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記憶的荒漠上（《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代序）

http://www.ohistory.org/newsdetail.aspx?id=254

寫在記憶的荒漠上（《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代序）
撰文：劉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紐約第六大道上的國際攝影中心，地處曼哈頓腹地，與時代廣場為鄰。不久前，這裡舉辦了一次引起巨大反響的展覽，叫做“來自墨西哥的手提箱——卡帕在西班牙內戰的攝影負片重現人間”。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是舉世聞名的匈牙利攝影師，他的名字與西班牙內戰、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以及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密不可分，尤其是他在1936—1937年期間拍攝的那些戰地影像，曾為紀實攝影譜寫了一曲不可磨滅的篇章。為了配合這個展覽，2011年春，國際攝影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與哥倫比亞大學聯合舉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題為“中國與西班牙1936—1939：羅伯特‧卡帕與全球人民陣線”。會議的前一天下午，菲利普斯為與會者安排了一次特別活動，他把我們帶入國際攝影中心的大樓，讓大家參觀檔案室內部的卡帕攝影收藏。

那天下午，最讓我感到震撼的，倒不是卡帕在西班牙拍攝的那些原版照片和底片，而是攝影中心檔案室裡保存的另一批攝影作品。我由此了解到，卡帕離開西班牙之後，他隨同伊文思的攝影小組輾轉來到中國。當時的南京已經淪陷，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卡帕雖人在武漢，但心中想的是去延安，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百般阻撓，他的願望並未實現，不得不在武漢滯留了一段時間。他在武漢期間拍攝了一批令人難忘的紀實照片，生動地記錄了1938年國共兩黨合作、台兒莊戰役以及武漢保衛戰的很多歷史畫面，這是一批珍貴的歷史圖片。

第一次見到鄒寧遠和倪慧如夫婦，就是在參觀卡帕圖片檔案的那天下午。在此之前，我偶爾讀過一篇有關他們的書評，由是對兩位作者產生了敬意和好奇：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這兩位台灣出身的旅美華裔科學家，歷盡十年，八方求索，最後完成一部與科學無關的書稿？書名叫《當世界年輕的時候：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1936—1939）》。說起來，這是一本很不尋常的書，它其實在我們記憶的荒漠上豎起了一塊紀念碑，將一些人們從未聽過的名字——那些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志願者和繼而奔赴抗日戰場的外國人——永久地銘刻在後人的心中。

西班牙國際縱隊里居然也有中國的志願者？這件事聞所未聞。

讀到了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第一版《當世界年輕的時候》（繁體字版，原書名《橄欖桂冠的召喚》）之後，我才了解到，原來國際縱隊裡曾經活躍著一批華人志願者。這些人義無反顧地投入了20世紀30年代那場慘烈無比的反法西斯戰爭，其中幾位倖存者後來回到中國，旋又奔赴延安，參加抗日。也是從這書裡，我才知道，像卡帕、伊文思以及白求恩那樣從西班牙戰場轉戰到武漢或延安的外國志願者，其實不在少數，這些國際主義人士——尤其是歐洲、印度、印尼的醫生——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都有貢獻，但除了白求恩和伊文思，其他的名字我從未聽說過。慚愧之餘，我心中也升起一些疑問：為什麼事隔八十年之後，才有人把這些故事發掘出來，整理出版，將那些英烈的名字載入史冊？這裡讓人詫異和不安的是，為什麼從事這項工作的人不是中國自己的歷史學家，而是兩位與史學界毫無瓜葛的旅美華人，是不是我們的歷史記憶出了大問題？

經過攝影評論家鮑昆先生以及各方人士的努力，現在《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一書的簡體字版終於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使國內讀者有機會對那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當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四處猖獗的時候，當歐美各國的法西斯主義再次抬頭的時候，我認為，這本書具有警醒人心的意義。

倪慧如和鄒寧遠這兩位作者為了探尋國際縱隊裡的華人志願者的踪跡，曾多次自費旅行到荷蘭、法國、捷克、德國和歐洲的其他國家，他們也來到中國，走訪這些人中的倖存者、遺孀和朋友。兩位作者一共考察了十三位有名有姓的華人志願者的生平故事，非常遺憾的是，還有幾十位奔赴西班牙戰場的華人誌士，沒有留下任何線索，甚至蛛絲馬跡。不過，即使僅僅讀這十三個人的故事，也足已讓我們對這批國際主義戰士生出無限的敬仰。這些中國志願者來自世界各地，他們中有從中國出發的，也有從法國、荷蘭出發的，還有從美國出發的，來到西班牙之後，被分配在不同的國際縱隊，與來自五十多個國家的志願者並肩戰鬥。一個名叫陳文饒的廣東人，從紐約來到西班牙，加入林肯兵團。這個快樂的小伙子在戰場上受過傷，他戰死在西班牙的時候，年紀還不滿二十五歲。四川人謝唯進——化名林濟時——西班牙內戰爆發時，身在瑞士，他當時已在英法德幾國留學和工作了十七年。謝唯進把年幼的兒子託付給身邊的朋友，從瑞士來到西班牙戰場，進入了奧地利軍團機關槍連，擔任士官。戰敗後，謝唯進被關進法國的集中營，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返回重慶，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從事秘密地下工作。其實，像有陳文饒和謝唯進這種經歷的人，在西班牙的國際縱隊中並不少，他們都是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

在內戰的西班牙，加入國際縱隊的志願者共有四萬多名。他們來自五十三個國家，言語不通，膚色不同，但是為了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義鬥爭，為反法西斯事業走到了一起，一起流血，一起犧牲。這些志願者的國際主義精神將永遠在歷史中熠熠生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令人惋惜的是，“二戰”和冷戰造成的陰影，竟使西班牙內戰的重大意義始終未能突顯出來，也對我們了解國際縱隊的志願者和法西斯的歷史造成一定的影響。舉一個例子，在美國，凡是進過國際縱隊林肯軍團的倖存者，後來都被視為共產黨赤色分子。雖然“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國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戰，但在“二戰”期間，從林肯軍團退役的老兵在美軍服役時，始終受到排擠和監督，許多人在50年代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候還遭到政治迫害，影響終身。 《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一書中提到了一個小細節：60年代有一位西班牙青年，由於他捲入秘密地下組織，反抗佛朗哥統治，身份被暴露以後，一度逃往海外，來到美國。這個青年到了美國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當年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國際縱隊的成員，幾個星期後，他找到一位名叫約翰的前林肯縱隊的志願者。見面時，他發現約翰眼裡充滿了壓抑和恐懼，這與他在西班牙從事地下秘密工作時經常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樣，不由得感到十分震驚。不僅如此，見面後約翰對他的反應相當冷漠，不斷地追問為什麼要來找他，後來經過了幾個晚上的長談，兩人之間的誤解才得以消除。

人類歷史上戰爭頻發，內戰無數，但只有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才如此震驚了全世界，來自五大洲的進步青年、工人、醫生、作家和知識分子紛紛奔赴前線，去援助在法西斯暴力摧毀之下的西班牙共和國。海明威、奧威爾、卡帕、詩人奧登以及白求恩都在其中，他們是一些我們熟悉的名字，但還有更多的名字我們並不熟悉。多數的志願者平生第一次拿起槍，在蘇聯教官的指導下，與裝備優良的國際法西斯聯盟進行抵抗。可以說，發生在西班牙的那場戰爭既是一個國家的內戰，也是一場全球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因為在當時，威脅西班牙共和國生存的力量不光是西班牙的佛朗哥叛軍，而且還有扶植佛朗哥右翼勢力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這些法西斯政權出動了近十萬官兵，使用最先進的戰爭機器，在西班牙預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烈。他們在這里首次使用了飛機轟炸坦克的戰術，發明了對不設防城市的反人道的大規模轟炸——這種地毯式的摧毀性的空襲是人類戰爭史上的第一次。

畢加索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創作的大型畫作《格爾尼卡》，就是對納粹戰爭機器的一個強烈的抗議。格爾尼卡——這個西班牙的巴斯克小城——在納粹德國的地毯式的空襲之下，遭到了徹底的摧毀。 1937年，畢加索受到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委託，為巴黎世界博覽會的西班牙區創作一個巨幅壁畫，《格爾尼卡》應運而生。令人感慨的是，在長達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畢加索的《格爾尼卡》一直流亡海外，直到1981年才返回西班牙，在馬德里的索菲亞王后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安家。多年前，我來到這個博物館的《格爾尼卡》展廳，在那裡徘徊良久，看到了畢加索當年為準備這件作品時畫的五十多幅素描小稿，又一次深切體會到西班牙內戰給人們留下的傷痛記憶。

西班牙擺脫君權統治，首次建立西班牙共和國，是很晚的事，發生在阿方索十三世退位的1931年。在當時，西班牙共產黨和社會黨贏得了國會的多數席位，新政府實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但在1933年國會改選時，右翼保皇派掌握了議會的多數席位，新上任的政府對工人罷工展開了血腥鎮壓，死傷下獄的工人民眾達幾萬人。然而在1936年再次改選時，情況又發生巨變，共和黨左派、社會黨以及共產黨組成的聯合陣線在西班牙議會選舉中大獲成功；左翼政權上台後，特赦了所有的政治犯，加速土地改革，推廣全民義務教育，企圖實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這些改革動搖的是舊日的權貴，教會勢力、右翼長槍會和遺老遺少的特權，引起了特權階級的恐慌，最後導致佛朗哥將軍在1936年7月發動了法西斯政變。

西班牙內戰的前前後後真是一言難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子裡，民主和自由的呼聲主要發自於左翼陣營，在很多國家，右翼法西斯是壓制民主和自由的力量，這和“二戰”後由於冷戰所形成的世界格局完全不同。當佛朗哥為推翻由民主選舉產生的西班牙共和國，聯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鎮壓本國人民的時候，歐美國家不僅一味姑息佛朗哥，並且對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軍事干預袖手旁觀，同時，英法簽署“不干預協定”。美國政府的中立，客觀上只對西班牙共和國一方實行武器禁運，而美國的石油企業、汽車公司和軍火商卻為佛朗哥運送了大量的汽油、卡車和彈藥。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西班牙共和國的民眾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僅僅得到蘇聯、墨西哥和國際縱隊志願者的幫助，以及各國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道義支持。

德意兩國參戰西班牙猶如拉響了警笛，很多人對法西斯的對外擴張產生警覺，預感到世界大戰可能會再次來臨。加拿大的胸腔醫生白求恩當時敏銳地註意到：“法西斯從德國和日本開始，現在已經到達西班牙，他們無所不在。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們阻擋下來，世界就會變成一個屠宰場。”1936年，白求恩毅然放棄在加拿大行醫的優厚待遇，不遠萬里趕到馬德里，為國際縱隊組織流動輸血隊；幾年後，他又不遠萬里轉戰到中國，率領加拿大和美國醫療隊參加這裡的抗日，直到獻出自己的生命。我從小就會背誦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但毛澤東為什麼說白求恩是“一個純粹的人”，我其實沒有真正懂得，今天才有所領悟。 《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一書的作者還告訴我們，像白求恩一樣參加西班牙國際縱隊，後來又轉赴中國抗日的外國志願者，還包括印尼華裔醫生畢道文、德國醫生白樂夫、保加利亞醫生甘揚道、印度醫生愛德華等二十多位醫生和護士，他們每個人的故事都會讓讀者看後唏噓不已。

我相信，讀者可能更有興趣了解有關國際縱隊裡的中國志願者的故事。這些人從哪裡來，後來上哪兒去了？他們當中有些人的經歷非常奇特，比如像大字不識的劉景田和他的工友張瑞書，他們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歐洲協約國從山東招聘到法國，加入了將近二十萬人的華工隊伍，為協約國最後贏得“一戰”立下了汗馬功勞。戰後絕大部分華工被遣送回國，少數人留在歐洲，劉景田和張瑞書成為法國雷諾汽車廠的工人和工會組織者。西班牙內戰剛一爆發，他們就報名上了前線。

另一批華人志願者是有長期留學和在海外工作經歷的知識分子和工程師，在這裡，我不能不提一下湖南人張紀。張紀從上海復旦中學畢業，1918年赴美留學，他先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學，隨後轉入明尼蘇達大學讀礦冶工程，大學畢業後在奧立佛礦場公司找到一份工程師的位置，一心想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 1929年10月，華爾街的股票市場突然崩盤，引發全球經濟大蕭條，同時也將張紀的美國夢打個粉碎。 《當世界年輕的時候》一書的作者發出如下感慨：“本來他是一個往上爬的中產階級，然而工廠一張薄薄的解僱單，使他一夜之間跌落成無產階級，像千百萬失業者一樣，他嚐到了飢餓寒冷的滋味。”幾年後，張紀毅然決定參加西班牙的國際縱隊——當時很多美國人不顧政府的警告，冒著諸多風險跑到西班牙參加林肯縱隊，這些人在大蕭條的經歷和張紀很類似。

讀完這本書，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激，也對兩位作者產生了更多的好奇。在紐約那次“中國與西班牙”的會議碰面之後，我再次聽到他們的消息是在2011年的夏天，準確地說，是在6月22日。那天，我忽然收到倪慧如的電郵，她寫道：“寧遠昨日啟程，已抵達希臘。過兩天，他們要與其他船隻會合，組成’國際自由船隊’向加沙挺進。我自己留在美國。船上的人面對真實的危險，但他們下決心挑戰以色列對加沙的封鎖……”我當時在北京，發現鄒寧遠參加的那次行動在國外媒體上有大量的報導，但國內並沒有傳播。三十四名有良知的美國人——包括著名作家愛麗絲‧沃克爾（Alice Walker）以及一位八十六歲高齡、“二戰”時進過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不顧美國政府和希臘政府的阻撓，與二十個國家——西班牙、加拿大、瑞士、愛爾蘭等——的十一個船隻聯合行動，試圖突破以色列政府對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鎖。鄒寧遠所在那條美國船名叫“無畏的希望”（諷刺地借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話），上面載著上千封美國人民寫給巴勒斯坦人民的信。聽到這個消息後，我為寧遠的人身安全捏了一把汗，因為前一年沖擊加沙封鎖線的那次“國際船隊”的行動中，就有九人在以色列特種兵的暴力下喪生。後來得知，希臘當局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下，在海上劫持了“無畏的希望”，不僅扣押了船隻，還對船長提出了法律訴訟。那次行動沒有獲得成功，但幸而也無人喪生。

我不由猜想，倘若倪慧如和鄒寧遠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無疑是最早報名參加國際縱隊的華人志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