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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導師的諄諄教導 | 2005.03.30 11:22 | #

蘇格拉底

作者：高廣孚

　　古代，世界上有兩個偉大的教育家，在中國是孔子，在希臘是蘇格拉底（Socrates），兩人至今尚為世人稱頌不已。

一　一個歷史上的巧合

　　有人說，蘇格拉底和我國的孔子有若干相似的地方，甚至有人將他比做希臘的孔子，將他的學生柏拉圖（Plato）比做希臘的孟子。因為從若干的事實對照起來看，蘇氏和孔子確有多少類似之處。第一、他們倆出生的時代很接近。蘇格拉底生於西元前四六九年（我國周元王七年），恰當中國孔子死後十年的光景，兩人活的歲數幾乎相同，孔子享年七十三歲，死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即西元前四七九年）；蘇氏於西元前三九九年（我國周安王三年），七十歲的時候被迫服毒而死。第二、他們的容貌都談不上好看。我國的孔子名丘，因為他生來就有一個高聳突出的前額而得名，這一個不大相稱的面龐，談不上英俊和瀟灑；至於蘇格拉底的相貌，可能比孔子更醜。據威爾杜蘭在其所著「西洋哲學史話」（The Story of Philosophy）裏的記載，說他有光禿的頭，大大的圓臉，深陷的眼眶，寬闊而朝天的鼻子，活像一個挑夫;（註一）。有的書上更說他有一個便便的大腹，如此這般的一幅古怪相，再配上蹣跚的腳步，自然是夠難看的了。第三、他們生的時代也很相似。孔子適在周室式微的春秋時代，五霸跋扈，諸侯兼併，動亂頻仍，民不聊生，他寢不安蓆，栖栖遑遑，周遊列國，思所以行其道。蘇格拉底出生在雅典，當時的希臘半島，也是城邦（City-States）紛立的時代，較強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如果沒有外侮的入侵，各城邦間的紛爭總是繼續不斷。第四、他們都是偉大教師的典型。孔子那種憂道不憂貧的精神，和正人心闢邪說的毅力，深印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蘇格拉底在世時，經常批評政治，攻擊詭辯學派，那種至死不屈的精神，同樣深為世人所景仰。孔子的「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蘇格拉底終日苦口婆心教導雅典青年的熱誠，都不愧是古今教師的楷模！

二　幽默風趣的性格

　　蘇格拉底的家庭並不富裕，父親的職業是雕刻，母親是一個產婆。少年時期他曾抱著繼承父業的理想，一度學習雕刻，終因沒有興趣而中止。但喜歡研究哲學、天文和幾何。蘇氏的妻子名叫燦蒂柏（Xanthippe），頗有悍名。夫妻的感情並不和睦，因為這位大師終日坐在雅典的大街上，或在神廟前，和一般青年講學論道，既不要束脩，也沒有其他謀生的職業，從不關心自己的妻小。所以在妻子的眼光中，蘇格拉底是一個游手好閒，無所事事的人，是一個只帶回麻煩而不帶回麵包的懶蟲。蘇氏常自稱為「牛虻」，他的妻子也這樣叫他。牛虻是吸牛血的蠅子，她竟將丈夫比做家中的吸血鬼，平時夫妻間勃谿常起；可是每當燦蒂柏大發雷霆的時候，這位大哲學家總是默默的抗議，使強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據說有一次，在蘇氏仍作無言的抗議時，他的妻子氣悶不過，在盛怒之下，將一桶水潑澆在丈夫的頭上，這位大師只微笑著說：「我知道在陣雷之後，一定會有疾雨的。」
　　其實，他們夫妻的感情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壞，平時雖不免常有勃谿，但一到緊要關頭，夫妻的真情便會自然的流露出來。當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消息傳到他妻子的耳朵裏，燦蒂柏便痛哭不已，淚流滿面。到這個時候，這位哲人仍然很輕鬆的對他的弟子們說：「你們勸她回家吧！我一生最怕見女人流眼淚了。」她的妻子哭著說：「蘇格拉底，你是冤枉的呀！你不能無罪而死啊！」卻想不到他回答說：「我無罪而死，死得很光明磊落啊！難道要我有罪而死嗎？」
　　蘇格拉底是天生的幽默大師，無論在甚麼時候，他都能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當他面臨死亡的一剎那，他的弟子們都痛哭失聲，他仍然是妙語如珠，沖淡了不少的悲哀氣氛。有一位弟子勸他在臨死前換下那件破舊的長袍，他堅持不肯，同時說：「我生前即穿著這件破舊的衣服，難道穿著它，死後不能見上帝嗎？」他死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對克雷多（Crito）說的：「克雷多，我還欠阿克勤比斯（Asclepius）一隻雄雞，請別忘記還給他。」

三　勇者的畫像

　　蘇格拉底生時，雅典的思想界，詭辯學派（Sophists）的學說正在風行。他們對知識持徹底懷疑的觀點，對任何事物的真實性都不相信，而謂世界上沒有確實的知識；僅教人如何從事辯論，如何贏得辯論，但決定辯論的關鍵，恆不以真理為依據。詭辯學派在評斷知識時，常說吾人只有主觀的意見，而無客觀的真理。普羅泰格拉斯（Protagoras）是此派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曾說：「人為萬物的權衡（Man is the measureof all things）。」該派的理論要點，可綜括為三：(一 )以感官為知識的來源；(二)以個人為真理判斷的標準；(三)以懷疑為知識尋求的目的。他們對知識所持的觀點，可以說是非不明，真偽不分，對青年們的不良影響極大。
　　蘇格拉底對詭辯學派的攻擊不遺餘力，他曾批評說，詭辯派之領導青年，有如盲者引領盲者，焉得不同歸於盡呢？我國有一句俗話：「盲人騎瞎馬。」蘇氏的批評，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他要挽救墮落的人心，慨然以教導青年為己任，不怕危險，不顧譏辱，每天照例走到十字街頭或眾人聚集的地方，和一般青年人討論人生的種種問題。他痛詆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嘲罵貴紳與強豪，終於招致小人的忌怨。蘇氏崇奉貴族政治，和民主派的當權者阿乃德也極不相能；他信奉一神論，和雅典的多神思想也大相逕庭。在多種原因的湊合下，這位偉大的哲人終於鬥不過黑暗和罪惡而倒下去了。首先米烈多士（Meletus）控告他三種罪名：（一）侮慢本國的神，(一)信奉異端的神，(三)假藉教育手段以蠱惑青年。按雅典的法律規定，對於侮蔑本國的神，而信奉異端的神，應處死刑。可是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果有機會逃出國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錢贖罪。有的弟子勸他藉機逃走；有的弟子和朋友願意代他贖罪，都被他拒絕了。為了維護真理和正義，他表示不能這樣做，潛逃和贖罪等於向邪惡屈服。臨刑前說：「服從國法，是市民的義務。」於是這位七十高齡的大哲學家，為真理而殉難，在弟子們的嗚咽聲中與世長辭了。
　　蘇氏是西方智慧的代表，終生為維護真理而奮鬥，為教育青年而努力，和邪惡對抗，抱著寧死不屈的決心。我國孟子曾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些話蘇格拉底可當之無愧了。他堅持著正確的理想，勇敢奮鬥，不受威脅，不為利誘。雖不幸遭遇到悲慘的下場，而他的人格已光耀後世，他的聲譽已永垂千古。

四　思想和言論

　　古代希臘的哲學研究，可以說蘇格拉底是一個分水嶺。在他以前，從泰利士（Thales）開始，到赫拉克利特（Haraclitus）、巴門尼第斯（Parmenides）、畢泰格拉斯（Pythagoras）和恩庇道格拉斯（Empedocles）等人，都偏重宇宙和自然的研究，探討宇宙的根源，尋求萬物的本體，對於人生問題多未注意。到了蘇格拉底，才擴大了哲學的研究領域，開始注意到人類本身的一些重要的問題。他曾說，研究物質世界的構造和法則，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質，不能說沒有意義，但對於哲學家來說，該有比樹木、石頭和星辰更有價值的問題。這是些什麼問題？是心靈問題，是人生問題，是道德問題，是知識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片刻也不能分離的。蘇格拉底就這樣開創了人生哲學的新領域。
　　我們現在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哲學是人所發明創造的，最重要的任務應該是研究和解決人生的問題，但是幾千年來的知識發展，我們「知物」而「不知人」。目前，物質文明突飛猛進，住有摩天大廈，穿有呢絨綢緞，行有飛機汽車，並可到其他星球探險，到海底遊歷，新的發明創造，日新月異，光怪陸離，目不暇給。但相反地，人類的道德墮落，世風日下，物欲橫流，戰亂頻仍。科學支配了人性，邪惡湮沒了良心，所以羅素（B. Russell）說，人類仍受陳腐觀念的作祟，因而有種族的歧視和競爭。我們眼看著人類對本身問題的愚昧無知，徬徨失措，面對著三千多年前這位大哲學家的過人智慧，能不羞愧嗎？蘇格拉底常引用德爾斐廟（Temple of Delphi）所鐫的一句名言「知汝自己（Know thyself）」來告誡世人，實可為現代人類愚昧行為的箴規，陳腐觀念的藥石。

（一）知即德說

　　蘇格拉底一生沒有著作，他的言行和思想是靠他的弟子柏拉圖和齊諾芬替他記述流傳下來的。其中與教育最有關係的，是他的倫理思想。在道德理論方面，他屬於幸福主義者，也是哲學思想中最崇高的一部分。在倫理學中，他將「幸福」（Happiness）和「德」（Virtue）的概念分析得很詳盡，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蘇氏謂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但他所指的幸福，不專指快樂。他認為人類要獲得幸福，生活必須有節制，因為中庸之道（Moderation）為一切道德的基礎。從柏拉圖的「對話錄」（Dialogues）中證明，蘇格拉底的中庸理論並不是禁慾主義（Asceticism）。他所謂的幸福，並不是指物質生活的快樂，而是特別強調袪除心靈中的憂慮，和致力於知識的獲得。
　　蘇氏以智慧（Wisdom）統攝諸德，以「知即德說」（Knowledge is virtue）為其倫理學理論的主旨。他認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別善惡，在平時的行為實踐中，就知道為善去惡。沒有人會故意作惡的，因為故意作惡，可使他本身感覺不快。凡人的作惡，皆由於愚昧無知，所以智慧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惡。這就是蘇格拉底「知德合一」的理論張本，他把知識和道德二者，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了。
　　在他的「知即德」的理論下，他常認為：如果人們能夠徹底了解自己真正利益之所在，洞察自己行為的未來後果，批評並調和自己的慾望，針對更遠大的目標，將之從渾沌中導入更富於創造的和諧境界，那麼對受過教育而富有社會經驗的人，這種反省也許可給予他們以理想的道德標準；但對於那些愚昧無知的人，無法建立起他們的道德反省的意識，唯有用教育的力量，使他們不斷的追求知識，增加他們對是非善惡的判斷力，才能實踐善的行為。
　　他一生引導青年走上較大範圍的人生真理之路，以此真理來衡量一個真正人的生活。所以他說，良好生活的藝術，乃是藝術中的最高藝術。他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探求正確的個人思想以及正確的知識，重視日常道德上的各種問題。他坦白承認舊教育的變遷乃是不可避免之事；他探索著在教育上建立個人道德的新基礎，以代替為國家服務而訓練的老觀念。
　　我們了解，「知德」是道德教學的範疇；「行德」是道德實踐的範疇，道德重在實踐，只知德而不行德，等於不知。知德者可能行德，也可能不行德，若干學者倡導「知行合一」，事實上這是一個希望達成的目標，少數有高尚道德修養的人才能做得到，要求人人都如此，那只是一個理想。有人批評蘇格拉底的理想根本不能實現，蘇格拉底便說：「因為不能實現就壞嗎？假若一幅圖晝，畫著一個盡美盡善的美人，你能說因為並非實有其人，那張圖畫就是壞的嗎？最完美的理想，是批評實際的標準。」

（二）教育目的和方法

　　蘇格拉底是偉大的哲學家，也是偉大的教育家。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求至善和品德的培養及心理能力的發展；並以為教育的目的就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在求得至善，人類之所以能達到至善的境界，則在致力於道德的修養，以完成理想的人格。蘇氏承認客觀真理之存在，同時又主張自我努力的必要；前者為知，後者為德；知德合一乃蘇格拉底理想中的人格。他的用意在以道德為具體的間架，以知識為抽象的內容，而建立一表裏兼賅的體系。他以「友誼」、「勇敢」、「謙遜」等為道德之概念，而人格的擴大，即繫於觀念知識的充實。而「知汝自己」或內省（Insight），則為達到此教育目的之不二法門。
　　蘇格拉底和人討論有關問題時，常用詰問法，又稱蘇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這種方法有下列的幾種特點：……懷疑的，蘇格拉底認為一切知識，均從疑難中產生，愈求進步疑難愈多，疑難愈多進步愈大。由懷疑而引出問題，這不是表示蘇格拉底傲慢自大，或自命為智者；事實上恰好相反，蘇氏本是非常謙虛的。他常說：「我知道自己的愚昧，我非智者，而是一個愛智的人。」此外，蘇氏所謂「懷疑」是研究學問和討論問題的方法，別於古代希臘懷疑論者之所謂的「懷疑」；前者以懷疑為方法，作為探求真知的手段；後者以懷疑為目的，始於懷疑，而終於懷疑，結果則毫無所得。……是談話方式的，這是詰問法的第二特點。在討論時，採用談話的方法，以辯論為技術，而尋求真理和概念的正確定義。其真理的發現，是在討論和問答法中進行，所以有人叫這種方法為「產婆法」，為知識接生的藝術（The art of intellectual midwifery），以為知識原存於對方的心靈內，不過他自己因受其他錯誤的觀念所蔽，而沒有發現罷了。蘇氏自比產婆，從談話中用剝繭抽絲的方法，使對方逐漸了解自己的無知，而發現自己的錯誤，建立正確的知識觀念。這種談話也有幾個特點：第一、談話是藉助於問答，以弄清對方的思路，使其自己發現真理。唯在談話進行中，蘇氏則偏重於問，他不輕易回答對方的問題。他只要求對方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他以謙和的態度發問，由對方回答中而導引出其他問題的資料，直至最後由於不斷的詰詢，使青年承認他的無知。在發問的過程中，蘇氏給予學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蘇格拉底反詰法（Socratic irony）。第二、青年們要想學習，必與交談，由交談而建立友誼，由於友誼建立在雙方的情感基礎之上，這樣才有助於問答的進行。於是愛求知識和增進友誼二者，構成蘇格拉底方法進行中的基本要素。……;是概念的和定義的；他在問答中，想把許多模糊的概念找出正確的定義來。他常問：「何謂正義？」「何謂名譽？」「何謂德性？」「何謂道德？」「何謂愛國？」「何謂你自己？」蘇氏所最關心的，便是諸如此類的道德和心理學的問題。他這種堅持精確的定義，清晰的思想，及精細的分析態度，給雅典青年不少的助益。他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的教導，無非認為知識之目的是使概念獲得正確的定義。
　　蘇格拉底的整個方法，是啟發的（Heuristic），又可叫探求法（A method of finding）。經過歸納過程而歸結到一個定義。亞里士多德（Aristatle）曾說：「歸納和定義二者，恰可歸功於蘇格拉底。」……（註二）羅素則稱之為辯證法（Dialectic method）。不過他說，這種以問答尋求知識的方法，不是蘇格拉底發明的，巴門尼第斯（Parmenides）的弟子齊諾（Zeno）似乎早已用過了。（註三）即使如此，在古代希臘運用辯證法較為成功的人，則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而後者顯然是受前者的影響。

五　蘇格拉底思想的影響

　　蘇格拉底為古代希臘思想界開創了一個新紀元，如果沒有蘇格拉底的出現，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相繼成為希臘偉大的哲學家，實在大成問題。他三人在哲學上的成就，造成希臘文化的黃金時期。此時的希臘，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很相似。在我國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相繼出現，也構成了我國古代哲學的黃金時代。在其中儒家的思想是主流，由於儒家孔、孟、荀的繼起，奠定了儒家在中國數千年永傳不墜的學術基礎。
　　蘇格拉底的思想，對當時混亂的雅典思想界，有振聾發瞶的作用；蘇格拉底的人格，對於一般趨炎附勢的雅典公民，也有使「貪夫廉」「懦夫立」的啟示作用。
　　在哲學方面，他對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體系影響至鉅。他對後世的貢獻大致有三：
　　（一）對哲學方法的改進－建立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的初步基礎；
　　（二）是有系統研究知識條件的第一人－建立認識論（Epistemology）的體系；
　　（三）構成倫理學的體系－建立道德科學。
　　關於歸納法的發展歷史，在近代雖經培根（Francis Bacon）的倡導，始成為研究科學的重要方法，但不是說在培根以前就沒有人用過；相反地，這種方法早在希臘古代已經有人在注意和使用它了。蘇格拉底就常用這種方法。事實上蘇氏的詰問法，是「綜合」和「分析」相互為用的方法，本質上就是辯證法。這種方法對柏拉圖的影響很大，在他的對話錄中到處可以看得出來。柏氏以辯證法為建設概念知識的方法，而為思想的藝術，嘗稱辯證法包括兩個步驟：(一)綜合特殊而為一個概念；(二)分析概念而用於特殊。在思考的過程中，前者即是類化（Generalization），後者就是分類（Classification）。很明顯的，這是得自師門謫傳。
　　在認識論方面，蘇格拉底應屬於理性主義（Rationalism）。在古代，認識論之派別的劃分雖不比近代明顯，但從各哲學家們的主張中，可以找出其理論的淵源。例如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是理性主義者；伊壁鳩魯（Epicurus）和斯多噶學派（Stoics）應屬於經驗主義（Empiricism）；亞里士多德雖師事柏拉圖，但他在認識論上的主張，是走折衷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路線的。蘇格拉底認為知識的來源是理性（Reason），真實的知識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是形式的而非偶然的，是永恆的而非變動的。他在這方面的理論，近則影響柏拉圖；遠則對近代的理性主義者如笛卡兒（Descartes）、斯賓諾莎（Spinoza）和萊勃尼茲（Leibnitz ）等人均有莫大的啟導作用。
　　至於蘇格拉底的倫理學思想，對柏拉圖的影響更大，兩人都屬於倫理的幸福主義，柏氏在主觀上認為至善即幸福，在客觀上將善的概念看作和上帝相一致；認為人類行為的目的，應使靈魂擺脫肉體的束縛，藉德性與智慧之助，變得和上帝相似，以道德和智慧為幸福的主要因素。在這一點上，他與蘇格拉底的見解頗相契合。蘇氏以智慧統攝諸德，柏氏則將德目列為最高的四種－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不過他特別指出智慧在德性中佔最高的地位。但在實用方面，兩人的主張則稍異：蘇格拉底將實踐道德建基於功利主義或權宜主義（Expediency）之上；柏拉圖則放棄功利的觀點，認為道德應有其獨立的價值。
　　另外，蘇格拉底在倫理學上所持「中庸」的看法，對亞里士多德的啟示很大。亞氏認為人是理性動物，過著理性生活，追求至善的價值。至善的生活才有幸福，但幸福不等於快樂，快樂可隨著道德行為而來，而是道德行為的次要結果。這和蘇氏的觀點頗為一致。亞氏更認為良好的生活必須有道德的修養，對於道德的評價須賴合理的態度。所謂合理的態度，就是道德的中庸觀點，中立不倚，不趨極端，無過與不及（Excess and deficiency）之弊。例如勇敢在粗魯和怯懦之間，慷慨在奢侈和吝嗇之間，謙遜在羞怯和傲慢之間。所謂勇敢、慷慨、謙遜等均是美德，本身有其適中性和調和性，既不失之於偏激，又不失之於迂緩。因過猶不及，均與中道不合。顯然亞氏的中庸說，是導源於蘇格拉底的。
　　筆者認為蘇格拉底對後世的最大貢獻，是他首先樹立了西方偉大教師的風範。自西方歷史中看，教師工作從開始就不受人重視，雅典叫一部分從事教師工作的人為「教僕」。他們之中有的雖具有很好的學識，但卻屬奴隸的身分，平時伴送主人的子女到校讀書，回家後陪讀；即是自名為智者的詭辯學派者，也不過是到處流浪，全賴出售知識以餬口，根本不受人尊重。當前歐美的社會裏，仍視教師為教書匠，和其他的木匠、鎖匠一樣，教師和學生之間似乎純粹是一種金錢與知識的交易，一點也看不出像我國那種「尊師重道」的精神。但蘇格拉底則是例外：他很受青年們的敬仰。他的智慧，照亮了學生的心靈；他的勇敢殉道精神，為青年們樹立了守正不阿的楷模。
　　柏拉圖自二十歲起師事蘇氏，前後八年。蘇格拉底亡故時，柏氏才二十八歲，對於老師的死，由於愛莫能助，感到非常傷心。最後懷著一顆破碎的心，開始到各地遊歷。蘇氏的死，使他受刺激很大，因此他蔑視雅典的民主，憎恨無知的群眾，增強其對實現貴族政治的決心；他的名著「共和國」（Republic）的構想，可能在此時已開始在其心中孕育著了。柏氏因受蘇格拉底的陶冶，變成一個酷愛智慧的青年，他非常敬愛他的老師。他常說：「我感謝上帝賜我生命，成為希臘人而不是異邦人；賦我以自由民的身分而不是奴隸；使我生為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是我尤其要感謝上帝賜我生在蘇格拉底的時代。」柏氏這種尊師重道的熱誠，完全是受蘇格拉底的精神感召所致。因為蘇氏出身平民，生活刻苦，而且平易近人，熱情洋溢，加之幽默風趣，妙語如珠，故能使受教者如坐春風，自然潛移默化。

附　註：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chapt. 1.
Cf. Grote, Histary of Greece, Chapt VIII, p.5 78.
B. Russel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