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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與人文」座談心得

給主辦單位:

我隨手寫了篇心得,不吐不快,希望你們不會介意。如果你們要把我這些話也視為你們的研究或座談記錄的一部份,我當然也不會反對。

Part I

昨天應邀去成大參加一個國科會計劃下所謂「科學與人文的對話」的座談,在場有公衛學者,有醫學社會學家,有醫務管理學者,還有一位中研院有著大老姿態的生物科技研究員。真是非常奇特的一個對話,我事後告訴主辦單位說,還好董事長創辦忍教多年,否則萬一當場按捺不住,恐怕會以悲劇收場。

這個科學與人文的對話過程很簡單,因為從頭到尾幾乎只有一個人在講話。

生技大老率先致詞,激昂慷慨訴說反對基因食物者之無知。據其自述功業,似乎彪炳,不但縱橫國際,而且還幾次與李遠哲同台演出。

這麼一致詞呢,彷彿沒完沒了,不斷重覆同樣的指控,指控反對者無知,於是在大約十五分鐘後被我打斷一次。因為大老說:「雞的基因跟植物基因有啥不同啊?完全一模一樣嘛,都只是一種化學物質而已嘛。」接著反覆對著空氣開罵十五分鐘。

因為實在訓話訓太久了,我忍不住打斷他並且謙虛地說:

「或許對一些所謂沒有生物科學知識的人來說,或是像我這樣只是一個醫生,對生物科技了解相當少的人來說,雞的基因就算單獨把基因抽離母體來看,的確跟任何其它物種的基因沒兩樣,但是,當基因的來源不同,至少它在心理上或其它各種層面上所產生的『意義』(meaning)便有可能很不一樣;並不是只有生物學上的意義才叫做意義。」

我就只講了這幾句話,馬上被大老打斷,他激動地罵起人來,但他的想法很簡單,不外就是你們這些無知的人真是無可救藥。基於敬老尊賢,我決定放棄抗辯,保持沉默(事實上我也根本無法插嘴)。

他罵些什麼呢?全是很難轉述或近乎語無倫次的一些話,不外就是民眾或反對基因改造食物者真的很無知。

我對基因改造食物並沒有任何支持或反對的意見,我只是對不管是正方或反方的意見是否真的在理性上如此顛撲不破感到納悶。當我僅僅回應說事物的『意義』並非僅有生物性意義一種,並不是基因片段無性別便說物種也無性別或說物種之間無任何差別,大老一聽便指著我罵說:「當你的父母有病,難道你就不發展生物科技研究來救他們?」(按:很奇怪的思考邏輯與意念飛躍)

他每次一開口,最低消費一節最少都是二十分鐘起跳,旁人完全無法插嘴,而我第一次只講了不到十句話,馬上就被打斷。我本來還想說:

「就好像果蠅有一半以上的基因與人類相同,黑猩猩更是 98%或 99% 的基因與人類相同,但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認為我跟黑猩猩有98% 或99% 的相似度,更不會以為『我』只不過就『等於兩隻果蠅』而已。」

我本來還想從哲學上 Holism(整體論)的觀念來談,但是看那樣一種場面,連講兩句簡單的想法都如此艱難而且後果似乎不堪設想,更不用說跟大家談什麼 Holism了。

Holism 這觀念簡單說是這樣:「部份」(part)本身是無法形成意義的,意義必然屬於一種「整體」。而且,把部份全部相加並不等於整體;整體必然大於部份之總和。

記得十年前我曾寫過兩篇文章談 Holism,我在文章中提到說,當你很幸運在地上撿到我的一根頭髮時,你不能根據該根頭髮的細胞數目除以我的細胞總數進而宣佈說你撿到了「幾分之幾的陳真」,因為「我」並不等於我身上一切器官組織或細胞的總和,「我」的意義必然屬於一種更大的整體,至於這個「整體」是什麼,必須看你準備型塑出什麼樣的意義而定。

可是,看著大老一直罵不停,我只好開始練忍功,眼觀鼻,鼻觀心,只差沒有唸起金剛經。後來,他大概是終於罵得有點累了,很不幸讓我又逮到第二次插嘴的機會。

大老說:「基因食物很安全,吃了會死掉的風險小到大約只有十的負十三次方。你看,十的十三次方耶,地球都沒這麼多人對不對?怕什麼?要死也輪不到你,如果懂這些知識的話你就不會害怕。」

我以近乎光速般的速度,第二度在他大約僅有「十的負八次方秒」的兩句話間隔中,迅速插入幾句話說: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很納悶這樣一種所謂『十的負十三次方』的風險是怎麼計算出來的?而它又究竟是指的什麼樣的一種風險?是地球毀滅嗎還是怎麼樣?代價有多大?搭飛機失事風險是十萬分之一,但一出事就完蛋,因此,我不會因為飛機失事的風險遠比騎摩托車低就不怕遇到空中亂流時的恐怖感。」(順便爆料一下我的眾多專長之一:我兩手懸空騎腳踏車騎三百公尺摔倒的機率,根據科學精密計算,大約只有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分之一,但我媽照樣每次都罵我拿生命開玩笑,而不會因為這個風險實在太低而不罵。)

我還說:「而且我認為,風險這東西難以精確量化,就算你做出某種數據,這樣的一個數據也會隨著環境中無數的細節與因素之不斷變化而變動,進而影響先前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樣一種風險評估頂多只是暫時性的看法而不是最終的結論。」

當我準備要接著講第二個問題時,大老又比之前更兇了,硬生生搶話過去罵說:「這就是最後的結論!哪有什麼不能評估?!來!我們一起來研究,你給我三小時,我教你怎麼評估。」然後強調說相關科學論文多到堆起來有半個人那麼高。(按:我還以為堆起來至少應該有台北101大樓那麼高才像話。)

他還說,一個基因改造食物栽種時,你要防止比方說來了一個颱風,萬一花粉散佈了怎麼辦,這就是風險對不對,這些我們都計算出來了,得到的研究結論就是最後結論!(提高音調,就像蔣介石在發表對日抗戰宣言那樣。)

我好不容易又搶到第三次插話的機會,但只插進半句話就又被他搶了回去。我說:「科學研究不可能得出…」 連一個句子都還沒能講完,馬上又被他高分貝給搶了過去。接著又是反覆罵說(你們)這些人實在很無知,還說什麼要濟世救人呢。」(按:我不知道為何會冒出這樣一句濟世救人。)

我沒能有機會講出來的另外一些話是要說:

「科學研究不可能得出一種確定性的風險結論,因為既然是風險,意味著它必然是不確定的。如果這樣一種吃了會死人的所謂風險評估是最終的真理或標準答案,那麼,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或任何一個研究機構都不應該再撥經費給任何人做同樣的研究才對,因為標準答案既然都已經出來了,那你還做啥研究呢?可是,天底下會有這樣的一種生命科學嗎?就算物理學定理都有可能被推翻,更不用說是並不怎麼科學的一種實證經驗科學了。」

但我根本沒辦法講出以上這些話,只講了半句之後,自此就再也沒有發言,一來是因為實在沒有任何插話的機會,二來是因為我看他如此激動,我不想惹麻煩,於是就繼續專心練忍功。

席間,我頻頻看錶,心裏想著:「這大概是我這輩子上過完全不想上但卻無法逃離現場的最長一堂課了」;就像在聽教官訓話那樣,足足聽訓了兩個多小時,實在痛苦不堪。

在我默唸金剛經的過程中,我記得好像還聽到主持人問生技大老說:科學知識的發展不是都會受到政治社會等外來因素的影響嗎?大老同樣激動地回答說:「對!但那就不是在談科學了,要談政治來談啊,我是黑名單,我不諱言我就是看國民黨不順眼不然你要怎麼樣?我就是一向堅持要打藍打藍打藍,打藍打到底。」

一練串打藍,我本來以為他是說他很喜歡打籃球,後來仔細聽了上下文才知道他是指藍綠陣營的那個「藍」。

兩個多小時終於過去了,我很慶幸,我終於又練就更高段的忍功而沒有當場發飆釀成悲劇。座談快結束之前,主持人竟然問說:「陳真,你有沒有什麼要說的?」我愣了一下回答說:「我有很多想法要說,但是…算了,你們繼續談吧。我沒有話說了。」

事後,我跟主辦者抗議:你們是找我來討論,不是找我來聽課,更不是找我來聽某人不斷抱怨吧?

我用生物統計的方法精密估算了一下,兩個多小時中,我前前後後一共講了大約 26 句話,折合 1 分 28. 0919531245 秒,並且一共發揮了大約本人「十的負一千三百五十八次方」的學問,成功進行了一場精采的科學與人文的訓話—我是說:一種深度對話。

我知道把這樣一種深度訓話給寫出來對主辦者不敬,對當事人或許也不盡公平,但我今天既然接受邀請(應該有車馬費但還沒給我),而且顯然還是國科會的一個重要研究計劃之先期訪談研究,大老遠要我跑去座談,實在不想光坐而不談,更不想成為虛應故事的一個角色。

同時,我也對台灣盛行的這類「科技與社會」或「科技與人文」在台灣的「蓬勃」發展感到很沮喪,不管是保守反智的一方,或表面上顛覆個不停其實志在分食學術大餅的一方,似乎大多只是靠它吃喝,而不是真的有著什麼深刻的理性見解或重要的道德熱情在裏頭。

抽象世界沒有摩擦力,天地無限寬廣,唯一的限制就是你的理性與想像力,而現實世界卻充滿「政治」,充滿利害追逐,充滿荒謬與挫折。

當我摸黑從台南開車回到家中,打開書本,回到我熟悉的那個與現實沒有絲毫關係的抽象世界中,胸懷激動不已,就好像一隻受傷的動物回到牠或許孤獨但卻清靜單純的洞穴中;就像一隻被獵捕的狐狸那樣,希望永遠能待在洞穴裏而不要再走進人類的社會。

Part II

如果科學的核心價值意味著理性,那麼,很多科學家顯然是不合格的。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們能寫出各種所謂國際性的學術論文,但我往往看不出這裏頭含有多少理性。

就跟醫生一樣,大部份醫生一旦取得執業資格之後,從此就不再求知,更不用說從事什麼思考。但這其實不太會影響他們的臨床能力,因為這樣一種能力裏頭所需的理性與感性,不會比一個修水管工人所需具備的理性與感性更多,甚至有時讓人感覺,在台灣,醫生看病似乎就跟檳榔西施賣檳榔差不多,不斷重覆同樣的機械化動作,彷彿根本不需要用到大腦。

因此,一個醫生儘管畢業後從此不再唸書,依然可以順利執行臨床工作,因為這基本上只是一套固定成形的「技術」,就像開車一樣,一旦熟練,就根本不需要再用到大腦了。

很多科學家恐怕也是這樣,趾高氣昂得意非凡,但其得意卻找不到與之相稱的理性能力。其所得意之所謂科學研究,基本上不過就是一種不斷重覆與複製或甚至像剪刀漿糊那樣的工作,它不必然意味著某種深刻的理性能力。

我有時甚至覺得,特別是在台灣,許許多多科學家或唸自然科學的人,實在很難讓人相信他曾接受過教育,因為他好像連最基本的思考能力都嚴重缺乏。我不否認他腦袋裏或許安裝了很多知識或資訊,我也不否認他們熟練某種技術,但這一切並不等同於深刻的理性思維。可是,這樣一些長年不用大腦的人,卻往往以為自己有著崇高非凡的理性。

很多事可以請人代勞,但思考就跟談戀愛一樣,你得自己親自上陣才行,而且你得充滿熱情,因為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種不需要熱情而只需要技術的戀愛。同樣地,教育也不該只是一種資料的機械化累積過程,不該只是一種技術,不該只是把一些現成的漁貨不痛不癢地交到人們手上,而是應該教給他如何製作一根屬於自己的釣竿,讓他自己想盡辦法費盡力氣用自己的釣竿在茫茫大海中,撈起他想撈的東西,哪怕那樣的努力需要十年二十年或更久。

就算他終將一無所獲,他依然是個釣者,而不是一個買賣現成漁貨的商人;是釣者改變了大海的面貌,而不是漁貨商人。

這樣一種與大海博鬥的能力,我們稱之為理性與感性,包括邏輯推理演繹或直覺與想像以及某種珍貴的熱情與道德敏感度。但我們的教育卻把我們朝商人的方向推進,鼓勵他買空賣空,鼓勵他迅速取得漁貨,或甚至鼓勵他漠視輕視那些與商品無關的東西,而從來都不是教他如何面對大海,甚至反過頭來嘲笑那些認真垂釣者若非傻子便是技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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