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人社運

陳真 2005. 8. 16.

在台灣，如果有人跟我說他從事學運如何如何，我會立刻啞口無言，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跟這樣的對象講話。你可以說你從事工運，從事環運，從事婦運，從事區運，從事奧運，但千萬不要說什麼學運，因為台灣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除非我們要改變定義。

如果是這樣，那我不也可以說，我和國際友人這幾年從事了華人史上第一場國際性的學運，動搖帝國統治的正當性，跨國串聯，驚動英國政府要員頻頻來訪，表示關切，歷時數年而不衰，突破固有學運藩籬，顛覆西方看待「他者」的眼光，進一步深化異文化想像…反正就是把一些漂亮詞彙全冠上去，分析一番，有何不可？

如果前者說得通，那麼，一切都說得通。如果你聽了覺得粉好笑，那並不是因為我們這個跨國學運少做了什麼，而只是因為我不屬於某種「中央」，我們的社會並不打算這麼看待這個偉大的跨國學運。

相反地，如果我們是權勢人物，如果我們處於某種習於向各種「中央」升旗致敬的社會，那麼，陳真所領導的跨國學運之萬般意義就會被創造出來，煞有介事地做為一種歷史、社會的思考參考座標。

問題是，如果言語概念如此自由而寬廣，萬法皆行，四大皆空，那我不知道語言除了裝飾作用，還有什麼意義？我不知道唸社會學除了敗壞心性，有什麼價值？

李敖說，他寧可把原子彈投台灣，把國民黨投日本，我的想法也差不多這樣，我寧可一百個國民黨肆虐台灣，也不要這樣一種「學運」，因為後者的傷害遠超過前者。國民黨就算再壞，它至少是誠實的、實事求是的，它不會毫無尺度地玩語言，它帶來的痛苦是如此真實而具體。但也正因為真實，這樣的折磨是可忍耐的，而不是「無語問蒼天」的。

我知道這樣講會得罪許多人，但我也不是今天才這樣講，一直以來，我都是這麼說的。只要別因此而害我整我，事實上我也不在乎得罪誰。不但不在乎，我心裏如果有什麼「敵人」，那麼這就是了。

我不是說我跟哪位作者或跟誰有仇，拜託把話看清楚，我是說：這樣一種純屬虛構，是我生平所最感冒。如果有國民黨式的刑求和這樣一種心靈刑求讓我挑，我會挑前者，對我來說，那種痛苦反而真實而正直許多，但心靈的刑求卻輕如鴻毛，毫無意義，有百害而無一利，斲喪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真實性」（authenticity）。

我不是因為敵視社會學才這樣講，在某種世俗意義上，我當然不會排斥社會學或任何一種社會科學，我所敵視的，當然也不是「學運」這個名詞本身，你給它任何名詞都一樣，我不是在做一種語意考究，更不是說哪些現象不具社會學意義。 問題是，我不但沒看到什麼社會學分析，我看到的正是一種抽離社會的純屬虛構，憑空把某個現象或甚至某些人事物獨立出來，煞有介事地抬舉成一種座標或仰望。

我們應該給這樣一種「社會學」前面加上一個字：epistemology，問問這些社會學家們，你是怎麼知道的？是上帝的天啟嗎？還是你會點石成金？或是你有什麼收妖袋，喊一聲「給我進來」，一時三刻，任何東西都要化成一灘血水。

記得小時候玩一種畫圖遊戲，對方先畫幾筆，請你在若干時間內，根據這幾個既定筆畫，畫出一個有意義的圖形。我接受挑戰無數回，每一次都在三秒鐘內完成繪畫。

訣竅很簡單，不管你給我什麼筆畫，我一概順著你所給的筆畫亂塗，塗成一團黑黑的之後，下面再畫上一支長長的，那不就成為一棵樹了嗎？

後來，董事長這項繪畫功夫名聲遠播，結果卻沒有人再找我挑戰了，因為如果我能這樣玩「語言」、玩「線條」，四大皆空，一切將失去意義。當真實消失，剩下的唯一真實就只是權力。

我不反對虛構；虛構無所謂，反正寫小說是基本人權嘛。但我厭惡兩樣東西，這兩樣東西，一而二，二而一，是一體兩面，那就是：虛榮和吃人。

套句維根斯坦的話：「我們並不是要打倒一切」，我們只是要打倒那些純屬虛構並且會吃人的「贗品」。

美國入侵伊拉克當天，英國有五千多名中學生集體離開教室，走上街頭，湧向政府權力中心，警方大舉出動圍堵，我看到許多男女學生，像一頭一頭的野獸，衝向禁區，三三兩兩把自己用鐵鍊捆在政府建築物的圍欄上，不願被拖走。警方和司法當局事後揚言要這些被逮捕的學生付出代價。

重點不是在於它的壯觀，正好相反，重點在於英國這個社會以及參與者對它的態度之淡然，根本沒有人記得這些事了，更不用說什麼紀念。

我所謂淡然，不是指的個人意義，任何一種活動都有可能對個人產生重大意義。我指的淡然是指英國這個社會、這些人民有一種基本的「語言真誠」，不會憑空虛構各種社會意義。

如果哪個參與者說他從事了學運，甚至出書立傳，分析、紀念個不停，人們肯定會莫名其妙，根本無法理解這樣一種言行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我們華人馬上能理解，因為我們向來就是這麼玩弄語言的。在台灣，語言是一種連帶著權勢的裝飾品，往往缺乏內在認知意義；語言是娼，權力正是它的嫖客。

英國人並不是不懂社會學（他們最愛做的事就是剪草栽花和社會分析），但這個社會老實多了，是什麼就說什麼，不會肆無忌憚地根據人事物離「中心」的距離遠近來玩語言、虛構意義。

我並不在乎玩，也不在乎純屬虛構，但我在乎各種贗品之所以不斷出現的社會屬性，那是一種會吃人的不誠實社會。

我甚至不在乎吃人，但我在乎人怎麼被人吃，以及吃些什麼。不敢期望重於泰山，但就算吃或被吃也要有點意義不是嗎？被語言吃，太廉價；被吃掉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實性，太窩囊。

有句話可以做為一種類比：「我不在乎你撒謊，但我在乎你對我撒一種漏洞百出的謊。」因為那是在侮辱我們的智商。同樣地，我不在乎你吃人，但我在乎你怎麼吃以及吃什麼，你不能連靈魂也吃。

語言如果是生命的寓所，那就不要玩它，至少給它保留一種意義的基本舞台，一種眾人能藉以互動的基本文法。否則，我們就不是在溝通，而是在比賽一種吃人的能力。活在這樣一種社會，不管吃與被吃，existentially speaking，都是很窩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