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精神醫學幾時休？（No. 3）

陳真 2003. 7. 20.原載哈巴狗電台

如果那些什麼「學者專家」講的真的有道理，為什麼要處分這些監獄官員？為什麼以後要「低調」？「為了社會大眾安全」，以後應該更高調才對，這樣才能把那些心裏有七成邪念的人統統抓出來不是嗎？

我真好奇，這種「七成再犯率」究竟是怎麼計算出來的？是哪個天才醫師發明的？太「自由心證」了吧？！這些專家應該告訴我們，這種八卦精神醫學，這種「七成再犯率」的說法，究竟有幾成的可信度？

我們要不要真實呈現自己內心的某種念頭，極大程度當然還是由自己所操控。我如果不把我想偷看陳水扁洗澡的邪念講出來，誰偵測得到？不要跟我說什麼現代醫學進步，醫學再進步也還沒「進步」到這麼恐怖的地步來。如果哪天真的「進步」到這種地步，我看候選人參選之前得先一律強制分派到精神科來住院檢查，看看他們有幾成的「愛錢率」加幾成的「權力慾」，凡超過七成者，一概不得參選；而且為了社會大眾著想，最好直接槍斃。

好吧，就算你進入科幻世界，就算讓你醫學真的「進步」到這種地步好了，七成的「愛錢率」，也仍然不等於七成的「貪污率」；七成的「權力慾」，也仍然不等於七成的「獨裁率」。

「愛錢」或「愛權」，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心理現象，但是，「貪污」或「獨裁」卻是一種社會概念。同樣地，「性慾」或許也是一種心理現象，但「強暴」卻是一種社會概念，兩種概念之間有一道鴻溝，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師們卻直接給跨了過去，把兩類概念給等同起來。

但他們怎麼可能知道一個人會有什麼樣的生活遭遇？怎麼可能知道在那複雜綿密而微妙的無數個人互動和社會情境中，一個人會做出什麼反應？再愛錢的人，也不會一看到銀行就跑進去搶吧？為什麼要把心理方面的某種評估或猜測，說得那麼篤定和煞有介事？

我想這些學者專家不是故意要胡說八道，他們只是不敢犯眾怒，只好犧牲他人，求個自保。自保總得提出一套說詞，所以才會有這種稀奇古怪的什麼「七成再犯率」的說法，比上帝還厲害。上帝可以直接透視人心，但是，就像維根斯坦說的，就算上帝可以透視我們的心靈活動，祂也沒辦法說某一段腦電波就是某一種思想的「證據」。

連「思想」都這麼難以偵測或預測，更何況是預測一種純屬社會概念的犯罪行為。我們儘管知道某某人「很愛錢」（一種「思想」），愛得不得了，但卻無法說他將犯下貪污罪或強盜罪。難道愛錢愛得要死的人，就不能當銀行員？更何況我實在不知道這個什麼「七成再犯率」，跟他能不能上大學有什麼關聯。

當了三年的醫生後，我寫了一本厚厚的、圖文並茂的精神醫學講義給自己看。那時候，常跟同行大力「呼籲」一件事，可都沒有人當它一回事。我的「呼籲」是：

「精神醫學應該在它的『營業範圍』上有點自覺和限制，有所為，有所不為；該講的講，不干己事的就不要講，不要超出專業範圍，不要老是撈過界，甚至當起警察，維護治安，或是當起道德導師，教忠教孝教慈教愛。」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如此相信。亂伸專業魔掌，往往給社會帶來災難，就好像希特勒的「優生學」或「滅猶」行動一樣，總得靠精神醫學來幫它背書，給它提供一些莫名其妙的理論基礎。這些「專家」們說：某一種人不該在社會底下存活，因為他們不夠優秀；或說他們有著某種連帶著「血統」或腦電波或生化賀爾蒙而來的「病」，所以為了社會大眾著想，應該「解放」他們，把他們鏟除。

以前希特勒搞優生，殺許多所謂「身心有問題」的小孩，就是根據專家們的這樣一種混合著醫學與社會概念的八卦理論；科學與人文之間那條界線，被悄悄地撤除，醫學或科學於是變成一種真理的基礎，是非的裁判；原本相當中立的概念，硬給塗上各種價值判斷的色彩。

不要說希特勒，就講女權好了。七、八十年前，那些反對女生就學的人，不也都引經據典，講一堆在我們現在看來覺得很好笑的八卦理論？比方說什麼女生讀書有害身心健康等等。

事物總有一定的法則，硬要撈過界，硬要強做解釋，硬要扭曲既定的自然法則，只會帶來痛苦和災難。

就算我們不是為了社會大眾，不是為了當事人，就算我們只是著眼於抽象的「知識」本身。一種知識要能良好發展，首先得搞清楚它的管轄範圍到哪裡。就好像一個國家那樣，在我們從事內政外交之前，總該先知道管轄範圍到哪裡吧？哪像台灣，精神科醫師經常像個什麼綜藝節目主持人那樣，動不動就撈過界，跑出來講一堆毫無節制的八卦。

我記得在沙鹿當一人主任時，有家有線電視來找我，說要採訪。我推不掉，乾脆將計就計。當天，沙鹿發生外勞殺人命案，記者扛著攝影機來我的門診，問說「外勞他們是不是在心理上或精神上需要輔導」？簡單說就是要問，「外勞是不是有病？」

「這個」殺人的外勞有沒有病，我怎麼會知道？我又不是他的醫生。就算是，我也不能公開談論他的病情不是嗎？

至於「外勞『們』有沒有病？」這話就讓我更感冒了。我於是就衝著這句話接受了「採訪」。我毫無間斷地講了至少十分鐘，因為那是有線電視的地方新聞特別報導，時間比較充裕。我講說：一個人離鄉背井，在台灣這麼惡劣的一種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下，憂鬱、焦慮、恐懼等等痛苦是難免的，但是，這不是一種「病」。就算它有可能發展成一種「病」，也不該企圖給一整個族群扣上「心理有病」的帽子，變成一種「污名」。

我還故意撈過界，補充說了一段「政治宣言」，我說：「要說有病，我看是有錢的大老闆們有病，他們不但有病，而且沒有一點病識感。台灣社會也一樣，我們不把人當人，反而說別人有病。」

我顯然沒有照記者的原始採訪意圖那樣，藉著單一個案，把外勞給妖魔化或病態化。讓我意外的是，整個訪談，包括這段政治宣言，都沒有被刪掉。這大概是我生平唯一一次、恐怕也是最後一次的撈過界，以所謂「專業身份」，公開講一些不是我該講的話。

======================

聯合新聞網 2003 年 07 月 20 日

楊姓受刑人 輔導出三名準大學生

【記者鄭國樑、呂開瑞、郭先盛／連線報導】

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成績單寄發，台北監獄有三名受刑人可望進大學，巧的是，三人都是在「華岡之狼」楊姓受刑人輔導下考出好成績；楊姓受刑人三度假釋被駁回，自己進不了大學之門，卻幫助其他受刑人上大學。台南監獄附設樹德進修學校也有兩名受刑人有機會上大學。

台北監獄對於三名受刑人可望進大學，不再當成喜事張揚。因為二年前華岡之狼考上台大社會系，台北監獄大加宣揚監獄的教化成績，楊姓受刑人歡欣期待入學，卻引發社會和台大學生的疑慮，最後導致楊姓受刑人無法入學。台北監獄因此被法務部點名檢討，多名官員遭懲處調職，一件好事變成憾事，前車之鑑使得北監今年低調處理。

台北監獄指出，三名受刑人中有一人超過四百分，有機會進國立大學，其餘二人在三百分到三百五十分之間，可望進私立大學。其中二人是因盜匪案入獄，另一人是詐欺罪，三人均符合假釋條件，獄方將依規定報假釋，能否入學要由法務部裁奪。三名受刑人在獄中的宏德補校進修時，都由華岡之狼楊姓受刑人指導。

台南監獄兩名可望上大學的受刑人也符合假釋條件，將由法務部審查。兩名受刑人都報考社會組，其中一人成績原始分數二百八十二點七七分，教化科人員幫這名受刑人做落點分析，有機會錄取國立台北大學。另一人原始分數二百二十一點八六，有機會進入私立文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