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課：為什麼不可說？

陳真 2005. 8. 20.

續《第二課：邏輯不需要你管》

這仍只能算是第二課。

平常有句話這麼說：「非筆墨可形容」。當我們心裏有些「東西」想講卻找不到適當語言時，就有此一嘆。比方說，當我看到愛台灣官僚人士之陰暗作為時，心裏不禁有一種有關人性的「訝異」油然而生，這個「訝異」我說不上來，這時我只好說：「真是非筆墨可形容」，頂多加上三個字：「真是它媽的非筆墨可形容」。

為什麼說不上來？因為這樣一種「東西」缺乏「命題特性」，換句話說，它不是一種可以訴諸真假值的對象。比方說，「前面來了一隻狗」，或許前面真的有一隻狗，或許我看錯了，但不管有沒有狗，我要表達這樣一種想法並沒有困難，即便前面沒有來了一隻狗，這句話仍然有意義。

可是，你對愛台灣窩囊人士的「訝異」卻不具有這樣一種檢驗特性，那是一種「感覺」，而「感覺」是一種無形無狀、無邊無際的東西。「我」知道那是「什麼」，但問題在於：全宇宙只有「我」知道（上帝應該也知道）；我如何可能把一種只有「我」才「知道」、無形無狀的東西訴諸語言？

怎麼辦？我總不能變成一個啞巴。於是我就想辦法「做詩」，用各種方法帶動你的想像，引起你對「你」自己的關注，尋找你內在「或許」（天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跟我一樣的「感覺」。

這就是許多人（比方說海德格、尼采）所曾提到的一種「不可說」（ineffability），簡單說就是，所欲訴說的對象缺乏一種科學語言的「命題特性」，於是我們只好統統變成詩人，否則我們將變成啞巴。

維根斯坦的名言：「凡不可說的，就要保持沉默。」從其著作中，也可以提出類似想法。簡單說，因為我們的語言受限於「邏輯」，受限於一種真值判定，凡不可判定的，都不可說。

不過，這樣一種對維根斯坦的普遍解釋（或者說庸俗化解釋），卻不是維根斯坦真正想講的。因為這樣的「不可說」，似乎只是一種「程度問題」（a matter of degree）、「百分比」的問題，雖不可說，但彷彿還是可以說上那麼一些，只是說不完全。但維根斯坦所要講的「不可說」卻不是這樣，他的「不可說」是絕對的「不可說」，絕對沒有半點說的可能，而且所有人都勢必要同意這個想法。

我喜歡這麼說：這是兩種寫詩的途徑，後者似乎比前者要深沉一些。維根斯坦說，「最好的藝術，什麼都不說。」因為你每多說一句「不可說的」，你只是多傷害它一分。那麼，要如何以「什麼都不說」來說那「不可說的」（the ineffable）？

一般學界對維根斯坦的解釋，總以為他只是在講那樣一種「命題特性」的障礙，也因此，當早期的維根斯坦放棄圖像理論，放寬單一語言觀，改採多元語言遊戲的想法時，人們便納悶起來，開始有了爭議：

早期那些不可說的，不就可以說了嗎？語言不再需要對應於一種或多種現實，真假值不再是意義判準，只要你（以為你）懂了就行，我們的談話照樣可以進行，有什麼不能說呢？

於是有人（而且是大部份人）說，晚期的維根斯坦已經不再談「不可說」了，什麼都能說，意義「系統」不一樣而已，佛有佛的語言，阿拉有阿拉的造句，各安其位，一概都能說。

在我看來，這完全不對，這不是維根斯坦做為一個詩人寫詩的途徑。但要解釋它為什麼不對，馬上就得跳到第三課、第四課，姑且按下不表。在此我只能說，早期的維根斯坦之所謂「不可說」，概念上並非連結到一般所以為的圖像理論或真值函數，而是連結到一種邏輯的先驗性。簡單說，我們懂得如何應用邏輯，但卻無法「講」它。

如前一篇文章所說，邏輯與邏輯應用是截然不同的（categorically different）兩種東西，完全不相干。我知道邏輯遊戲怎麼玩，但我不知道它為什麼要這麼玩。我知道三加五減二「是」等於六，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等於六。我可以回答有關「如何」（how）的問題，但我無法回答「為什麼」（why）。我可以告訴你「六」這答案「如何」算出，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算。我可以告訴你為什麼是「這樣」（so），但無法告訴你為什麼「是」（is）。

換句話說，邏輯是這樣一種經驗：「是」（that something IS），而不是「是『這樣』」（that something is SO）。

邏輯「經驗」不是一種「存在命題的真值認知」（knowledge of the truth of an existential proposition），邏輯管不著「某個」函數是否得到滿足或如何個滿足法，因為那是一種「偶然」，而「偶然」只存在這世界上，但邏輯卻不是伴隨世界而生，它是先驗的，先於經驗世界而存在。它只能指出一種「可能性」的「概念空間」，空間裏有著各種最簡單東西及其組成之諸般可能性，但邏輯學家卻無法列出這空間內容物的清單，也無法賦予內容物諸邏輯形式。

維根斯坦當然不會反對邏輯應用，但問題不在於邏輯應用，而在於你無法替邏輯代勞。一來，你無法、而且也不需要為語言或意義設定成立條件；沒有這些人工條件，我們照樣使用語言，照樣明白彼此的談話。二來，邏輯既然管不著邏輯應用的內容物，邏輯學家或「菜花」型（即「科學『的』」）哲學家們，如果以為他們可以給經驗世界的組成物列出一張邏輯形式的清單，那只是一種錯覺。

當我們說，「語言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有個邏輯架構，把語言給『黏』到『真實』（reality）」時，這段話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當我們使用語言來談「語言為何可能」這個問題時，早已預設了語言的存在。也就是說，我不可能不用語言、不思維，不藉助任何符號來談語言為何存在。換句話說，它根本不可說。

即便晚期的維根斯坦放棄了「圖像理論」（句子的邏輯結構享有和「真實」同樣的邏輯結構，而且一對一），即便他甚至也許也放棄了這樣一種「真理對應觀」（句子的邏輯結構享有和「真實」同樣的邏輯結構），他仍然沒有放棄一個任何人都不可能放棄的東西，那就是邏輯或晚期所說的「文法」（grammar）的先驗性：世界上有無數語言遊戲，無數生命形式，我們玩得不亦樂乎，卻永遠都說不上來為什麼要這麼玩，為什麼有這個世界的存在，而不是空無一物。

維根斯坦舉了個例：「深藍比淺藍深」。他說這句子毫無意義，因為它涉及一種「內在關係」，他說，「當你無法想像一種內在關係不是這麼一回事時，那它就是不可說的。」

比方說，顏色深淺是一種內在關係，我「知道」深比淺深。但當我說我「知道」時，我只是在自欺欺人，因為我不可能不知道。或者說，其實我什麼也不知道，我只是「接受」了這樣一種「最高狀態的事實」：深不可能不比淺深；我無法想像事情不是這樣；我無法想像深比淺還淺。

孫悟空的筋斗雲再怎麼厲害，一翻十萬八千里，翻到了五指山下，仍然逃不出如來佛手掌心。我再怎麼口齒伶俐，當我說深藍比淺藍深時，我就明白，當我面對這樣一些「邏輯形式」或「邏輯特性」或簡單事物間的「內在關係」時，我已經走到了語言的極限。

我能「明白」深藍比淺藍深，但我沒辦法對此多說一句；當我硬要把它訴諸語言時，我只是企圖想「衝破語言的籠子」；就如維根斯坦所說，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完全沒有指望」；在衝撞極限的同時，我們頭上就會腫起一個包，這個「包」，就是維根斯坦所說的無意義（nonsense）。這個無意義的包，卻讓我們看到一種不可說的東西，一條無形卻絕無可能跨越的界限。

我一下就從第二課跳到最後一課，這之間當然有無數章節，但我把它們都徹底簡化了。若真要寫，寫上千萬字也寫不完，但千言萬語無非只是要講一件事：這些都不重要。

上面講的所有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故事剛要開始，但我們至此卻已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這一切不重要的東西，就是這個世界，這顆地球，這一切偶然存在的存在物。別說維根斯坦太無聊，不重要卻費盡一生去講它。講述這一切不重要的東西，就像紀伯倫所說，我不得不講它，否則我無法把那重要卻不可說、不可思議的東西，傳達到你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