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神話的誕生：阿拉法特是和平絆腳石

西方世界與以色列對阿拉法特的醜化，已經阻礙世人認識以巴衝突與中東和平。

作者：Karma Nabulsi （牛津大學St. Edmund Hall政治研究員，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
譯者：曾涵生
出處：英國衛報2005年11月12日

在過世一年之後，阿拉法特已經悄悄衍變成神話和傳說。如同所有偉大的歷史人物，阿拉法特神話不僅流傳廣遠，而且深入人心。尤有甚者，它具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支配著我們看待現狀的角度。凡事只要涉及以巴衝突，莫不受此神話左右。在西方世界，這是一篇充滿負向意涵的神話，首先滋長於媒體，其後在不求甚解的政治菁英、外交官以及知識分子之間口耳相傳。以色列醜化它的敵人並不奇怪，問題是，為何在以色列之外這篇神話力量依舊強大、讓人堅信不移？

實用與便利，是神話的功能。無論當事人要作為或不作為，神話總有辦法提供一套理直氣壯的說詞。在大衛營和談後（譯注，參考http://www.guardian.co.uk/israel/Story/0,2763,491355,00.html），「阿拉法特是和平絆腳石」這樣一篇神話便給了柯林頓總統好藉口，因為他需要替和談破局尋找代罪羔羊，好讓他自己身為和平使者這種神話維繫下去。他為當時的以色列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背書，後者將阿拉法特描摹為恐怖份子、和平障礙，目的則是尋求再次當選。

不料，該神話倒給了夏隆（Ariel Sharon）崛起的契機，因為以色列百姓認為唯有他能對付阿拉法特——這活脫來自神話的怪物。有了它，美國政權裡的新保守主義鷹派得以趁機夥同以國盟友重新擘畫中東大計；也因為它，對中東和平毫無建樹的英國政府得以自我脫罪。這些人冷眼旁觀一個民主選出的領袖繫獄多年、遭遇慢性謀殺，卻毫無良心不安或羞恥心的跡象。該神話的存在，使得凡此種種都理所當然。阿拉法特，是絆腳石的代名詞。

一度有人主張，唯有除掉阿拉法特才能使政治風貌改頭換面，以巴雙方和國際社會也才有機會談出和平方案；在他死後一年，這類主張已證明站不住腳。但即便漏洞百出，此思惟還是助長了一個慘遭摧殘的現狀。在沒有強烈抗議或支持下，過去一年夏隆將迦薩走廊改造為世上最大的監獄，遷移數以萬計的屯墾者進入西岸，並且非法興築高牆，團團圍困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城鎮和農田，使其飢饉四起。分裂這塊土地的同時，他進一步裂解了歸屬斯土的巴勒斯坦人，他們若非受困佔領區，就是被迫逃亡。這素來便是夏隆的雄圖大略，而阿拉法特則被視為此壯志的絆腳石。隨著後者故去，前者的大業逐漸開花結果。然而，若非西方世界對阿拉法特神話篤信不移，夏隆絕無法如此稱心如意。

有沒有可能存在著另一種阿拉法特神話，它交織著巴勒斯坦百姓自幼耳濡目染、口耳相傳的史詩段落，最終得以名留青史？阿拉法特當然不乏缺點與錯誤，但他一度達成歷史性的妥協方案，企圖爭取一個符合公義原則的和平。他信任國際法條，相信依據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文所設定的兩國解決方案終將能公正地安頓巴勒斯坦難民，這群以巴衝突下最深的受害者。阿拉法特的合法性不單單來自他的民選身分，更來自於他實踐著一個歷史性的、迄今仍未達成的目標：巴勒斯坦人的安身立命。阿拉法特代表著他的子民的集體意志與共通精神，成為一個不存在的主權國家體制的象徵。

阿拉法特對西方人來說之所以必除之而後快，正因為他的存在意味著巴勒斯坦人是單一民族，不論他們所處的地方是軍事佔領區或難民營。他們有權民族自決，也有權代代為自由而戰。在歷史上，萬一佔領者霸佔土地的心意已決，被佔領者從未有過僅靠外交協商便能成功爭取解除佔領的先例。要成功讓前者放棄他國領土，唯有訴諸武裝部隊。譬如阿拉法特自己常舉的例子，1958年法國總統戴高樂面對阿爾及利亞武裝解放運動（FLN），呼籲彼此達成「勇士的和解（la
paix des braves）」。阿拉法特象徵著一個重要的現實：除非巴勒斯坦人民徹底獲得自由，和平永遠不會實現。

一個充滿負面意涵的阿拉法特神話只會阻礙我們認識以及解決以巴衝突。這個衝突並非對巴勒斯坦人提供經濟重建便能解決，因為他們的貧困完全肇因於永無止盡、難以撼動的軍事佔領。這不是一場聖戰，企圖對抗那群尋求瓦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也毋須自我陶醉，憑空期待一個新的以色列工黨領袖開創新局。這是一場硬仗，我們要奪取正名權，把以巴衝突命名為兩個民族的衝突：其中之一被壓迫，而另一個正在剝奪前者爭取自由的權力。巴勒斯坦人究竟是誰，他們怎樣才能重獲自由權？唯有開啟這位老人家真正的神話，才能獲得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