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說起(六)：一個齷齪年代的誕生

從鄭南榕與詹益樺自焚說起(六)：一個齷齪年代的誕生

陳真

2021. 04. 07.

有人說，人渣黨長期藉著宣傳蔣家時期如何打壓台灣人和台灣文化來進行政治操弄。我若再提起，豈不是迎合了人渣黨？

這樣講不對。首先，一是一，二是二，歷史與事實真相是什麼就該說什麼。其次，惟有當人們真正了解歷史真相，才能適當理解當下政治操弄之如何惡劣與荒唐。

周先生的說法如果說得通，將沒有人可以談論納粹，沒有人可以談論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極端惡行，沒有人可以談論南京大屠殺，所有一切都不能談了，因為一切都是個人主觀，只要一句「我沒遇過」或「你當時還沒出生」就否定了一切。

對於我自己得做這樣一種回應，真是感覺很痛苦。難道我們的理性能力真的就如此可笑？也許這不是反映一種智能，而是反映一種態度。當我們真的在乎某些事情時，就不會有這樣一種隨口說說的態度了。

1986年五月十九日，鄭南榕發起「519綠色行動」反戒嚴抗爭，我事先寫下遺書。我知道有一些人也都寫了。為什麼呢？因為戒嚴令下，聚眾抗爭者是惟一死刑罪，更何況是揚言要包圍總統府。什麼叫「惟一死刑」？意思就是說這條罪依法只能有一種判決，那就是死刑，沒有其它刑期。

你說，你得拿一條小命去提出解除戒嚴的要求，算不算政治高壓？算不算白色恐怖？

1987年4月16日，鄭南榕在台北市金華國中的群眾聚會上，公開宣示主張台獨。這在當年可是會出人命的。因此，引起民進黨與黨外一些人的立即切割與嘲笑，甚至私下散播耳語抹黑。

那時候，我一方面是學生，一方面在黨外雜誌工作，聽聞身邊許多黨外同志(通常是那些事業有成或將來有意於仕途的人)的批評與嘲笑，說鄭南榕腦袋壞掉，說他有勇無謀，也有大老前輩及時來電告誡我切莫上當，說此人如此勇敢，肯定是特務，故意要引蛇出洞，以便把台獨人士一網打盡。

我之所以離開黨外雜誌，多少與此有關，因為從一些同志對於鄭南榕的態度，讓我覺得，所謂黨外或反對運動這個圈子，似乎越來越充滿一種犬儒主義及功利心態，不太相信善，而且缺少像鄭南榕那樣一種視死如歸的精神。

因此，稍後不久，在一場史無前例的高醫學生非法集會中，我也效法鄭南榕，在講台上說：「請臺下的情治人員準備好錄音機以便蒐證，我現在要說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主張台灣獨立」。

講完之後，很多同志說我失控、失策，說我這下完蛋了。那天晚上，我一整晚一個人在街頭漫無目的地遊蕩，直至深夜，感覺非常徬徨。我心裏反覆想著：「我這輩子就這樣結束了嗎？」、「我的父母怎麼可能承受得了？」、「這就是我的結局了嗎？」

凌晨回到宿舍中，寫下一封給父母的信，交待一些尚待處理的生活細節。我那時想，我應該是逃不過這一關了，勢必得坐穿牢底。

幾天後，我被抄家，有人趁我不在，拿走一些錄影帶、照片和書信；我養的兩隻流浪狗嚇得躲在牆角不敢出來，不知受到何種驚嚇。

兩年後，1989年六月，學姐因為刊登我寫的《1988年台灣兒童人權》報告，高二被退學，而我則是收到叛亂罪的傳票。那時候都已經解嚴兩年。你說，這算不算政治高壓？算不算白色恐怖？

我不知道算不算，畢竟那只是一種名詞爭議，但在實質上，卻是偶語棄市，文字成獄，非常痛苦。

同一年(1989年)的四月七日，也就是32年前的今天，鄭南榕自焚而死。隨後，5月19日，詹益樺也接著自焚，就死在我懷裏。報上說，下一個就是我；相關傳言，甚囂塵上，但我事實上從無自焚念頭。

我寫了一篇聲明，叫做《對一個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發表在黨外雜誌上，表明我不會出庭受審，不會配合國民黨演司法戲碼。

一連串的痛苦，無日無之，你說這算不算是白色恐怖？雖然它離任意殺戮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相去甚遠，但是，若硬要把它說成政治祥和，安和樂利，那也絕非事實。對我而言，那是一個個人四面楚歌的時代。

一、兩年後，隨之而來的卻是一個本土勢力崛起的新時代；從反共到反中，強調一中一台的所謂民主自由，逐漸成為新顯學；在黑金老賊漢奸李登輝的操作下，由美國背後操盤的一股更為齷齪的反中勢力，恰恰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萌芽。國民黨透過校園的黨政力量與媒體瘋狂鼓吹，發動所謂「野百合」，由教官帶隊，全力動員學生走上街頭，驅逐外省政治勢力，進行所謂國會改造。一個仇中反華的齷齪年代，至此揭開序幕。

很多事在當下往往令人不解，令人困惑，太多偶然，太多巧合，太多鑿痕，太多不合常理之處。但是，經過若干時日，那隱藏的惡，終將被揭露；原來這一切都只是按照劇本進行的一場政治謀略大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