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被語言所淹沒(2)

大地被語言所淹沒(2)

陳真

2024.01.13

同學，沒事的，我沒說你批評個人，而是說你把ICC和聯合國說成美國御用圖章，說成西方走狗純粹遠離事實。

事實是，美國把它們視為眼中釘，尤其是當美國與西方勢力日益衰退之際，對於這類國際組織的怨念更深，因為再也無法一手遮天。

任何組織當然都由個人組成及運作，誰接到美國或以色列的案子誰倒楣，因為他將很難依法論法，除非他不要命了，否則必死無疑，毫無懸念。或者是，除非他夠大牌，地位夠高，或許才能免於死劫，但依然活罪難免。

就連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個體戶，尚且一輩子得承受萬箭穿心的無數折磨與傷害，箇中痛苦，外人根本不可能想像，更何況承接國際大案的法官們。你能期待他們怎麼樣？

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美、以走狗，更不意味著其組織只是美國的御用爪牙。輕率把一個組織莫名其妙汙名化，是完全昧於事實的。輕率的道德指控更是離譜。

我們要進行任何道德指控的前提是: 我自己得先做到我所用以衡量各種人事物的那些道德標準。

我所言只是一些基本事實與常識。

我舉我創立的CARD(反種族歧視運動)為例，意思也是一樣。當我們要對某個組織進行任何道德批判或道德期許時，首先，你得合乎基本事實。

再者，你得先做到你所要求的極端道德標準，不怕死，不怕滅門，不怕栽贓抹黑人格摧毀。

問題是，即便你是個烈士或聖徒，依然也只是對於他人的某種極端道德要求的一種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今天，就算我付出一萬分的代價，我也不敢期待、更不應該期待別人跟我一樣付出家破人亡的慘痛代價。

我對那些動不動就炫耀自己的所謂苦難並且採取一種好像多麼神聖、高高在上的道德姿態的政治人物（恕我不敢舉例），有說不出的厭惡。

苦不苦難畢竟是你家的事，就算當烈士也一樣，那都只是你的一己造化，你的選擇，它不應該成為一種道德勒索。

對於基本人性的尊重，在我看來無比重要。基本人性必然有它自私的核心，有它的利害考量，甚至有著某種程度的虛榮，我對這一切關於人性的軟弱面，始終脫帽致敬，心存憐憫。因為我自己也跟所有人一樣，同樣也需要這樣一種尊敬與憐憫。

至於我舉我成立的反種族歧視運動（CARD）為例，只是要說明類似這樣一種基本道理。當時，很多學者或研究生對於CARD意見好多，拋頭顱灑熱血，消滅帝國主義什麼的，講得很好啊，那我派你去做要不要？我很樂意看到你去包圍英國白金漢宮啊，我很樂意看你去聯合國廣場外召開記者會，發表一篇全球反種族歧視宣言啊，我很期待你串聯各弱小國家的留學生，看是要罷課或佔領校園或阻擋軍事基地通道，我都樂觀其成啊。你有這麼多這麼好的建議與道德期許，幹嘛不去做卻認為我應該去做呢？

1998年CARD成立時，有個人主動跑來劍橋找我，陸續還邀集了許多留學生及學者，後來還邀請我在倫敦大學某個小教室做了一場關於種族歧視的演講。演講結束後，回劍橋途中，我的三個台灣好友就在路邊被一群英國人攔下圍毆，打得鼻青臉腫。

去演講之前，我收到一位匿名英國人的恐嚇信。我一開始以為這場攔路圍毆只是一場偶然的意外突發事件，後來慢慢發現，這應該是一種針對我的強烈警告，拿我的三個好朋友當替死鬼。題外話。

當年，1998年，邀請我參與各種聚會，邀請我演講的人叫做黃國俊，他就是蔡英文假學位的核心人物，在英國似乎頗有地位。

黃國俊大概大我七、八歲吧？還很年輕，三年前卻英年早逝。他其實對我很好，我對他並無惡感。他也知道我的黨外經歷，十分尊重。

但我一直記得第一次見面時，現場還有許多與會者，他卻第一句話就批評說 “CARD缺少vision（視野）”。

我一聽就笑了，無言以對。我心裡想著，你這麼行，這麼有vision，你來做給我看啊。

高達很喜歡 Elias Canetti 的一句話：”The earth is asphyxiated by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簡單說就是”大地被語言所淹沒”。

我也很喜歡這句話。我明白這句話有它更深刻的內涵，類似一種維根斯坦式的語言觀與宗教觀。但是，就它的粗淺意義來說，我們往往說得太多，卻做得太少。

任何意義終究是做出來而不是說出來的。說，誰不會？大家都很會說。但是，做卻很少，尤其是我為你狂、以命相許者，更是世上少有，十分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