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口下的教育

國際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說，「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但是住在以色列佔領區的巴勒斯坦學童，卻連基本的受教育權都成問題。自2000年以來，由於以色列開始再度侵略巴勒斯坦許多地區，巴勒斯坦的教育，更是受到嚴重影響。

根據巴勒斯坦教育部2002年7月發佈的統計，(資料來源：Palestinemonitor.org)，在2001/2002這一個學年裏，巴勒斯坦被以色列佔領的地區，一共有：

• • 216名學生被殺；

• • 2514學生受傷；

• • 164學生被逮捕；

• • 17名教師被殺；

• • 71名教師被捕。

此外，以色列於2002年3月開始進行所謂的「防衛盾牌行動」（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的頭三週，就一共有：

• • 1289 所學校被關閉；

• • 50%的巴勒斯坦學生無法抵達學校或大學；

• • 11所學校完全被摧毀；

• • 9所學校受嚴重破壞；

• • 15所學校被挪為軍事用途；

• • 15所學校被挪為拘禁用途；

• • 整體每天少了54,730個上課點數。

在這一段期間內，幾個城市和村落如 Ramallah, Nablus, Jenin, Tulkarem, Bethlehem, Qalqilya, Salfit, Qabatia 等，也都完全停課，許多學生也因此無法準備大學入學考試。

上學途中

巴勒斯坦的教育不但殘破不堪，學童更是每天冒著生命危險在槍口下學習。Berzeit 大學的「社區與公衛所」在 2002 年底針對西岸的48 所學校，做了一個詳盡的教育處境調查報告，報告名稱就叫做「槍口下的教育」(Schooling at Gunpoint)。這不是個比喻，而是個不能再更真實的描述。

每天，巴勒斯坦的學生只要一出門，所面臨的就是真槍實彈的威脅。在上學途中，學生和教職人員有可能遭受以色列軍隊的直接攻擊或戲謔式挑釁。他們也得接受崗哨站的無理盤查，往往一耽擱就是幾個小時。有時候，連去學校的路都被路障堵起來，一堵就是好幾天或無限期。而若有「宵禁」（雖稱宵禁，但往往包括了白天和晚上）宣佈時，學生更是連出門都完全不可能。還有更慘的就是：到了學校卻回不了家。這報告指出，因為以色列軍隊入侵，有一個學校有十七名臨村的學生回不了家，一整個星期都只得住在學校，由學校的職員照顧。

學童與坦克車

但是，若是安全抵達學校建築物內，也不見得就可以上課或保證安全了。除了學校時常會被勒令關門，或挪做軍營或拘留所外，以色列軍隊和以色列屯墾區的極端份子，也常會蓄意攻擊上課中的教室，在操場施放催淚彈，破壞搗毀學校的各項設施，或甚至直接把學校炸掉。

比如說，去年九月剛開學後沒多久，Hebron 南部Zeif Yatta這所小學的操場，就有以色列屯民埋設炸彈，炸死了6個八歲的小朋友。他們的老師說，如果這個炸彈晚幾分鐘在下課時爆炸，就會有三百多位小朋友受害。去年三月，屯墾區的一個極端團體承認是他們所埋的炸彈，炸死了耶路撒冷東部一所學校的一名老師和四位小朋友。我們可能以為只有巴勒斯坦的「恐怖份子」，但是卻不知道巴勒斯坦的小孩也是活在這般的恐怖威脅下。

快跑！有瓦斯彈

上次看了一部叫做「加薩-殺戮戰場」（Gaza:the Killing Zone）的紀錄片。片中，記者採訪到一個在學校被子彈打中的小女孩。這個小朋友在教室裡低頭寫字時，被以色列軍隊從校外射進來的子彈打中了頭部。送到醫院後，連續幾個星期昏迷不醒。後來，這位記者陪她的家人去醫院探望她。就在這次探望中，這位小女孩醒了過來。她首先聽出是家人的聲音，開始很急切地和家人應答。但是她雖然睜著眼，卻看不到圍在身旁的家人，原來她已經瞎了。

她祖母拿了一根香蕉給她吃，她也大口大口地吃。由她的大嗓門聽來，她應該是個活潑有個性的女孩。但是吃沒有多久，她突然開始很傷心地又哭又鬧起來，似乎是想起了包括她的未來的一切東西。旁邊的翻譯說她提到她擔心以後沒辦法上學怎麼辦。她的祖母和家人，在一旁偷偷擦眼淚。她的老師接受採訪時，也說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小孩，上課很認真。

在「槍口下的教育」中也說到，許多小朋友由於長期受到驚嚇，只要在上課時一聽到外面有任何動靜，就會以為又有槍彈掃射，情緒馬上會受到影響，有些還會衝出教室或變得歇斯底里起來。小朋友們也都很害怕坐在窗戶邊，因為玻璃窗常會被遠處砲彈震破。也有九成的老師指出，很多學生在課堂常無法專心，因為他們不是幻想著軍隊隨時會出現，要不然就是擔心等一下不知道要怎麼回家。比較大的學生也會擔心他們無法完成學業，憂慮自己的未來。

爸爸保護我們上學

然而，儘管巴勒斯坦的教育處境是如此艱難，許多報導以及到過巴勒斯坦的國際人士，卻也指出他們的兒童和青少年，對於學習有著驚人的熱忱。不管如何艱難，許多學生還是寧願冒著危險，長途跋涉到學校去上課。

若雪所屬的「國際團結組織」（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 ISM），也因此特別有個教育計畫，專門派人保護小朋友上下學，或是做課外輔導。在那兒，由於道路和學校常會無緣無故被關閉，電視因此會協助通報哪裡有路障，或是哪間學校什麼時候可以上課。一個到過巴勒斯坦的記者說，他在那裡總是看到學生一聽到學校可以上課，就馬上提了書包衝出門，讓他看了非常感動。

一群老師在Hawara崗哨被扣留兩小時

此外，學校與家長也做了許多教育上的應變措施，如週末假日也上課、遠距教學、延長每節上課時間，或是取消體育、音樂等術科以補強語文、數學與科學等。

巴勒斯坦人對教育的熱忱，似乎不是今日才有，而是長久被佔領的經驗所塑造出來的一種傳統，一種文化。十五年前，以色列的一位作家大衛．葛羅斯曼（David Grossman）曾為了了解巴勒斯坦的教育，拜訪了位於西岸的伯利恆大學。伯利恆大學的英文系系主任James Connolly是從英國來的。他說，跟英國的學生比起來，他更喜歡巴勒斯坦的學生，因為他們對學習非常具有熱情和動機。他也很滿意這些學生對英文詩韻律的敏感度，他說，或許是因為可蘭經的韻律在他們的血液中流動著。

這裡的一位讀社會工作系的女學生也告訴葛羅斯曼：「我們永遠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有課可以上，或是上學途中能不能通過路障。在課堂裡，我們也不敢自由表達意見，因為我們怕有特務……我們生活在壓力之下，但是，這也使得我們產生動機，堅持學習下去……我們的老師和學生都自願接受一項鐵律，那就是，不管如何，我們要補完所有必修的教材，儘管這可能表示我們晚上也要上課，假期也要上課，或是必須在別人家裏上課。這裡一節課至少有一小時十五分，而不是你們大學的四十五分鐘。我們並不懶惰。我們有一個目標，你一定知道的。」

在崗哨,連書包也要被檢查

這個叫做蘿拉（Raula）的女大學生接著「噘著堅毅的嘴」（葛羅斯曼的形容）繼續說：「佔領逼使我們不能接受教育，但是我們必須教育自己，以對抗佔領的事實。佔領會讓人變得麻木，但是我們必須抵抗這個麻木感。這是我們的目標。在我們之中，有些人用武器作戰，有些人用言辭，我們則要藉助教育和思想來幫助我們作戰。」（David Grossman,The Yellow Wind,London: Jonathan Cape,1988,p.64）

這是十五年前的一段話了。但是，「教育」對今日巴勒斯坦的孩童與青年，似乎仍然同樣充滿戰鬥意義。根據巴勒斯坦的一份英文報Palestine Now 指出，在巴勒斯坦，排除萬般挑戰堅持接受教育，已經成為他們政治抵抗的手段之一。有許多學生、家長和老師，即使有宵禁，也仍堅持出門；即使有坦克車，也還是堅持要出門；如果學校被關閉，就到別人家上課，或是進去被封鎖的學校上課。這不單是為了學習、為了抵抗，也是為了巴勒斯坦人的未來。許多官方或草根團體也都呼籲學生們要堅持完成教育，來幫助達成建設巴勒斯坦的目標。許多學生儘管年紀還很小，似乎也都懂得這些道理。

又被攔截了

去年九月時，那布魯斯（Nablus）這個地方的學童，因為學校長期停課，就自行發起了一次抗議行動，要求學校開門。他們有些拿著標語，有些背著書包，走到叫做 Fatimiyya 的一所已經被摧毀的學校，一路喊著 “Madares, madares”（「學校，學校」）。到了學校，以色列的坦克車已經在那裡等著他們了，但是他們還是站在學校的破牆殘瓦前，拿著標語喊著口號。

後來，他們也走到聯合國在巴勒斯坦的難民救濟署（UNRWA）辦公室前，坐在馬路上高喊：「打開學校，我們要學習。」他們的抗議牌，寫著各種不同的標語，其中有：「你的字典上有巴勒斯坦小孩嗎？」、「聯合國，你還在等什麼？」、「我們被關在家中…不能玩…不快樂… 不能上學。」

有一個BBC 電台記者採訪了一些小孩，其中一個說，臨時的課堂雖然好，但是他們沒有書桌，沒有操場，沒有體育課，牆上也沒有貼圖片。他們都很想回到學校。有一個小男孩還說他想上學，因為這可以讓他變得聰明，還可以讓他知道六加六等於十二。

我想我從來沒有看過更感人的抗議。或許是我從未感受到過教育對於一個人、一個民族，原來是可以如此真實，如此動人。在我的世界裏，我只聽過逃學、翹課、升學主義、填壓教育等等這類問題，卻從沒有聽說過小學生竟然還得自己走上街頭，爭取自己的教育權。

以色列軍人扣留我們,不讓我們去學校

他們也寫了一篇宣言，交給了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和巴勒斯坦教育部，以及「全世界的兒童」。這個宣言真摯感人。信中最後一句話是：「我們請求有足夠勇氣的人，能夠迅速、切實地介入，出面維護我們的普世人權。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將這篇宣言全文翻譯如下，就做為這篇巴勒斯坦教育報告的結尾。

《那布魯斯孩童的教育請求》，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

我們，那布魯斯（Nablus）的小孩，就我們的教育權，要向你提出請求。今天，以色列圍困我們的城鎮、村落和難民營已經快滿兩周年了。儘管我們的同學與老師所受的限制越來越多，我們尚能應付。

然而，2002年4月，當以色列數度侵略、攻擊我們的市鎮、村落和難民營後，一切都改變了。

那時，我們甚至還沒有結束學年。也都還沒有結束期末考。我們之中要參加中學入學考試的，只好避開佔領我們城鎮的以色列軍隊和坦克車。自2002年6月21日，我們就完完全全被剝奪了教育權。

我們，那布魯斯的小孩，不是要跟你談佔領者對我們城鎮的大規模毀滅，對生命的傷害，還有對我們的家庭、歷史、水源以及其它基本設施的破壞行為。我們，那布勒斯的小孩，今天也不是要跟你談飢餓、貧窮或是健康狀況的敗壞。

我們，那布魯斯的小孩，是要跟你談我們的人民集體被拘禁在家中的事實。在過去三個月以來，那布勒斯的宵禁，一共只暫時解除過 70個小時。三個禮拜前，我們為了8月27日即將來臨的新學期，都感到很興奮。然而，我們卻被剝奪了我們的教育權。

我們的家長和一些其他的人，已經展開一些替代教育方案，在鎮上鄰近處上課。但是，這些地方設施非常簡陋，也缺少合格的教師。在宵禁和被佔領的狀況下，我們對佔領者不服從的反抗，也總是冒著高度生命危險，尤其是對我們孩童而言。但是，我們那布魯斯的小孩，仍然決心要要求我們的教育權。

然而，我們的教育權依然沒有實現。我們知道，一個教育必須要有足夠的份量、是可接近的，而且是在安全可及的範圍。我們的替代方案並沒有辦法妥善取代正規的學校教育。

我們，那布魯斯的小孩，已經上了人權的慘痛一課。我們認為，為了孩童和他們的未來，你必須挑起責任，積極介入。我們沒有辦法靠我們自己打破宵禁。我們想要學校開門。我們想要安全地上學。我們想要沒有恐懼地學習和遊戲。

我們請求有足夠勇氣的人，能夠迅速、切實地介入，出面維護我們的普世人權。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那布魯斯的小孩，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原文Palestinemonito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