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說起(一)：胡說八道的人有福了？

從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說起(一)：胡說八道的人有福了？

陳真

2021. 03. 02.

我一直不太會取標題，經常反覆使用。光是「胡說八道的人有福了」這標題，二十幾年來我就寫過不知道多少文字。

胡說八道是好的，可是，當胡說八道者不知道自己在胡說八道時，那就是一場災難，旁人啞然失笑之餘，也將啞口無言。這些話，也許可以送給底下一位汪導演。法律上是「不知者無罪」，不是故意的就罪減一等，但是，藝術上思想上語言上生命上等等等等等，卻是「知者無罪」。

幾位朋友傳這連結给我：

https://bit.ly/3kA56BP

我不認識誰是誰，也看不太懂雙方爭議些什麼，好像是有一位汪姓導演叫做汪怡昕，另一位叫吳敬棠，則是汪先生的「被告」，其他好像還有一些「準被告」，似乎全是毀謗情節，至於毀謗了些什麼，我沒看出端倪。

爭議的導火線是張大春32年前(1989年)的一篇文章叫做《回鄉運動員》。我這篇文字還不會談到張大春的那篇文章，所以該文就下回再貼出。

我對張大春這麼一位在當年如魚得水的媒體人，自然早有評價，但在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寫過這樣一篇文章。為什麼呢？因為在那個舊黨國年代，我既不是腦殘，更不想讓自己血壓高，因此我絕不會花一毛錢去買中國時報或聯合報來虐待自己，就猶如這年頭我絕不會低能到去買自由時報一樣。

這年代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是好的，良善可信的，但在戒嚴年代，它們卻是扮演政治打手，就跟現在的自由時報一樣。當然，其惡劣無恥程度遠遠比不上當今的自由時報。當年的中時與聯合只是一種無良媒體，但自由時報卻根本不是媒體，而是一種無恥齷齪、專事抹黑造謠煽動族群仇恨的邪惡政治工具。

回到正題之前，先說點前言。

二十幾年來，我一直試圖用「隱喻」(metaphor) 這個概念來解讀維根斯坦。他對自己日夜辛勤寫作的數千萬字哲學筆記，自我定位為「無意義」(nonsense)，甚至還說「凡是了解我的人就知道，我寫的一切都沒有意義」，講白了就是「胡說八道」啦。維根斯坦的這番「自我否定」之告白，引發後人爭執，長達半個多世紀。

有人認為，維根斯坦寫了幾千萬字，怎麼可能沒意義？沒意義幹嘛寫？吃飽太閒也不需要這樣無聊啊！於是，他們說，那不是「無意義」，而是比「有意義」還更加深刻的「某種『說不出來的』意義」。這一派學者，姑且稱之為「傳統派」。

另外有些人則不以為然，認為無意義就是無意義，哪有什麼「更深刻的意義」？「無意義」就是類似像這樣：&F$*V#%*@@&*，怎麼可能反而還比「有意義」更加深刻？憑什麼？這樣一些人，也許可以叫做「後現代派」。

「傳統派」於是又回過頭來反駁說：不對不對，如果維根斯坦的「無意義」就只是一團鬼畫符，那我們到底是在研究什麼？我們的討論基礎何在？

爭執不下之際，第三群研究者出現了，採取了一種所謂「斷然」(resolute) 的「無意義」立場，謂之「斷然派」或「堅決派」，有別於前二者的看法。簡單說，「斷然派」人士認為：雖然「無意義」確實是鬼畫符，斷然不具任何意義，但它卻很奇妙地帶來某種啟發。

聽起來好像「斷然派」也是在鬼扯蛋，其實不盡然。你不妨把「無意義」成一種詩。你看北島的詩是不是也是鬼畫符？根本就是「胡說八道」，但它卻「胡說八道」得如此動人。

我對維根斯坦的理解偏向「斷然派」，但是多了一點點修正，姑且自稱「隱喻派」。我比「斷然派」也許多做了一點工作就是：一來，我(自認為)幫他們解決了一些概念上的內在矛盾與困難。二來，我 (自認為)對維根斯坦其人其思有著最真實的理解。這樣一種理解，並非出於智能上的優越，而是出於物種屬性上的親近性，簡單說就是知己；倘若你不是那樣的人，就不可能懂得那樣的「語言」和那樣的「生命形式」。

記得有一次，二十多年前，在劍橋的一個研討會上，當天討論焦點就是在談「無意義」到底有沒有意義？與會者大多認為，如果採取「後現代派」之「無意義」觀點，語言本身將很難自圓其說。主持人於是問大家說，既然每個句子全是無意義的，讀者憑什麼理解？從何獲得啟發？

我看現場沒有人出聲回應，於是就舉手要求上台示範。我說這很像一種繪畫的原理。我跑到台前，在黑板上先畫了一個不太圓的圓，圓裏頭再加上左右兩個小圈圈，然後再添幾筆上弦月和下弦月般的弧形線條及一直線，然後把這些無意義的「鬼畫符」一一湊起來，於是就出現了一張「很像笑臉」的圖形。

這張「笑臉」的「意義」，並不蘊含在那些「無意義」的諸多線條或圓形「裏頭」，但它最終仍然呈現出一張「笑臉」在讀者面前。而且，更重要的是，這項呈現並非「必然」鎖定；如果有人說它看不出這是一張笑臉，我也只能呵呵，可能是我的畫圖技術太差。

我畫完之後，全場都笑了，大家彷彿瞬間對於「無意義」到底有沒有意義達成了共識。也許也可以這麼說，並不是我們終於找到關乎「無意義」的共識，而是一時之間，共識與否似乎也不再那麼重要。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所畫的那張笑臉，難道它之「無意義」的諸多線條組成裏頭含有什麼「深刻的意義」，以致於說服了與會的哲學家們？當然不是。但是，你若要說我只是單純在胡扯瞎掰，卻也不盡然。我所示範的「笑臉」例子裏頭，似乎依然有著某種連我自己也說不上來的「啟發作用」。當然，也許啟發了A，卻沒有啟發B，但我也只能呵呵，畢竟我並沒有賦予那張「笑臉」具有那樣一種強制性；它能否啟發，或是啟發了一些什麼樣的方向與內容，其實連作者也不知道。

我之所以先講這些，是因為歷史其實也很像這麼一回事。所謂「史實」，就跟各種線條及其組合一樣，根本數不清，無限多，絕無可能窮盡。即便只是「一個人掉了一根頭髮」這麼一件小事，都有著無窮無盡的事實細節與描述方式在裏頭；你可以這樣呈現，也能那樣呈現，至於意義何在？說不準。在任何一根線條被「使用」之前，它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看我的小可愛之畫圖就頗有畢卡索之風，天馬行空，人非人，物非物，看山似山又不似山，但她總是能夠從自己的鬼畫符之中說出一番「風景」來。我想，幼兒園老師對她鬼畫符一般的「畫畫」家庭作業應該也很無奈，但我倒是很推崇，鼓勵她繼續「亂畫」，忠於內心，忠於內在風景，別管外在什麼尺寸或規則。

言歸正傳。關於上述幾位網友們對於所謂歷史，或是對於鄭南榕與詹益樺之自焚的理解，不管是在概念上或內容現實上，爭議雙方其實全是錯的，特別是那位據說製作許多「政治歷史還原劇」的汪導演，更是錯得離譜；道德上大錯特錯，認知上則是比錯還可怕；它不是錯，而是令人窒息。

曾有人問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若有機會重返校園當學生，將有何感覺？蕭伯納說，「那就好像問一個逃犯如果有一天重返監獄有何感覺？」此話我深有同感，講到台灣的教育我就怕，主要原因就是兩個字：「窒息」。

柏拉圖說，「擅於使用隱喻，是天才最大的特徵」。「隱喻」大概是一種最自由的語言，相較於「教條」之令人窒息。

「教條」就是把內涵無限豐富的「風景」給退化成一種「命題」或「主張」，甚至進一步收編為某種其介如石、硬得像花崗岩一般的「立場」，比方說講起二二八，或是講起什麼黨外民主運動，講起什麼白色恐怖，大概就是目前市面上那一套，然後拍出一些令人窒息的所謂電影或所謂記錄片。

我常談起一件事，不妨再說一遍。1995年，Emir Kustturica的《地下社會》獲得坎城影展最高榮譽，全場起立歡呼鼓掌(那段現場影片我至今仍保留)。那天，在記者會上，記者問 Kusturica說「你拍這電影，是想要傳達什麼訊息？」Kusturica 笑著回答說，「我沒有要傳達任何訊息。我如果有話要說，我就寫封信去郵局寄不就好了？何必拍電影？」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我常說，你不要看到一首詩裏頭出現「雜貨店」三個字，就以為那是在討論有關民間零售市場的問題。我最近天天夜裏聽《風中有朵雨做的雲》，你也可別以為我是在關心氣象。請聽：

不知道你信不信，如果不是因為剛剛帶著眼淚瓶聽這首歌，激起我的某種惆悵，某種衝動，我不會在忙碌終日萬分疲憊之中還想動筆寫這篇文字。這歌也許訴說了更多我心裏說不上來的東西。

惟有天才能做比喻。做為一個資質平庸者，我只能講一些僅僅只需要用到智力而根本無須才華的東西。但我知道，我若不去講這些關乎概念的平庸之事，根本不可能讓你意識到它背後那些難以言喻的千絲萬縷，而它們也許才是生命之所在，意義之所在。

睏了，先說這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