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俊義/台北東門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本文原載 新使者雜誌第97期, 2006年12月
※透過在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與政經影響力,猶太人讓世人以為巴勒斯坦人建國運動就是恐怖組織的另一個代名詞。
很多人初次讀《舊約聖經》,都會發現一個嚴重而不解的問題:為什麼以色列人在約書亞帶入迦南地後,會對當地人民進行大屠殺?而且大屠殺的行為竟然是出自上帝的旨意?這難道是基督徒經常掛在口中在稱頌的上帝下的命令?難道基督教信仰所見證的上帝會是這樣子的嗎?
類似這樣的問題一再出現,我也一再被人問到,這牽涉到對《聖經》解釋的問題,可以另外撰文來談。但類似的問題也是一再出現:為什麼以色列人會說巴勒斯坦是他們的?那些原住民沒擁有土地生存權嗎?另一個問題是:只要一聽到「恐怖主義」,過去馬上就會想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近來則是連想到阿拉伯人的蓋達組織,要不然就是伊斯蘭教世界的激進份子等。
不會被遺忘的大屠殺事件
最近看了《夜》(La Nuit)一書,作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是一九八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這本書中,他描述親身經歷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希特勒政府所設立的集中營,包括曾經在殺死最多人的波蘭之奧斯維茲集中營住過。書中說到在德國政府掌管之下的各地集中營裡,每天都有無法估計的猶太人和少數民族被屠殺送入焚化爐中;是一本控訴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遭到希特勒集團大屠殺的經過。作者在書中一再提起一個問題:世界各國當時怎麼會對此事都漠不關心?各國政要怎麼都沒有注意到這麼殘酷的事件持續到大戰結束方休?
這本書的結尾有這麼一段話:「今天,德國是個主權國家,德軍經過重建……戰犯於漢堡和慕尼黑街頭散步。過去種種似乎都被遺忘,消失無形。」可看出作者維瑟爾在一九五八年寫此書時,真擔心全世界的人會因逐漸忘記大屠殺事件,導致另一次新的大屠殺來臨。
但就像名政論家南方朔在該書導讀中所寫的:「有關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大浩劫』的著作早已車載斗量,例如自傳性的紀實作者像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安妮的日記》,義大利猶太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或者文學創作如一九六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猶太女詩人薩克絲(Nelly Sachs)以及法國猶太詩人塞南(Paul Celan),這些都已讓人耳熟能詳。」
從上述這段話就可看出維瑟爾擔心後代的人會逐漸忘記大屠殺事件,應該是多慮。因為即使到今天,許多書籍、電影都還在討論有關第二次大屠殺事件。例如不久前才轟動影壇的〈辛德勒名單〉、〈一九四五年的故事〉、〈美麗境界〉、〈妮娜之家〉等,都是談到和猶太人集中營及大屠殺有關的事件。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也進行大屠殺
不過,維瑟爾的這項擔憂也對,因為目前世界已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控訴、反問他和他的國家——今天的以色列!他們是怎樣對待巴勒斯坦人?為什麼猶太人沒有從親身苦難的經歷中,善待他們透過國際社會強佔的巴勒斯坦土地,以及用比較合乎人道的方式來對待在他們統治之下的巴勒斯坦人?相反的,今天的猶太人一再造成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更讓人難以容忍的是:當維瑟爾在控訴著猶太人被大屠殺時,是否有反問一下:今天他的族人也正用另一種方式對巴勒斯坦人進行「分解式」大屠殺?即每次僅戕害一小堆人,以免引起國際社會的注目。
從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同意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建立國家後,就開始發生了巴勒斯坦人一連串的大災難,迄今未止。套句在「以阿六日戰爭」而揚名世界的以色列將軍戴揚(Moshe Dayan)的名言:「這個國家沒有一個地方不是建設在阿拉伯人的聚居點上。」很清楚,他承認以色列人是用武力取得這片土地的。
有武力,就會發生用殘酷手段摧殘生命。自古以來,人類並沒有因為所謂「文明」而在打仗上用比較「人道」的手法善待對方,沒有。就像現今的英美聯軍在伊拉克,凌虐被俘虜的伊拉克士兵,也談不上所謂「人道」。而當以色列人在控訴希特勒政府殘害他們近六百萬人喪生時,以色列政府自一九四八年「以巴戰爭」後,就有為數超過二百萬巴勒斯坦人(佔巴勒斯坦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淪落成國際難民,四散在鄰近國家,單單在約旦就有約七十萬人之多。[編按1]接著,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至十日發生的「以阿六日戰爭」,以色列與阿拉伯聯軍對打而大獲全勝,結果受害最慘的是巴勒斯坦人。這次戰爭,讓更多巴勒斯坦人喪失家園,被迫遷移到黎巴嫩南部難民營避難,而黎南難民營就像第二次大戰的猶太人集中營一樣,隨時都要面臨以色列軍隊的侵犯,直到今年,以色列軍隊幾乎是無時無刻、一而再、再而三地進入黎南難民營,對著營區內的巴勒斯坦難民肆無顧忌的進行大屠殺。以一九八二年為例,那次大屠殺連老弱婦孺都不能倖免,有二八八人被殺害。而今年七月十二日更慘,以色列軍隊對黎南難民營的轟炸至少已造成一○八七人死亡,且其中超過百分之三十是未滿十二歲的兒童。另有三五六八人受傷。[編按2]以色列整夜發動逾一百次空襲,理由只有一個:要剷除真主黨。就這樣連續不停地對難民營進行轟炸,甚至是連黎巴嫩首府貝魯特都被列入轟炸之目標。
基督徒應與哀哭者同哀哭
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社區,目前都被以色列用高牆隔離,理由是:要防範巴勒斯坦人進入以色列人住宅區。這樣的圍牆有如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倒塌之前的柏林圍牆。因為有圍牆,任何巴勒斯坦人要外出工作,都必須有通行證、工作證,否則休想離開到圍牆外。「六日戰爭」後,只要是巴勒斯坦人的車子,即使是公車,隨時都可以被攔阻接受軍警檢查。這是一九八○年七月我從耶路撒冷到拿撒勒途中親身經歷的三次停車事件,因為我搭乘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公車。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在此次戰爭後,顯示出:任何一個鄰近國家若是保護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也要連帶受到嚴厲懲罰。
我不想探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結仇的歷史背景,因為除了《聖經》解釋外,尚有很多恩仇糾葛著,很難釐清。但我們有必要理解:猶太人過去被德國人屠殺,可以用相同方式來屠殺他族的人嗎?而讓人更為難過的是:今天的基督教會幾乎沒有(即使有,也是非常少之又少)在關心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但卻一直介紹以色列的各種美好歷史、文化,以及述說猶太人被大屠殺的慘劇,甚至還有教會荒謬的舉辦「和平祈禱會」,說要和猶太人「和好」。搞不清楚台灣人為什麼要和好?我們有屠殺過猶太人嗎?基督徒不是應該和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嗎?今天的以色列是強者,而巴勒斯坦人是被迫害者,所以我們應該和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才對啊!
一九九二年,為了鎮壓一再拿石塊丟擲他們的巴勒斯坦年輕人,以色列軍隊派出四人一組的軍用吉普車,強行進入巴勒斯坦人民宅,只要看到年輕人就拖出門外,當著孩子母親的面前開槍擊斃,留下哀傷至極的母親抱著死去的孩子嚎啕大哭。這種鏡頭讓我想起前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帶著七、八個手下到潮州也同樣是縣議員的鍾源峰家,親自按門鈴叫他出來,然後當著鍾母面前帶頭槍殺了他,鍾母為子下跪求饒不成,憤而報案指控議長殺人,當天各報都已知曉案情,但卻不敢直率報導。同樣的,以色列人今天這種惡形惡狀有多少國家的新聞媒體據實報導過?又有多少基督教會團體認真檢視並且給予嚴厲討伐過?或是給予苦難中的巴勒斯坦人一句安慰的話?沒有!
願給巴勒斯坦人多一分愛和安慰
其實,大家應該清楚,猶太人今天掌握著全世界媒體主導權和金融動態。前述以色列軍隊進入巴勒斯坦獵殺青年的事件,歐美新聞媒體也只報導兩天,之後立即消失。就像鄭太吉事件,當時雖有民進黨立委蔡式淵在警政、內政質詢時,指名道姓說出殺死鍾源峰的兇手是鄭太吉,但所有媒體都不敢登出鄭太吉的名字,頂多寫著「屏東政界鄭姓名人」,或是「與屏東議會要人有關」這樣的句型。為什麼?因為怕鄭太吉報復。
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背後撐腰最力的是美國。任何一個美國總統若說出關心巴勒斯坦人的話語,就不用想當選總統,甚至現任者若想尋求連任,也會因此失去大批選票。不但這樣,美國的媒體輿論還將連連受到壓迫的巴勒斯坦人,形容為妖怪野獸,說他們都是恐怖份子。就像愛德華.薩依德——這位世界聞名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也是世界公認最有影響力之阿拉伯世界學者所說:「依我看,這種開口閉口恐怖主義的作法形同一種罪行。它讓美國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為所欲為。」他說恐怖主義是「一種用來讓人民感到恐懼兮兮和不安全的虛構。有了它,美國就又有理由在全世界為所欲為。任何對其利益的威脅(不管是涉及中東、石油的,還是美國在其他地方的地緣戰略利益),都會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
透過在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與政經影響力,除了阿拉伯世界外,猶太人讓世人以為巴勒斯坦人建國運動就是恐怖組織的另一個代名詞。也因此,許多教會傳道者、基督徒一談起巴勒斯坦人的命運,就說他們過去都是恐怖主義者,殺害很多無辜的百姓。卻很少基督徒和教會譴責美國在伊拉克殺害更多無辜的百姓和兒童、婦孺。我相信有一天:當台灣人想用比較積極的態度進行建國工作時,也會被中國政府冠上同樣的名詞——台灣恐怖份子。其實,中國已經開始了,只要有人想要朝向台灣獨立運動,就會被列入「分裂國土」的恐怖份子,不是嗎?而這你會接受嗎?
給巴勒斯坦人多一分愛、安慰和鼓勵,就是幫助他們更接近上帝;讓猶太人多知道一點自己的窮兇惡極、令人厭惡,或許也會幫助他們多些自省的機會。對以色列殘暴的手法無知,只會增加他們利用上帝的名,雙手染上更多殘殺巴勒斯坦人所流的血,對世界的和平不但沒有幫助,我們的緘默到最後只會成為幫凶罷了。而對正受到嚴厲摧殘的巴勒斯坦人之心靈,以及維護生命之尊嚴,是一點點幫助也沒有。
巴勒斯坦資訊網編按
[1]1948年戰爭所製造之巴勒斯坦難民總數一般多估算為七十至七十五萬左右.
[2]此傷亡統計應涵括全黎巴嫩, 而非單包含黎境內巴人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