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韓政變(167)：一封公開信–致高雄市立XX幼兒園園長 (後記)
卡韓政變(167)：一封公開信–致高雄市立XX幼兒園園長 (後記)
陳真 2019. 09. 12.
底下要寫的這些，並非針對這位園長，只是以之為例，說明一種至少二十幾年來隨著所謂 “民主” 而盛行的現象。很多東西事關微妙，很難三言兩語，你只能綜合著讀，也許才能知道我究竟是在說什麼。
先說這位園長，當她公開製造了一種 “刻意不握手” 的印象事實之後，面對記者詢問，她卻表示之所以刻意不握手是因為 “打從心底就是不喜歡韓國瑜”。也就是說，她之不握手不但帶有個人好惡，而且事後還加以闡釋、宣揚。這時候，妳就不能怪記者胡亂報導、製造對立，因為這個帶有政治攻擊性的對立就是妳自己所製造。
不過，園長的例子畢竟不是一個好例子，因為她之所為算是很客氣了。但是，例子雖小，背後意義卻一樣重大。
法國有個哲學家叫做 Gilles Deleuze ，他在寫什麼我從不打算細看，恐怕也看不太懂。之所以不太懂，一大部份原因可能是在他身上，而非我之魯鈍。不過，曾經讀過他的一個想法，我倒是可以理解。這個想法我曾提過，用我的話來表達差不多是這樣：
一個人渣，大家都很堵爛，巴不得他趕快去死一死。可當他真的來到死亡邊緣，飽受痛苦之際，我們就忘記了他的各種卑鄙行為與身份，而只關切他是個 “人”，對之產生憐憫。可當他又悠悠醒來，又是一尾活龍時，我們便又想他是 “誰” 來了，”媽的，這個人渣！怎麼不趕快去死一死！”
而我要說的就是 “人” 這個原初狀態之基本重要性，而不僅僅是 “誰”。這就好比說醫生每天看病，眼前的每個病人理當就是一個個 “人”，而不是 “誰誰誰”。做為一個醫生，我不管你貧富貴賤，也不在乎顏色，甚至不管你的一切是非善惡，人渣也好，大善人也罷，統統都是處於 “人” 這樣一個原初狀態。
今天，哪怕是任何一個貪官污吏，倘若掉入海裏或遭到暴徒攻擊，我一樣會拼了命跳入海裏救你或甚至為你擋拳頭擋子彈，為什麼呢？因為在那當下，你是 “誰” 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你是一個 “人”，你會痛苦，會哀嚎，會難堪，會感到羞辱，會恐懼，因此而有著一種生命尊嚴的基本神聖性。即便是一個人渣的痛苦也一樣具有神聖的意義與價值不是嗎？我們不該連這樣一種原初狀態的基礎人性與人倫關係都要摧毀。
但是，過去這二十幾年來，台灣政治，特別是綠營一方，卻鼓吹一種變態的私刑正義，操弄方法是這樣：
先把某種僅僅只是屬於 “觀點” 或 “意見” 的東西給抬舉成一種絕對道德 (例如台獨，例如反核，例如公投)，然後，凡是沒有把它們視為絕對道德或絕對正義的人就是敵人；對於敵人，便可根據正義之名加以任何攻擊，完全可以不擇手段。簡單說就是你根本不用把他當成一個人，儘管用一切手段去摧毀敵人們的人格、名譽、尊嚴、工作及身體安全等等等，乃至傷害其家人也沒關係。凡是這麼做的人，就會受到主流社會的歌頌與稱讚。
我講得很文雅，但是各位只要想一想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攻擊實例就能明白，韓國瑜及其家人之一整年每天被抹黑就是一例。這樣一種變態的私刑正義往往相當卑鄙，因為它從來都不是以弱擊強，而是專門打落水狗，打擊少數異已或弱勢，就如同過去台灣人 (特別是年輕一代) 群起攻擊人數少得可憐的台獨，而如今卻群起傷害人數同樣少得可憐的主張統一者一樣。
這樣一種變態的私刑正義認為：只要我站在主流這一邊，只要我自認為是對的，我便可為所欲為。
這傷害了兩個東西，一是人性，傷害了我所說的人倫關係的原初狀態，傷害了做為一個人應有的生命尊嚴之神聖性，其次也傷害了一種基本秩序，比方說某種典章制度與禮儀規範或是文官體系等等等。
為什麼我們常說文官體系的中立價值很重要，因為它是一個文明社會之所以有可能運作的基礎。這樣一種基礎或中立性一旦摧毀，其實就等於摧毀了一個社會，而這就是民進黨長年以來所鼓吹的所謂 “民主自由”，鼓勵任何人根據某種主流顏色去傷害任何少數異己，然後說這就是正義。
例子說不完，但我可以舉三個曾經說過的反例：
一，大約三十年前，我的好朋友翁金珠老師好像是當立委 (民進黨)。有一天，她跟我提到說她帶了一些學生去立法院參加一個好像是反對高學費的公聽會，會議中也有教育部官員參加。翁老師說，那些她帶去的學生講話態度很囂張跋扈，很不客氣，罵官員像在罵狗一樣。翁老師很生氣，就反過來罵這些學生說 “你們怎麼可以用這種態度對人、特別是對長輩講話？”
我聽了很感動，因為我相信這事很重要，它很微妙，但很基本，它就像浴盆裏的小嬰兒，在伸張所謂正義的同時，我們應該把髒水倒掉，但不要連嬰兒也一起倒掉了。
二，1987年解嚴前後，我曾經在黨外雜誌義務工作兩三年。有一天，高雄有個群眾抗爭。我既是記者也是參與者。那一次，群眾逮到一個人身上偷帶相機，認定是特務，於是一群人馬上把他包圍起來，對他動粗。我清楚記得當有人往他臉上揮出第一拳時，那個特務的眼角隨即裂開，湧出一股鮮血。我一直記得他極度驚懼的眼神。接著便是群眾一擁而上的拳打腳踢。
群眾都認識我，我大聲叫大家不要打，但是沒有人要聽我的，情急之下我就抱住那個特務，用背部幫他擋拳頭，同時幫他擠出一道空間，讓他脫逃。他像飛一樣地逃走了，連相機都不要了。
事後，我寫了一篇報導，但我沒寫我掩護他逃走的這一段，我只文謅謅地寫說，”當他眼角湧出一股鮮血時，映照著熾熱的陽光，感覺異樣地刺眼”。雜誌社老闆事後責怪我怎麼寫這種 “同情特務” 的文章。我沒有回答。他要是知道我在現場還替特務挨揍、幫忙逃走，恐怕會懷疑我是不是也是特務。
可是，在那當下，他就只是一個 “人”，一個陷入極度驚孔、滿臉鮮血的人，我不幫他要幫誰？ 其實，與其說我幫他，不如說幫我自己，幫每個跟我一樣具有基本生命尊嚴的人。
不久之後，進入九零年代。所謂 “民主” 越來越興盛，越來越囂張跋扈，我也越來越不習慣，於是就離開了黨外雜誌，慢慢也離開了黨外圈子。
三，1995年，我考上公費留學。1997年7月1號，香港回歸祖國那一天，我卻飄洋過海來到英國。考上公費留學出國之前，被迫必須接受教育部的 “訓練” 與 “講習”，連怎麼吃西餐也要教，一連幾天的課程。營隊結束那一天，教育部官員說會有個晚會，要我們準備些才藝上台表演，表演給連戰等高官看。
那時候，連戰和李登輝正聯手競選總統與副總統，聲勢很高，勢必會當選連任。一聽到連戰要來，我就問教育部官員說我可以不參加晚會嗎？官員回答說不行，還威脅說我若不參加，有可能會被取消公費留學的資格。我頓時陷入天人交戰，一方面我不想要假裝友善地面對連戰等人，另一方面我也怕因此失去全額公費留學的資格。
後來，我還是決定不參加晚會。我不但不參加，我還立即在好像是中國時報上寫了篇文章說，連戰不應該利用身為副總統的身份來公費留學生的晚會上拉票。沒想到，文章登出後，媒體竟然自行 “引申”，報導出一些假新聞，說我當眾在晚會上拒絕和連戰握手。
很多綠營的人看了報導，跑來跟我說我很勇敢。我只好一再否認，此事完全子虛烏有，我根本沒去參加晚會，更不是那種會當面給人難堪的人；我沒那麼沒出息。我若真的要挑戰連戰，就會在其它適當的場合，以其他適當的方式進行，絕不會在一種與政治不相干的晚會上以搞偷襲的方式讓人當眾難堪；我不知道那樣做有何意義。
我反對的又不是 “他”，而是他當時所代表的政治意義及行事作風，我在留學生晚會上去傷害 “他” 幹嘛呢？人家如果公開要跟我握手，我不會去傷害對方這樣一個基本的善意，哪怕它只是一個形式，因為維護這樣一個形式或禮儀十分重要。韓國瑜就算看妳不順眼，他還是一樣得低頭哈腰對妳鞠躬致敬、頒獎給妳不是嗎？難道我們應該期待雙方都各自發揮一己好惡來互相找機會羞辱對方？
但是，台灣這二十幾年來卻不斷鼓吹傷害少數異己，歌頌這樣一種病態的私刑正義，視之為英雄行徑，真是很可恥，很沒出息。因為，藉著主流媒體之優勢，打的全是落水狗；你怎麼不在蔣介石的年代，公開拒絕跟蔣公握手試試？
這樣一種病態的私刑正義，反映了人性中極其可笑卑鄙的一面，非常窩囊無恥。你看，市面上一大堆所謂社運，所謂抗爭，所謂學運，搞的往往就是這一套沒出息的打落水狗把戲；打完之後，掌聲雷動，媒體歌頌。請問天底下有這麼廉價的社運嗎？有這麼好康的學運嗎？那不叫運動，那叫做主流動員打落水狗。
我常想起這樣一個極端畫面：John Pilger 在 “打破沉默：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然展開” (https://palinfo.habago.org/hegemony/打破沉默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然展開/) 中提到，當利比亞領導人達格費被美軍拿一把軍刀捅入肛門抽插旋轉，「雞姦」而死時，希拉蕊在銀幕上及時觀看這一幕，竟然興高采烈非常開心地大喊著：「我們來了！我們都看見了！這傢伙死了耶！」
如果你能理解這一幕之可悲，也許就能理解我在說的什麼原初狀態。今天，就算是真正惡貫滿盈的希拉蕊都不應該遭受非人待遇，都一樣具有生命的基本尊嚴。
很多傻蛋也許會說，那你怎麼可以寫文章罵比方說郭台銘或柯文哲是混蛋人渣？對於這種傻到爆的質疑，我只能說，你真的看不出來裏頭的差別嗎？寫文章罵人是一回事，公開偷襲式的羞辱又是另一回事。前者之開罵，必然指涉對方之特定卑劣言行，而且不會使人當下措手不及而當眾出醜，後者卻存心只是想使人無端受辱。
而且，我罵人都會讓對方知道，比方說我會把罵人的文章用email或信件寄給當事人。目的就是要讓對方知道：如果你要去告我，讓我去坐牢，我是願意付出代價的。我希望彼此儘可能是在一種公平的位置上，而不會利用你沒法翻臉的公開場合來羞辱你，使你難堪，而你卻又不能對我惡言相向。
這些道理，在我看來極端重要。因為那不僅僅是 “一種” 正義，而是一切事物與文明、一切善惡是非之所以能成立的基礎與共識，比九二共識還更加重要一百萬倍。我不認為這個文明的基礎、生活的基礎、人性的基礎之原初狀態是一種透過協商而產生的人為共識，它理當存在我們的共同人性之中；毀了它，其實也就等於毀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