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馬利亞—反恐戰爭中一場代價慘重的餘興演出
文章出處：英國衛報
文章原始發表日期：2011.09.11
過去三個月來，約有十五萬索馬利亞難民陸續抵達位於肯亞北方的達達布（Dadaab）難民營。這片凌亂擁擠的難民營，難民人口高達四十四萬人，稱得上是肯亞第三大城了，其中80%是婦女和孩童。許多人必須徒步跋涉100公里方能抵達。然而，這僅僅是關於索馬利亞饑荒外界所能看得見的部分；畢竟能逃出者只是少數，絕大多數受難者卻非電視攝影鏡頭及救援團體所能接近。這也因此是一場極易被世人所遺忘的災難。
根據聯合國「糧食安全與營養分析部門」（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nalysis Unit; FSNAU）的估算，直至年底，饑荒死亡人數將迅速攀升至七十五萬人。「里夫特谷研究機構」（Rift Valley Institute）的索馬利亞專家Mark Bradbury悲觀地指出，此一預測死亡人數是1990年代索馬利亞另一場饑荒死亡人數的兩倍之多。但他追問了一個關鍵問題：20年前的饑荒比這一次還嚴重，為何這回卻很可能造成高出甚多的死亡人數？
1980年代中期，衣索匹亞大飢荒過後，許多人信誓旦旦地宣稱，再也不能讓如此的災難重演。在那之後，全球投入大量資金，建立饑荒預測與監測系統。儘管非洲是一個容易產生糧食危機的地區，但25年前衣索匹亞所帶來的教訓卻是：自然災害例如乾旱，並不是造成饑荒的原因，人為衝突才是使得自然災害嚴重加劇的主因。
面對索馬利亞的災難，許多救援團體搥胸頓足焦慮自責，比方說「樂施會」（Oxfam）即指出，「這乃是世界各國政府集體失能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問題是，飢荒預測系統的確發揮了作用，早在一年前就已警告大饑荒即將來臨。再說，社會大眾的捐款援助亦頗為可觀—英國政府尤其積極，但為什麼此次糧食危機卻極有可能演變為索馬利亞史上最為嚴重的一場大饑荒呢？
上週，當聯合國公布預測死亡人數時，這新聞並沒有登上頭條。大家似乎都忙著做「九一一事件」十週年回顧。但長久以來，除了索馬利亞地區長期的觀察家之外，人們所持續忽略的一個重要事實就是：索馬利亞災難與九一一及反恐戰爭所形塑的美國外交政策有著密切關聯。日後，當史家回顧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索馬利亞歷史時，將會發現，索馬利亞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命運如出一轍，三者皆在美國的反恐政策下付出重大的人命代價。伊拉克的死亡是炸彈造成的，索馬利亞的死亡則是飢餓造成，但兩者都是美國侵略所引發之暴力極端主義所產生的後果。
國際救援工作最關鍵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中立」，藉以維持一種「人道空間」（humanitarian space），援助工作方能有效介入。而索馬利亞的災難恰恰是因為這樣一種中立原則早在九一一之後，便已被美國的外交政策所徹底破壞，而這也正是此次饑荒與1990年代饑荒兩者間的最大差異。在過去，各方交戰勢力尚且相信人道救援之中立性，但曾幾何時，所謂人道救援卻被視為西方政治策略的一項工具。於是，掌控索馬利亞多處地區的極端回教勢力「青年軍」（al-Shabaab），禁止大部分西方援助機構進入救援，「世界糧食組織」只好在2009年撤出索馬利亞，斷絕了成千上萬人們所仰賴的糧食救援。再加上救援工作者的不斷死亡，更迫使大部份援助團體陸續撤出，導致無人主持輸送糧食物資所須之龐大補給工作。
「青年軍」對於西方援助的強烈敵意，這陣子廣被媒體報導，輕易製造出一種非洲衝突乃是愚昧殘暴的刻板印象，但卻沒有對此巨大敵意做出解釋。唯一值得肯定的例外是曾經揭露美國情報局（CIA）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設置基地的美國記者Jeremy Scahill。（譯註：此一CIA基地乃是美國於2011年，為了拓展索馬利亞反恐任務而設立，負責訓練索馬利亞當地反恐情治人員和戰鬥人員。詳情請見作者所提供之文章連結。）Scahill 的報導，追溯了「青年軍」對於救援組織的敵意乃是如何根植於美國過去十年來對於索馬利亞的卑劣政治操弄。索馬利亞向來乃是美國反恐戰爭中的「餘興演出」（sideshow）—我刻意選擇了這樣一個字眼，各位不妨想想高棉的處境以及她在越戰時所受到的美國轟炸，或可理解。
（譯註：美國於越戰時因擔憂越南鄰邦高棉支持越共勢力，於是首先扶植一親美高棉政權上台，卻引發高棉內戰，促成反美共產勢力「赤柬」（Khmer Rouge）的興起。為了打擊此一共產勢力，美國轉而對高棉進行大規模轟炸，百萬生靈塗炭。）
反恐之始，索馬利亞這個不幸的小配角就被捲入一場更為龐大的全球反恐戲碼。原因是，當地只不過與基地組織有關的一小撮人，卻激起美國的焦慮，擔憂索馬利亞將成為阿富汗基地組織成員逃難的避風港。於是，就在九一一發生不久後，美國迅即凍結索馬利亞經濟最大的支撐來源與匯款機構al-Barakat的資產，使得許多人因此失去財富。另一方面，美國的反恐策略刻意將那些或有可能落入與恐怖組織有所連結的人手中的機構組織都給予污名化，這使得外來人道援助機構在與「青年軍」進行協商時更加困難重重。（譯註：作者提供之新聞連結報導了美國對「青年軍」之經濟制裁和禁運如何迫使「世界糧食計畫」於2009年必須停止對十萬索馬利亞饑童之援助。）
當美軍—及來自世界各國的隨隊新聞記者—侵略阿富汗及伊拉克並吸引了舉世目光的同時，美國位於吉布提（Djibouti）基地的秘密行動也在原已十分混亂的索馬利亞同步展開。在這過程中，地方軍閥及索馬利亞地方政府皆刻意誇大並充分利用美國對於基地組織之恐懼來遂行己利。在索馬利亞，美國的作法不外就是暗殺、威嚇或用無人飛機轟炸那些她視為敵人的勢力，同時在另一方面資助那些她視為同盟並可替她從事代理戰爭者。在令人眼花撩亂的複雜局勢變遷下，敵人很快就可以變成盟友，而盟友卻也隨時可能又成為敵人。索馬利亞現任由西方扶植上台的總統，就曾是美國所認定的敵人；2006年，美國支持衣索匹亞對於索馬利亞的侵略時，就曾一度驅逐其勢力。
「青年軍」之興起與美國在索馬利亞的錯誤政策有極大關聯。2006年，在歐盟的支持下，美國支持衣索匹亞侵略佔領索馬利亞，並對之進行空中轟炸，消滅了相對溫和、並且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唯一能帶給索馬利亞社會穩定的回教政權「伊斯蘭法庭聯盟」（Islamic Courts Union）。衣索匹亞與索馬利亞之間的宿怨，讓「青年軍」有機會得以利用國內蔓延的民族憤怒情緒來奪取權力。
Scahill嚴厲批評道：「過去十年來，美國的災難性政策，終究反而強化了那些她原本所欲擊潰的威脅。」更可悲的是，他指出，歐巴馬非但沒有中止所謂反恐戰爭，反倒變本加厲，不但授權進行各項符合美國利益的暴力行動，並「正常化」這些作為，即便其後果總是讓索馬利亞陷入更加劇烈的政治動盪亦在所不惜。
然而，大多數援助機構並不想和政治有更多牽扯，也因此，類似「樂施會」等機構寧可強調這是一場六十年來最為嚴重的旱災，也不願將矛頭指向美國或英國政府。「樂施會」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活動（譯註：非洲東方突出之角，主要為索馬利亞版圖），實際上便是接受了英國政府大筆的贊助。只有「無國界醫生」組織（Medecins Sans Frontieres）敢於公開批判美國政策，指其促使「青年軍」認為人道救援只是西方的一項政治工具，而實情的確也是如此，人道援助工作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正是如此被政治操弄利用。
戰爭中的餘興演出，照字面解，並非決策者或是理應監督政府之媒體所會關注的焦點。這種忽略，使得政策更加反覆無常，而且通常是未經深思熟慮的當下反應。美國的外交政策不但往往適得其反，而且也非常不負責任，其結果卻是，餘興節目反而比戰爭主秀還更殘酷，而這場悲劇卻屬於索馬利亞人民，正如同高棉當年落入「赤柬」手中並為之付出慘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