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說起(三)：歷史像小說，但不是小說

從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說起(三)：歷史像小說，但不是小說

陳真

2021. 03. 14.

鄭南榕與詹益樺的事，我寫過不少，但跟我所知相比，我只是寫出冰山一角，現在也只能說說重點。實際上，很多話已經說過很多次。

認識鄭南榕的人很多，但是詹益樺是基層黨工，認識他的人很少，更不用說熟識。我想，我很可能是至今還活著的人裏頭，對他的想法以及他生前最後那幾年(特別是他生命的最後幾天)最了解他的人。

從阿樺加入黨外，不久之後來到高雄加入我們(戴振耀領導的農權會)，一起工作，一起抗爭，一起上課，一起開會，一起組訓，一起北上參加鄭南榕的出殯遊行，一路走在一起，一直到抵達總統府，他突然脫隊，獨自走向鎮暴部隊面前的鐵絲網，點火自焚、送醫、急救、連絡家屬，一直到他的遺體被載離台大醫院為止，我都一直跟他在一起。

1989年5月19日那天，在搶救與送醫途中，我發現阿樺的雙手突然失去肌肉張力，顯然已經斷氣。當時我的口袋裏就放著他藉以點燃身上的「汽油衣」所使用的打火機。我對阿樺最後的記憶是救護車刺眼、閃爍的警示車燈，彷彿突然讓我意識到一種關於「永遠」的沉重感，原來這是事實，不是在做夢，原來我真的永遠都不可能再看到一個活生生的阿樺了。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面對親友的永別。

來到台大醫院，我和阿耀兩人把他搬上病床，他的後腦勺有一團被大火焚燒而隆起的巨大血腫，突然整個破掉，流出一灘黑色的血。

當天晚上，處理完他的後事，大約八、九點多，我又回到自焚現場。原本只是想保留他的打火機做為紀念，但我想到國民黨及其媒體與文人走狗們一定會開始造謠抹黑或栽贓嫁禍，於是我又把那個打手機放回他點火自焚的精確位置上。我當時如果保留那個打火機，國民黨肯定會說是我點火燒死詹益樺。後來，國民黨果然如此造謠，只是沒法鎖定誣賴誰就是兇手。

我可能比一般政治上的同志還更了解他，因為我知道他的情感世界與信仰，那或許才是他的生命之所寄託。他曾多次跟我說起他暗戀一個女生，之所以跟我說是因為那女生與我極為熟識。但是，至今那女生恐怕都還不知道阿樺暗戀她。

我長年不接受採訪，但是幾年前破了一次例，有個人叫廖建華，說要拍攝有關詹益樺的影片或是寫有關他的書 (我不是很確定)。一開始我拒絕受訪，但是對方再三請求，念在詹益樺普遍被誤解被利用、想要替他說兩句的份上，我就答應了。

不過，那真是我生平遇過最不認真的一次所謂訪談，毫無誠意可言。所謂採訪，有一搭沒一搭，我其實根本說不下去，就好像對著一個「對你的家人毫無感情、缺乏認識的陌生人」去談論你的家人那種感覺。這位吳導演，甚至連筆記本也沒帶，空手而來，空手而去，連個談話的地方也沒有，我和良哲就臨時蹲在台北車站大廳一個人來人往十分吵鬧的小角落。

相關誤解這麼多，這麼初級，真不知要從何澄清起。產生一個誤解很容易，但是要澄清一個誤解卻很難，等於是每次都要從頭說起一切，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的結論是：了解「歷史」需要誠意，你得真心想了解才行，而不是只想為某種政治立場尋找特定「證據」來炒作。

有了誠意，才有可能產生真實的知識。這需要大量閱讀，不要「想當然耳」，因為我們的「想當然耳」往往是特定主流政治勢力的政治操作與宣傳所產生的洗腦結果，就如同綠營所講的所謂「歷史」，包括二二八，幾乎全是謊言。

歷史像小說，但它畢竟不是小說。小說可以全然瞎掰，歷史卻仍然有其內在真實。歷史自然會有各種觀點，但一切觀點仍然還是得建立在某種內在真實的上頭。歷史可以「重述」，無法「還原」，這道理應該三歲小孩也能懂。要「還原」得找小叮噹(多啦A夢)才行。

我看那位汪怡昕導演滿口「還原歷史」、「還原記憶」，這麼會鬼扯蛋，由此可以看出他應該會很有前途才對。我敢保證，他「還原歷史」、「還原記憶」的結果，肯定會是時下當權者所要大聲鼓掌叫好的。

但是，汪導真的很謙虛。他居然說，「拜民主前輩所賜，我做這些題目，不用付出被抄家滅族、人格摧毀的代價。」真是太客氣了，他這樣子拍片，黨國肯定會給他拍拍手，表揚、獎勵都來不及了，怎麼會抄家滅族、人格摧毀呢？

會被抄家滅族、人格摧毀的是像我這樣的「民主前輩」才對，不管怎麼改朝換代，始終都是要倒大楣的。為什麼呢？因為在歷史面前，我沒法睜眼說瞎話；在善惡是非與功名利祿面前，我總是選擇了一條血淚斑斑的坎坷路。

一直批評原告(汪導)，有點不公平。下回再說被告吳敬棠先生到底錯在哪。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