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出處:WSWS / 2016.07.07
Chilcot報告完整連結:
The Chilcot verdict on Iraq: A war crime by British and US imperialism
英國於7月6日所公佈的齊爾考特報告(Chilcot Report),調查了英國政府於2003年美國所主導的伊拉克侵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壓倒性地證實了這場戰爭的不法本質,以及英國與美國領導官員所扮演的犯罪性角色。
這份由約翰•齊爾考特爵士(Sir John Chilcot)所主持的調查共費時七年方才完成。全文共260萬字、13卷,涵蓋了英國政府、軍方與情報部門在2001年至2009年間的政策決定。調查本身並沒有法律上的權力,所有關於入侵合法性的發現,也都被成立這調查委員會的工黨領導人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所特別排除。
儘管如此,報告仍是提出了結論性的證據,證實那些戰爭發起者應為其等手上成千上萬、或甚至百萬人們的血漬負任。
此處所指,不僅包括時任工黨首相的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這場侵略中的首席騙徒(故報告大幅論及其角色);申而論之,這也是一份對於一手主導整場戰爭的美國官員的起訴書:前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副總統迪克•錢尼(Dick Cheney)、國防部長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等人,還有所有支持這場戰爭的領導官員,包括美國民主黨現行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克林頓(Hilary Clinton)在內。
相關人陳述、機密文件與私人備忘錄皆指出布萊爾乃是「選擇」支持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而為這場戰爭所做的準備,至少從2002年就已經開始,儘管英美雙方均公開否認這樣的計畫的存在。
齊爾考特指出,始於2003年3月20日的這場侵略,是在「和平裁軍選項」告罄之前的作為。他譴責道:「在當時,軍事行動並非最後手段。」
齊爾考特亦表明,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在彼時並不構成「急迫性」威脅,「伊拉克握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聲稱亦未獲「證實」。整個侵略乃是建立在「有瑕疵」且未經合理挑戰的情報評估。
這些事實本身,即顯示出這場戰爭是對於國際法的公然違背,但實際上,真相還遠不僅於此。
齊爾考特報告附有「唐寧街備忘錄」(Downing Street Memo)的解密版本,當中記錄了2002年7月間布萊爾與其他高階官員所舉行的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中,英國情報首長明白表示:「布希有意藉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的說詞,透過軍事行動除掉薩達姆。但是各類情報和事實都為這項政策而做出了『調整』。」
換言之,一個錯誤的藉口被虛構出來,用以合理化一場未經挑釁的戰爭,而這些,英國官員們都知情。
齊爾考特提到,英國的軍事行動在法律面「遠遠無法讓人接受」。儘管布萊爾抨擊法國不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第二次授權採取這場軍事行動之決議,報告卻指出,「我們(的調查)認為,英國實質上是在損害聯合國安理會之權威。」
這份調查報告亦指出,這場侵略戰爭事實上並沒有達成其事先所宣稱的目標。報告如此寫道:「伊拉克內部衝突之加劇,伊朗之積極尋求自身利益及整個區域性的混亂失衡,加上蓋達組織的活躍等等後果,事實上,早在侵略之前便已充份預料。」(陳真補註:為了贏得世人支持這場侵略戰爭,英美在戰爭之前描繪了一番民主自由與繁榮的美妙遠景,事實上卻造成各種恐怖後果。可怕的關鍵就在於:這些恐怖後果,侵略者早在侵略之前就已充份料到,偏偏還是硬要這麼幹。這份調查報告證實了這一點。)
因戰爭而受難者,不僅包括176名英國死亡士兵(以及4491名美軍)與數千名受傷士兵,「伊拉克人民更是蒙受巨大苦難。」根據最可靠的估算,因這場戰爭所導致的人命損失約在100萬左右,此外尚有500萬人流離失所。伊拉克也因之陷於教派的血腥衝突還有經濟、社會方面之災難。
這些年來被提告於海牙國際刑事法院者,只有如象牙海岸總統巴博(Gbagbo)或蘇丹總統巴希爾(Omar al-Bashir),卻不包括任何需要為布希和布萊爾所造成之死亡(哪怕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負責之人。
齊爾考特報告是一份對於15年來英美帝國主義政策的起訴書。發生於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以及敘利亞的毀滅性災難,還有因之而加劇的宗派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都彰顯出這政策所具有的「種族滅絕」面向。
總之判決是明確的:布萊爾、布希等人觸犯戰爭罪。他們與他們的共犯,應立即受審。
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已清晰且毫不含糊地向世人做出以下結論:利用戰爭來達到政治目的,而這目的又無法以「面臨迫切威脅」予以正當化,即構成最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布希與布萊爾應實與那被處以絞刑的12名納粹被告一般,同等有罪。
齊爾考特報告當中也揭露了布萊爾致布希的秘密備忘錄(布希致布萊爾的訊息則因華盛頓之要求保持機密性)。備忘錄中顯示戰爭背後真實動機並非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威脅或恐怖主義,而是與德意志第三帝國如出一轍─全球霸權。在入侵不久後,布萊爾即因這軍事侵略而沾沾自喜,宣稱這是一個建立「後冷戰時期之世界秩序」的良機。
我們或許不該遺忘眾多喪命於伊拉克的士兵家屬之共同心聲。莎拉•奧康納(Sarah O’Connor)說:「這世上有一個恐怖份子,一個需要舉世提防的恐怖份子,他的名字就是東尼•布萊爾,舉世最惡劣的恐怖份子。」莎拉的兄弟鮑伯於2005年死於伊拉克。
羅傑•培根說:「永遠不應該再犯下如此眾多之錯誤,這些錯誤不僅導致英國人命的犧牲,還有不具任何正面意義的國家毀滅。」羅傑的兒子馬修死於巴斯拉(Basra)。
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說布萊爾「應該被剝去所有曾屬於他的一切,來償還他的作為。」他並且道:「這是場非法的戰爭。我兒子的死毫無意義、也無理由。」馬克的兒子凱文死於2007年。
雷•奇斯(Reg Keys)認為布萊爾被「製造且揉捏」了情報;他的兒子湯姆斯同樣死於伊戰。兒子同樣也死於伊戰的埃迪•漢考克(Eddie Hancock)要求布萊爾「至少一生應被禁止從事任何形式的公職」。
這些坦白而由衷的聲音與當權者的反應正好形成強烈對比。後者不但企圖降低報告所引發之負面效應,更企圖以之促成未來更高效能之戰爭。
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聲稱,不論伊拉克戰爭的後果為何,我們「無法結論說『干涉必然永遠導致錯誤』。」
工黨領袖傑瑞米•柯賓(Jeremy Corbyn)是所有辯護者中最懦弱的一位。他說入侵伊拉克是一項「災難性的決定」,給工黨黨留下「汙點」,並為之感到悲痛。但其所謂「汙點」不過泛泛之談,連點名譴責布萊爾也談不上,更不用說開除其黨籍。
這也使得布萊爾更無顧忌地繼續以傲慢與好戰之態度回應這份報告,更甚至為其今昔罪行與開脫:「依我所見,這世界無論在過去或現在,都因沒有薩達姆•海珊而更加美好。」
美國前總統喬治•布希也於他的德州農場發出聲明,呼應布萊爾的言論,聲稱「這個世界因為薩達姆•海珊的缺席而更好。」
這些兇殘的反社會分子其實是在說,在100萬人民被殲滅於他們的戰爭後,「世界更美好了」。
齊爾考特報告公布之際,正值帝國主義軍事行動升溫之時,不僅在中東,更把矛頭指向俄羅斯與中國。齊爾考特調查委員會聚商審議的這七年之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顯然也更加緊鑼密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