，自然也是因為我能明白藏在幾句留言背後那個自以為美、自以為良善的「價值觀」，而這正是我最不喜歡的一種會吃人、最沒有美感和道德感的價值觀。

我覺得，要了解我的想法很簡單，只要把那樣一種世界給倒過來就對了。

我對營造形象一點興趣都沒有，相反地，不管正面或負面，都讓我很挫折。對「我」這個「人」有正面評價的，我當然知道那是好意，但陌生人的這種抬舉，老實說，讓我覺得很窩囊。因為一個人的好好壞壞，他有沒有乖乖啊，有沒有溫馨喔，是不是禮貌王子，是不是禮儀公主，是不是有為青年，這些完全沒有公眾意義，那不是我公開寫東西的目的。我的目的正好相反，我是想請大家把眼光從人的身上挪開來，以是非為依歸，而不是以什麼好人壞人或自己人敵人為依歸，不要再涉及「人」了，那是一種侵權，一種褻瀆，一種醜陋不堪的行為。

我們應評價一個人所做的事和他所講的話「本身」之合理性和正確性，而不是培養一種八卦性格，動不動就是哎唷「你」這個「人」怎麼這樣那樣啦，動不動就訴諸於「人」，甚至訴諸一些無從辯解的唯心指控或「勉勵」，訴諸溫馨腔，訴諸溫良恭儉讓等等道德腔。我對台灣這樣一種不具絲毫權利意識和美感的主流文化，深惡痛絕。

不要去講什麼溫良恭儉讓，因為，你覺得美的事物，別人可能覺得醜陋不堪。不要期待任何人成為什麼樣的人，因為那是很沒有美感、很敗德、很齷齪的。你只要期許你自己你自己你自己就好了。你又不是神，又不是上帝，期許別人做什麼？很窩囊很低能很齷齪不是嗎？

這些話，我講過大概幾千幾萬次了，得浪費時間再講一次，實在很無奈，也很絕望。我不以為我講的這些想法在台灣社會能起作用，至少在可見的將來，對眾人而言，它只是一個屁聲；但我絕望還沒徹底，也因此偶而還是得忍耐再多講一次。

我一直反覆要說的是：我們應學習討論事情，學習對想法、對道理提出深刻的批評和檢驗，但是，放「人」一馬吧，別老是把箭頭指向某「人」而不是指向「事」。人要放過，但是，知識或想法或是非或基本原則或普世價值，就不應輕輕放過，而應追根究底。

放「人」一馬並不是因為什麼寬宏大量，而是因為「個人」是沒有公眾意義、不應該談論也不可能談論的，就好像你不會希望大家來討論你媽一樣，就算我們想討論，也討論不起來，除非我們都願意讓自己成為一個窩囊低能的人，信口開河，對著一個「人」任意指指點點。

這是一種美感，一種自尊自重，一種權利意識和個人意識的基本素養。相反地，對「人」感興趣，對「事情」卻不感興趣的現象，正是一種八卦社會和八卦男女的特徵，這製造了一種很不健康的生活環境，而這也是我一直在批評的。

很多明星不是都有忠實影迷嗎？很不幸，我也有一些，這些自以為了解我的想法或自以為尊敬我的人，從他們對「我」的各種「期許」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們的世界正好與我相反，正好是我覺得醜陋低能敗德的。我是為了打敗他們的醜陋世界才來寫東西，他們的思維和價值觀，正是我想批評的（放大一億倍，請看清楚）。

奇怪的是，我卻反而吸引了許多來自這個醜陋世界（但卻自以為正義、良善、文明高貴）的「忠實讀者」；甚至常「勉勵」我要跟他們一樣醜陋，一樣窩囊。

我有潔癖，我對我覺得骯髒的東西，也就是那些侵犯任何一個人的權利和名譽的東西，很難忍受。所以我想要把這些侵權、這些對「人」的人格進行唯心指控和抹黑的混蛋留言給刪掉，我不想違背這個貼文的基本原則，不想浪費時間講這些事實上根本不需講的道理。但就再忍耐一次吧，這次就算最後一次，別再做那些醜陋的事了。

我批評過南方朔，批評過李家同，批評過林義雄，批評過史英，批評過蘇盈貴，批評過陳豐偉，批評過一些我尊敬的人或朋友或社團主持人，批評過無數政客，但我從來不曾批評他們這些「人」。我一直要講的就是這個。感情上，每個人當然有各種私誼，但是，在是非和知識或想法或各種基本原則及普世價值上，我們應六親不認；而且，也只有這些東西，才是我們唯一有資格、且有可能公開談論的東西。

自重一點吧，不要因為我常開玩笑就以為我可以讓人隨便侵權，那絕對是一種誤解。如果千言萬語還是講不通，我當然會用其它更有效一點的方法來保護我這個「人」的各種權利和名譽。

陳真 2005. 7. 13.

底下楊渡寫的這篇社論就挺有道理, 我看西方人辦事, 一個很簡單的事, 往往花上許多工夫, 研究再研究, 注意一切可能發生的問題. 但台灣不是這樣, 台灣人 “很聰明”, 以為只要把 “話” 講得 “漂亮” 就好了. 誰會真的花什麼苦夫工對自己講的話、提出的見解或 “理想” 做什麼深入的了解. 當有人想這麼幹時, 大家就笑他有毛病, 笑他無能, 笑他沒出息, 笑他死腦筋, 不知變通.

即使是社運界也一樣, 我看西方社運團體或社運人士, 他們像著了魔一樣, 咬住一個東西就不放, 專注做許多根本不炫的苦工夫, 而且一做就是天長地久, 須臾不離.

但台灣不是, 大多只是跟著新聞跑 (特此聲明: 我不是說每一個都這樣), 一個議題接著一個議題, 每個議題往往只是現買現賣, 而不是真的花苦夫工去了解, 更不可能做一些不炫不討好的基礎工作. 一旦新聞鎂光燈消失, 原本激昂慷慨的某個議題, 馬上就跟著拋諸九霄雲外. 比方說侵略伊拉克, 美軍剛入侵巴格達時, 不是有一堆很激動的反戰人士嗎? 現在他們還會為伊拉克阿富汗激動嗎? 他們還會有興趣持續了解伊阿人民的處境嗎?

台灣特別適合 “聰明人” 過日子, 因為日子可以過得很輕鬆, 只要願意照某個主流文化過活, 不管是正義美名或實質利益, 都能到手. 就好像很多人喜歡談醫學倫理一樣, 談起溫馨大道理, 很爽, 很動人, 但醫界裏身邊那麼多明明白白、可惡至極的事, 卻照幹不誤或當做沒看見. 一分的工作從來做不到, 但講出來的話, 卻都是一百分的溫馨高調. 誰膽敢真的去執行那些理想, 誰就會第一個倒霉.

表面上喊知識知識, 彷彿知識很重要, 但實際上對知識對是非根本不當一回事. 所謂理想, 往往只是一種殺敵工具或獲利的籌碼. 人權也是, 大家喊人權人權, X 它爸的幾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在乎過別人的人權? 愛抹黑就抹黑, 愛侵犯就侵犯, 愛指控就指控, 信口開河, 道聽途說, 不知所云, 根本不把別人的名譽和權利當一回事, 根本不把人當人看.

如果是這樣, 我寧可我寫的東西拿去當衛生紙擤鼻涕, 也不願它成為一種菁英們捧讀取樂的身外物. 即便我寫的是一種 “數學” 也一樣, 數學式子本身雖與正直無涉, 但你依然只能以一種正直的方式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個數學問題.

每次有出版社說要幫我出書, 我就說算了吧, 我還沒有心理建設好, 我沒辦法忍受看到我寫的東西被擺在一種窩囊扭曲的環境裏, 被當成一種彷彿真的可以販賣的商品.

一個東西本身是無意義無價值、無從理解的, 除非是放在某個 “世界” 底下看. 如果不顧這個世界, 那我不知道一切白紙黑字有什麼價值? 如果沒有某種往日淚痕, 我不知道音樂要如何聆聽?

維根斯坦說, “對於一個當真的人寫的東西, 你不要輕易批評, 因為你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在批評什麼.” 同樣地, 對於一個當真的人寫的東西, 你也不要輕易說你了解, 因為你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根本不了解.

陳真 2005.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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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12　 中時晚報

口號治國

中晚社評

大概沒有多少人記得張俊雄的「8100，台灣啟動」了吧？或者，有誰知道游錫堃的「觀光客倍增計劃」，現在執行到哪裡了？更別說，其他一大堆的「拚經濟」、「拚治安」、「拚教育」…如今安在？沒有人追究，是因為大家早已習慣了──陳水扁總統曾經批評前立委林瑞圖說：「他的話如果能聽的話…」，當時阿扁罵人的這句話還有下聯，這下聯大約也可以形容人民對這個政府「口號治國」的感受。

因此，行政院長謝長廷提出申奧宏願的話題熱鬧個幾天就消退，也就不令人意外了，壽命如此之短，恰好證明這的確只能是個「話題」，說者無心，聽者也無意。大家隨便混。5年多了，每隔一段時間，政府就會揣一張菜單，告訴大家要推出這個大菜、那個大菜……。只要大家繳交菜錢若干，就可以大快朵頤一番，大家聽得垂涎三尺、乖乖掏完腰包後，一切就沒了下文，連望梅止渴的機會都沒有。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讓人民累積出兩種心態。第一是難以信任。經驗告訴人民，政府說的話、推出的計畫，從來沒有真正的實現過，因此，台灣人民像帕夫洛夫犬，一聽到扁政府又要「拚xx」時，本能的無法相信，畢竟受過太多次教訓了嘛，政府的話，誰當真抱著希望，誰就是跟自己過不去──所以，在聽到人們對申奧有不同意見時，謝揆真的不要動怒，狼來了喊三次，牧童都會失信於村農，扁政府多如牛毛、一事無成的偉大計畫還有什麼資格要人民買帳呢？

面對政府從未實踐的承諾，台灣人民還有第二種心態：所謂有夢最美、希望相隨，政府以口號養口號，久了之後，竟有不少人也開始依賴一個又一個的白日夢活下去，政府說拚這個，大家一陣磕頭如搗蒜，說拚那個，人們就一陣掌聲如雷…。愈來愈多人選擇做阿Ｑ，選擇逃避，選擇相信政府，是因為不能忍受夢醒時分的滿目瘡痍；在「泡沫共和國」裡，政府畫大餅，人民則靠此充飢。

政府口號治國，第二步自然就不能避免口水治人。因此，政府的政策已有了一定的公式：第一是先告訴大家政府預備要做某件事，通常這是一個非常動聽、主題正確、無可挑戰、振奮人心的口號，而且只有結論和願景，沒有過程，也沒有行動綱要，台灣政府擅長一步登天超越阿姆斯壯；其次，如果有任何人質疑、提出不同的意見和想法，很簡單，丟給他一頂「唱衰台灣」的大帽子，肯定像緊箍咒綑得他痛不欲生；不論什麼話題，一上綱到「愛不愛台灣」這個層次，那就都不必再多說了；５年來，政府已練成獨門的「愛台灣吸星大法」，任何事、任可路數的拳法，碰到了愛台灣大纛，只能武功盡失，謝謝再聯絡。

應付第二種人更簡單，政府只要口腔治國，繼續把泡沫吹大就好，反正人民也沒力氣去查核政府到底做了沒有？某次阿扁說他很喜歡一首西洋經典老歌：「Blowing in the wind」，難道，政府的承諾亦只能做如是觀？可嘆歲月如風，台灣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在風中迷失了……？大家還要再忍多久、等多久才能走出口號治國的迷霧呢？

Rorty 會講那樣的話,我一點都不意外;我對他的思想了解不多,但卻總覺得彷彿已經了解了他全部的思想.

底下是一年前寫的一封信節錄.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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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過 Rorty, 雖然沒留下什麼好印象, 但相信他是個努力思考的哲學家. 努力思考是好事, 但也是壞事. Rorty 認為自己是英美分析哲學強大壓力下的一個異類, 但在我看來,他和分析哲學家的區別似乎很細微, 幾乎不存在,頂多只能說一個純抽象,一個強調哲學的某種實用價值,但他們一樣都訴諸理性,而這一點恐怕才是分析哲學之所以是分析哲學的原因. 而 Rorty 自然也應該算是其中一份子.

我對 Rorty 印象不好, 原因主要也在此, 我對他之 "高度" 強調菁英和理性, 強調 intellectual power,特別是蔑視 "普通人"( 簡單說就是不懂哲學的人) 很反感, 而且,他的實用傾向太強, 反而讓我感覺intellectual 上很沒有味道.

維根斯坦也說哲學 "必須" 終結 (邏輯上的那種 "必須", impersonal 的那種必須), Rorty 也說哲學要終結, 但他的那種理性至上而且實用觀點一堆的哲學, 恐怕才是維根斯坦所厭惡且要終結的. (但 Rorty 卻也很仰慕維根斯坦)

總之,我很不喜歡 Rorty 就是了,一副什麼大思想家的姿態,很彆扭;問題是,我在他的思想中卻沒有發現什麼令人佩服之處.

陳真2004. 8.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