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像那個守門的校工那樣的人

陳真 2005. 8. 17.

劍橋學院餐廳有一種「高桌子」（high table），自成一區，只有教授才有資格坐。維根斯坦一般都是坐在學生區最角落，不與人聞問。但他曾坐過一次高桌子，結果吃一半就不吃了，摀著耳朵逃出來，因為受不了周圍教授的談話。他說，這些人言語不真誠，充滿虛榮，讓他想吐。

有一次，有人與他聊天提到，劍橋即將舉辦一場研討會，各地菁英將匯集於此，維根斯坦說，「這聽起來等於說：劍橋即將發生一場瘟疫。」雖然他不需要參加也從不參加，但他在「瘟疫」來臨的那一天，仍然逃離劍橋，跑到倫敦去玩；他連「接近」瘟疫都受不了。

我納悶的是，如果連這樣都受不了，他若身處台灣怎麼辦？他若聽到台灣菁英那些「深刻」的「對話」或「論述」或「崇高理想」，豈不是得當場咬舌自盡算了？

他甚至連羅素的反戰事業都受不了，幾次勸羅素改邪歸正。有一次，羅素準備出席一場和平基金會的成立演說，在街上遇到維根斯坦。維根斯坦很不以為然，他覺得羅素缺乏真誠。羅素很不高興，反駁說，「蝦米？我不能成立反戰團體？」「難道我若成立一個主張奴役兒童的團體就比較好？」維根斯坦點頭說，「那當然啊。」

幾年前，貝魯特大學數學系系主任 Wasfi Hijab 來劍橋，他是維根斯坦的一個學生，也是當年劍橋 Moral Science Club的祕書（Moral Science Club 就是維根斯坦和 Karl Popper 起衝突的那個哲學聚會，每周一次，至今仍存在），因為想寫一本有關維根斯坦思想和個人回憶錄，來到劍橋的維根斯坦檔案室一年，每周有個聚會，討論維根斯坦（其實全部都是他在講），做為寫書靈感。

這系主任已八十多歲，講起話卻像小孩子，很單純。他說起維根斯坦一些往事，比如他經常勸學生放棄哲學，不要以哲學做為一種職業，經常勸學生去工廠工作等等，結果反而是最優秀的幾位學生不幸聽信維根斯坦的話，真的放棄學業，跑到工廠工作。

這位系主任，後來改唸數學。他說，他有一次跟維根斯坦走在劍橋國王學院那條街上，遠遠看到門口一位校工（porter）守門，突然愣住，停住腳步，彷彿受到什麼感動似的，手指著工友要他看，嘴巴裏唸著「你看！這樣的人，才是我所尊敬的」。他說，他一直記得維根斯坦當時的眼神。但我卻也一直記得他講述這件往事的眼神，似乎忘我，沉浸在過去某個時光，讓我挺感動。

這世界分成兩種人，老實與不老實。一種言語真誠，一種言詞矯飾，充滿虛榮。比方說出國留學，也許從不曾參加討論，但對同胞卻偏要說他「在劍橋學術重鎮，與西方學界展開嚴苛的學術對話」，以便讓你聽了自卑。

再說，哪來什麼「嚴苛的學術對話」？哪有這種東西？就算你天天上課、天天參加 seminar好了，這也不叫什麼「與西方學界展開嚴苛的學術對話」吧？問題不是你不能如此表達，問題是你如此表達的心態。

類似言論，俯拾皆是。這就是台灣，一個言語很不真誠的地方。至於像底下這樣的言論，那就更恐怖了：

「我們除了供給無虞的物質之外，是否也培養了年輕人無私的勇氣與真誠的理想價值觀呢？這就像給了他們一把能夠獨自開啟『現實人生與理想世界』的真理鑰匙。培養出具有國際觀，又能深刻思辯的『新青年』。」

這是在講龍應台的「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你要做什麼都行，問題是，有這麼偉大嗎？「培養年輕人無私的勇氣與真誠的理想價值觀」？這樣的言論本身就超級不真誠。別說什麼「深刻思辯」，一個稍微有點思考能力的人，如果不會對這樣一個基金會感冒，那才真的奇怪。

我去看了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

的網站，上面說，這是由「一些文化界和企業界的『天真熱情理想家』」所成立的一個基金會（我看不出來他們哪一點天真，也看不出他們有什麼熱情與理想）。龍應台說，他們自己是「一群傻子」（太謙虛了，我看他們都頂尖聰明），自願「下海」來當「義工」（下海？有這麼委屈嗎？），為的是改造社會的文化與思想品質。她認為，以前的時代是要培養大家批判衝撞的勇氣，現在的年輕人則「需要深厚思想的底子」。

因此，基金會「就是要提供一個平台，希望我們下一代能用最大的格局、最寬擴的眼光、最全球的視野，最深刻的思想，來了解自己的問題，來認識自己的問題，停止閉門造車，自我邊緣的階段，我們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否則將「失去競爭力」。

但依我看，台灣的問題不在缺乏什麼「最大的格局、最寬闊的眼光、最全球的視野，最深刻的思想」（聽這些矯飾膨風的言詞，真的讓人很想吐），台灣哪需要這些東西？龍應台自己就沒有這些東西不是嗎？一個考零分的社會，卻老是高喊著一百分的口號，這不正是台灣的主要問題所在嗎？很不真誠，很自我膨脹，整天忙著自欺欺人，滿口漂亮話。這就跟醫界一樣，基本的是非從來做不到，卻滿口視病如親、犧牲奉獻。

台灣的問題只是在於缺乏正常人，缺乏一種願意遵守交通規則，願意平平實實工作、平平實實講話的人。只要把這些基本的做人道理做到，那就萬事OK了，哪還需要什麼「最寬闊的國際視野」、「最深刻的思想」、「最大的心胸格局」、「最高遠的眼光」等等有的沒的？

再說，哪來那樣一些東西？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至少，我在國外從未見到；我只見到各行各業平庸無奇的各種正常人和士農工商各種正常作業，而且從未聽說有誰會如此敘述事情，什麼「最深刻的思想」、「最寬闊的國際視野」。

更何況，我從未在龍應台或該基金會那些名人或企業家身上看過什麼「最深刻的思想」、「最寬闊的國際視野」、「最大的格局」、「最高遠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底子」，如此玩弄語言，實在讓人聽了很痛苦。為什麼台灣菁英總是這麼不老實？

再說，西方人哪有什麼國際觀？比方說，英國人百分之七十不知道芝加哥在美國，這點國際觀就輸給咱們了吧。英國甚至六成以上的人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比咱們更沒有國際觀，甚至還有不少英國人以為「台灣」是一家工廠的名字；有人甚至還好奇地問台灣留學生說「妳們台灣有冰箱嗎？」

夠無知了吧，但又何妨？世界這麼大，每個人只需挑他想知道的去理解就行了，你不需要把全世界記在腦海。我們缺乏的，從來不是一種知識，更不是一種資料，我們只是缺乏正常、缺乏平實，缺乏對簡單原則和基本是非的「當真」，個個都太「聰明」、太「偉大」、太會「競爭」了。

我不明白，這個基金會幹嘛關心我們的什麼競爭力？我幹嘛要競爭？我看台灣社會之所以會這麼不正常、這麼野蠻，恐怕跟整天只想拼競爭力有關。他不是對什麼真的感興趣或有熱情，他只是想培植一種競爭的本錢。這樣一種心態，難道還不夠強烈？強烈到幾乎可以說變態，難道還需要鼓吹？

該基金會說，他們要讓年輕人「直接接觸國際思潮與人物」，但我在國外多年，怎麼沒聽說過這樣的偉大人物？更不知道什麼是「國際思潮」。天底下哪有什麼「國際思潮」這種東西？這只是一種吃人的說法，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主流菁英，自以為掌握了什麼國際思潮，其實真正的意思是「我混得很好，你們都應該向我看齊。」

龍應台誇讚同為基金會發起人亞都飯店總裁嚴長壽，說他「充滿宗教家的熱忱」。這位嚴先生我倒沒聽過，但基金會網站上說，嚴總裁「一直關心年輕世代競爭力的議題」。你看，又是競爭力！難道沒有所謂競爭力的人，就該為自己感到慚愧？拖垮社會的進步？是不是應該切腹自殺以謝國人，才不會影響國力？難道一個社會的文明良窈是建立在社會成員競爭力的大小？台灣各行各業已經競爭到你死我活，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了，還要再競爭下去嗎？

該基金會成立宗旨還說，他們要培養「新青年」，讓「新青年」能「直接接觸國際的思潮和人物，直接聆聽不同語言的演講，直接以英語提問和辯論，訓練作一個世界公民的基本條件。」

這種世界公民的「基本條件」夠怪異了吧，我很懷疑全世界有幾個人具備這樣的「基本條件」。感覺不像是個促進所謂國際觀的基金會，倒像一種好萊塢式的主流文化買辦，傾銷單一價值，單一文明，單一品味，單一思維。

我更不相信什麼聽幾場「國際學者」的演說，就能達成如此崇高、如此感人、如此犧牲奉獻的「偉大理想」，培養出什麼「深厚思想底子」的「新青年」等等等各種偉大目標。我更不知道那些偉大目標是什麼意思，有何人文價值可言？也許對培養跨國公司的某種經營人才有點用，但除此之外，有何意義可言？

我不是要打擊這個基金會。我不反對別人做任何事，但我厭惡誇大膨風，厭惡吃人，厭惡愚化。做什麼都行，但別侮辱我們的智商，不要用一些矯飾空洞的言論吃人。台灣菁英已經夠多，社會已經夠可怕，別再造就更多這類「新青年」來救國救民了。

我還真擔心我的小孩將來要怎麼在這種菁英出沒的吃人社會生存。我不是擔心他沒有競爭力，他書唸不好完全沒關係，工作做啥都好，別餓死就行。我擔心的是耳濡目染，沾染一種不老實的菁英習性。我的小孩將來若有機會看到這文章，應當時時記住老爸一生唯一的遺訓，做一個像那個守門的校工那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