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戴有色眼鏡嗎？
可以不戴有色眼鏡嗎？
陳真 2005. 4. 19.
這位同學好像挺內行。事隔久遠，難以覆述當時辯論，只能覆述當時的「理解」。（或者說「印象」，因為我的許多知識和理解都是事後才具備。）
簡單說，如果索可如你所說只是在倒彈那些認為「科學不存在、科學只是一種『社會操作』」的笨蛋，那我當然也認同。事實上，做為一個醫師，有時看到台灣一些很「進步」、喜歡批判「科學霸權」的人寫的東西，東拼西湊不知所云，看了只覺不可思議。那種批判法，差不多小學三年級就會，只要教給幾個「艱深」術語（最好連自己也不懂），然後套上一定的起承轉合，看要寫多少「批判」文章都有。
過去三十幾年，除了醫學，小說雜文倒是看很多，但我沒讀過什麼知識性的書，當然更不可能讀過什麼 Bruno Latour 、David Bloor。自己之無知，再加上那些可笑的台灣進步界印象，使我對這類「學術」很感冒，因此對索可攪局舉動感到大快人心。但後來聽完兩邊雞同鴨講的辯論後，印象卻當場改觀。索可翻來覆去不外一直強調「這真的是真的。」問題是，人家 Latour 也沒說那是假的啊。
透過一種「社會的」（social）眼光或窗口看世界，並不意味著我們看到的窗外東西（比如一棵樹）全是假的或純粹只是一種社會操作的產品。窗口就像一種面向（aspect），它並不保證我們看到「什麼」；問題是，若不透過這扇窗，你將什麼也看不見。
天地雖大，但窗戶總有個侷限，四周有個框框。這意味著我們掌握的不是全方位的真理，而只是一種「觀」點。所謂真理，並不是真理，它只是一個觀看的「點」；角度不同，影像也跟著改變。
這聽起來似乎可悲，但它卻是一種宿命。彷彿人人戴著一支有色眼鏡，唯有透過它才看得到世界，但所見卻非客觀真實，而只是一個概念化的社會產物。重點是：我可以不戴這支有色眼鏡嗎？當然不能。否則你反而有點毛病。
有些人就得了這樣一種病，用維根斯坦的話來講就是「面向盲」（aspect-blindness）。這種病人不具備某種眼光，他看不見某個世界的東西；或者說，他無法用某種方式看世界。視覺上，他或許「看見」了，但他有看沒有見。聽覺上，他聽力也沒問題，跟你聽的是同一首曲子，但他只聽到「聲音」，聽不見「音樂」；他無法樂在其中，無法欣賞，甚至不知道那是一種「音樂」（對牛彈琴？）。
同樣，科學教育缺少一種「社會」面向（我不是在講什麼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之類）。長久以來，科學教育一直告訴我們是在追求客觀真理。所謂客觀意指它不是一種觀點，而是一種全方位的真理，超越時空和偶然，獨立而永恆地存在。這思維是有害的，它只是自欺欺人的妄想，畢竟我們不是神，我們只能從「我們的」觀點來看世界。
帶有強烈「科學精神」的教育也常告訴我們：真理自己會講話。但事實上，講話的是我們，而不是真理。「我們」就是一種社會。「我們在講話」不代表這些話是假的或純主觀。「我們在講話」意味著不管多麼正確的東西，都必然得透過這樣一個「社會性的」窗口才看得見，否則我們將無法 make sense of it。這個 sense-making 的過程就是概念化。
概念不是個人的（personal），更不是私密的（private），就好像維根斯坦說的，「我的左手無法給右手禮物」，而概念就是像禮物這樣一些東西，它是一種「社會性」的東西。個人無法單獨支撐起一個概念，就好像左手無法給右手禮物一樣。這個「給禮物」的過程，必然是一種社會性過程，它無法不為人所知地「獨立」進行。
有個科學史家 Francois Delaporte 寫了一本《Disease and Civilization》，談十九世紀巴黎霍亂史，書中開宗明義說：「疾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操作（概念）。」許多醫生聽了恐怕要跳腳，但他們其實無需生氣。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細菌不存在，而是說我們無法不透過概念來理解世界。」
或者可以這麼說：它只是在講一種類似康德的說法；如果我們不對某些東西概念化，我們將無法理解它。我們理解的世界並不是「真實本身」，我們所理解的只是一種人為概念。上帝並沒有給我們這樣一種病，比方說叫做霍亂、糖尿病或癌症，這些全是我們自己「發明」的，雖然病毒或細菌並不是我們所發明，但「病」卻是我們發明的。如果細菌會講話，他肯定也無法理解什麼是霍亂、什麼是病，除非他跟我們一樣，擁有「共同的」概念操作方式。
誰也難以否認疾病裏頭某種存在性或現象，但身體就像世界，無形無狀，我們為了了解它，就必須給它做分類。比方說具有某種病毒、產生某些「症狀」的歸一類（「症狀」這詞就是一個概念）。疾病的概念化大約就是這樣一種分類過程。在這過程中，我們方足以「共同」認識某些東西，而這個「共同」就是所謂「社會建構」。
簡單說，我沒辦法「獨立」發現一種病，世上沒有這樣一種東西。任何一種「東西」，若非經過「社會性的」眼光一番掃瞄，它就不可能為我們所理解，更不用說變成一種「病」。
疾病是個醫學名詞，但它同時也是個社會概念，天底下不會有一種病不是一種概念而是一種獨立存在的客觀真理。簡單說，疾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疾病的概念；而概念是一種「社會」產物。
在一次聚會中，我曾聽 Bloor 感嘆說，他常覺得挫折，講這些東西講了幾十年，卻總是在這種「真的或假的」的低級層次上被人質疑個不停。這種感嘆，很容易想像。比方說索可似乎就是這樣，要不然他不會邀請那些「反對科學是一種客觀事物描述」的人去他家跳樓（聽說他住在二十一樓），測試一下地心引力的「客觀」存在。
索可的批評，當然可以找得到打擊對象（台灣就有不少這種莫名其妙的社會建構論者），這些人反科學霸權，但卻把科學講得幼稚卑鄙不堪，就像在揭發什麼弊案或真面目那樣，很八卦：但這絕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或「社會知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這些學問的內涵。如果科學如此幼稚，那還值得批評嗎？
另一方面，索可的批評即便成功打擊了某些阿西，但他乎也只是站在這樣一種幼稚病的對立面，差別只是在於一個說是「假的」，一個說是「真的」。大概是好萊塢電影看太多，只能在「真的」和「假的」這個層次上理解問題。
Bloor 或 Latour 或許在某些科學知識上有所誤解，但他們一點都不幼稚，否則哪還值得寫書去罵？我比較不了解 Latour，但還算了解一點Bloor，至少他寫的幾本書都讀得挺熟，其難度肯定遠遠超乎許多人的理解或想像。
但我看索可那本《詐騙學術》，卻無深度可言，很無趣。他只是耗費大量工夫指出別人在哪些科學理論上有所誤解。是不是真的誤解，我不知道，我不是物理學家，但即便誤解又何妨？一個歷史哲學家並不需要「正確理解」歷史，照樣可以講「歷史哲學」。就像傅科也常被批評「誤用」歷史。但這種批評有兩個問題。第一，對這些「胡說八道」的「藝術家」們來說，根本無所謂「正確使用」或「誤用」的區別，他們所要打擊的正是這樣一種「客觀vs. 主觀」的假像。
第二，即便這些「藝術家」們搞錯了一些如索可所說「連大學本科生都懂的知識」，那又何妨？一個知識，比方說相對論之內在知識邏輯，在物理學上當然很重要；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但是，當這套知識的產生或發現，成為一種檢驗對象時，它的內在知識邏輯就變成了細節。
比方說，一個人或許根本不知道精神分裂該開給哪些藥物，也不知道躁鬱症是第幾對染色體出了問題，或許他甚至以為精神分裂還分成「白天型」和「夜安型」，或許他對這套知識內涵有著種種重大誤解，但這些缺陷並不足以從根本上推翻這個對精神醫學無知的人提出一種「精神醫學的哲學」。
就好像某個人就算不是很懂數學，每次數學都考零分，照樣可以成為一個數學哲學家。比方說維根斯坦的數學哲學，聽起來好像很厲害、很艱深，但研究維根斯坦的數學哲學所需的數學程度，大約小學一年級或幼稚園大班就夠了（我絕不是在開玩笑）。
我不是說你對某些知識的誤解不會影響你對它的檢驗，我是說，這樣的誤解，只是一個很小的問題。就好像我很喜歡一些「反精神醫學運動」裏頭的人，他們幾十年前所認識的精神醫學知識，肯定比現在一個實習醫生都不如。諸多誤解的確很好笑，但這無礙於他們所提出的質疑或看法。企圖以他們對科學知識的無知（索可所謂「比不上一個大學物理本科生」）來整個推翻其言論價值，那是很傻的。
索可之故意亂寫論文投稿，的確使一些人尷尬，但若要說他成功顛覆了什麼，實在也誇大其詞。早在1973 年就有個美國物理學教授，叫做 D. L. Rosenhan，寫了一篇很有名的論文在《Science》，那文章叫做 “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這人跟索可一樣，故意想使人漏氣。他找來八個人，經過一番演技訓練，然後分頭派往幾家醫院到精神科掛號，分別向醫生陳述自己有幻聽，並敘述許多妄想內容，表演一些怪異動作，結果這八個人統統被收住院，分別診斷是精神分裂或躁鬱症。
Rosenhan 事後寫論文投稿著名科學期刊，揭發這一切全是演戲，「批判」精神醫學是一種詐騙醫學。這事引起許多討論，持續多年。Rosenhan 的確成功騙過了醫生，但他當然沒有成功顛覆精神醫學。道理很簡單，但講起來又臭又長，我就不寫了。簡單說，這只是顛覆了Rosenhan 自己，從他的推論就可以知道此人頭腦之「單純」。不要說精神科，除了婦產科，我若要騙，恐怕每一科都騙得成。但騙得過醫生，並不代表那套醫學知識是假的。
索可也一樣。他騙過了某一本文化研究的期刊主編，故意把物理學亂寫一通，穿插許多哲學術語，這其實什麼也沒顛覆成功。他不但沒把知識社會學給顛覆，我看連那位主編也沒顛覆，就像 Rosenhan 其實也沒顛覆那些倒霉的精神科醫師一樣。
簡單說：知識的產生過程，有一個重要元素就是「證詞」（testimony）。我們不可能從人類文明的最初，對每一個知識一一親自做研究，我們的知識絕大多數都是「聽人家說」的。我其實不知道地球是不是真的會旋轉，但既然「大家」都這麼說，我也沒有什麼理由好懷疑。
知識就是這樣來的。在這無數的「聽人家說」的基礎上，知識不斷演化和累積。這個基礎就是證詞；簡單說就是「我相信你不會故意胡扯」、「我沒有理由懷疑你存心瞎說」。就像看病那樣，一個病人來到診間，一下當眾撒尿，一下說他是外星人逃到地球來，你當然不會懷疑他只是派來顛覆你的演員。
索可的案子也一樣。他是小有名氣的物理學教授，人家一個文化研究期刊主編，當然不會懷疑你存心找碴，故意亂寫物理學理論來拆台。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索可不但沒有顛覆任何東西，反而更進一步鞏固他所要顛覆的東西。
他讓我們清楚看到：知識的生產無法去除社會性，比方說「證詞」這個知識生產概念，即便是自然科學，也依然必須在各種證詞的基礎上做選擇並從事研究，你不可能那麼科學，科學到懷疑一切、凡事從頭研究起的地步。而證詞的選擇並不是機械化的、不是由真理本身來決定，要不然，那也不叫做選擇了。
當然，那份期刊可以做得更嚴謹一些，下回得更小心提防一些無聊男子的惡作劇。
我的結論是：索可激起了一波議論，但他的動作本身並沒有任何顛覆性。
不光是科學，凡是把真理經常掛在嘴巴上的事業，多少都有這種追求真理、為真理而戰的科學幼稚病。比方說政客，動不動就是「我中華兒女」、「咱台灣人民」，操弄的無非也是這樣一套「去政治」、「去社會」的科學語言，把一種具有時空背景的相對意義給說成一種顛撲不破、彷彿與宇宙星辰共存亡的真理。
所謂統獨，經常就是披著這樣一層愚昧的外衣。我不討厭別人採取任何一種觀點或立場，但很受不了那些以站在真理一方自居的笨蛋。自己笨沒關係，但千萬不要要求別人一定要跟你一樣笨，這種反智社會真的讓人很痛苦。我總感覺，反智現象比以前更嚴重，而不是更緩和。你看時下主流，看那些愛台灣論調，看看支持者那種狂熱、激動和興奮，令人窒息得只想逃得遠遠的。
前些日子在倫敦市中心某個小公園，看到一個銅像，上面寫著大概是莎士比亞講的一句話：There is no darkness but ignorance（黑暗不存在，存在的僅是無知。）感覺挺有道理，世上並沒有那麼多邪惡，但無知倒很普遍。去除無知所需要的，不是增加知識的量，而是改變我們對知識的理解方式和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