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陳年舊夢

陳真2000. 10. 26. & 2001. 6. 18.精簡版原載阿米巴醫學人文電子報

我心頭浮現一個夢。這個夢，已經整整十年，但它有時遙遠，有時卻又彷如昨日。

我大學功課雖然倒數比較快，但我抽到上上籤，進入我心目中的「第一志願」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它之所以成為我的第一志願，是因為聽說它對病患很友善，如果對可憐病患都會友善，那麼，對也蠻「可憐」的實習醫生應該也不會太壞才對。我的判斷，事實證明並沒有錯。

另一方面，到彰基是為了接近兩位我非常尊敬的基督徒：劉峰松和翁金珠夫婦。聽起來可能有點難以置信，不過，事實的確如此。我直覺相信他們會帶給我好的影響；至少，看著這兩位如此善良的朋友，心理上總有著某種慰藉，讓我多一些面對艱難實習生涯的勇氣。

我不是基督徒，沒受過洗，但我有點「迷信」，從進入醫界第一天上班開始，醫師白袍口袋裏，除了藥品手冊外，我都不會忘記擺一本聖經，就像民間帶護身符那樣。我相信它有改變事物的能力，我也相信，這樣的能力在人的身上找不到。其實，我從不仔細研讀聖經，只是煩的時候或高興的時候把它拿出來，閉上眼，用最虔誠的心任意翻開一頁，看看會有什麼話跑出來，就像廟裏抽籤詩一樣。很奇怪，絕大部份時候，都會有很貼切的句子出現，我把這視為一種「神蹟」。

聖經是我讀過寫得最好的詩，實在無法想像它出自人類心靈。我相信，只有神才會有那樣的「氣魄」和「眼界」。我喜歡聖經裏的句子，充滿各種有趣的比喻，朗誦在心，感覺很愉快，就像初上小學「國語課」學「造句」的心情。小學時，老師派作業，說每題造一句，可我總是多造了好幾句。老師誇我「用功」，但我並不是為了「用功」，而只是喜歡這麼做。

不管是小時候練習寫字造句，或長大後毫無目的的塗塗寫寫，寫東西就像自己跟自己講話；彷彿我心裏深處還另外住著一個「我」。愛爾蘭詩人葉慈說：「跟別人爭論謂之雄辯，跟自己爭論就是詩。」看來我應該也稱得上是個「詩人」才對。夜深人靜時，每個還醒著的人應該都算詩人。這種夜深人靜、一人獨處值班室的「詩情畫意」時光，每個實習醫師應該再熟悉也不過。

這大約就是我當時做為一個醫界新鮮人的某種背景和心境。十年過去了，在忙碌和努力中，我獲得許多知識和經驗，告別了初出社會和菜鳥醫生的青澀與戒慎恐懼。不過，這是一樁好事嗎？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總覺得，當我懂得越多、越有知識見識時，彷彿有什麼珍貴的東西反而從我生命裏消失了、遠離了。當我無知時，我心裏懷了個夢，努力朝它走去，可當我增加了一點知識和閱歷後，那個夢卻似乎離我更遠。

實習醫師有永遠做不完的工作，我的許多白髮從那時開始冒出來。可是，之前好幾年都是半工半讀，兼一堆家教，每天累得半死，頭髮也不白，當了醫生後，開始有薪水可領，三餐從此無憂，外在政治大環境也慢慢開放，生活逐漸安逸悠哉，卻反而「白了少年頭」。也許是醫院那樣的環境太嚇人，陳姥姥進大觀園，實習醫生啥也不懂，卻突然得單槍匹馬面對病患，實在很恐怖。我常擔心，我向來的魂不守舍和笨手笨腳，會不會給鬧出人命來。資深醫師說，插了胃管後，要用聽診器聽一聽，確定是不是插到胃裏，還是插到其它地方去了。可我總擔心一時耳鳴聽錯，說不定給插到腦袋或插到氣管裏。抽股動脈血也一樣，腦海常浮現病人的血管被我插成噴水池的恐怖畫面。對一個初學者來說，事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不過，這十八般臨床基本武藝，如果連我都能學會，世界上大概沒有人學不會了。雖然外行人看起來可能會覺得很厲害，但實際上一點都不難，不用多久就能駕輕就熟，虎虎生風。因此，實習醫師的生涯，很快就沒什麼挑戰性。畢竟，重要場面時，旁邊都會有資深醫師“cover”（掩護）。實習醫師技術上能做的，不外只是抽啊插的或換藥拉勾抬病人大腿什麼的。值班時，就站到第一線，負責打發住院病患對資深醫師睡眠的「干擾」。

有一回值班，照例忙到晚上七、八點仍未用餐，不是因為我比較認真，而是我總希望工作能做完一個段落才來安心享用晚餐，我不喜歡吃個飯一直中斷，有時連吃一顆滷蛋都要分成好幾個階段才能吃完。

那一次，好不容易忙到最後一個換藥工作，對方是剛住院不久的一個口腔癌病人，我請護士把病人帶進診療室。護士理應充當助手，先把紗布解開才對，可她卻呆立不動，若有所思。我很納悶。她說：「陳醫師，你要不要先去吃飯，等一下再來換藥？這可能要換很久喔。」說的時候，還一邊眨眼睛使眼色，好像要暗示我什麼。我不明白，只好說等一下吃沒關係，病人都來了不是嗎。

她見我不為所動，於是忍不住明講：「我是怕你看到傷口，等一下會吃不下飯。」不過，我還是笑笑地說「不會啦」、「沒這麼嚴重啦」、「我的神經線很大條」。至少，傷口可不可怕是屬於視覺，應該不會影響味覺才對。

結果，紗布打開來一看，哎呀！天啊！真的很恐怖！！或許我當時還叫出個「哎呀」的慘叫聲來，表示贊同護士的事先警告。那位護士做了個「活該！誰叫你不聽我的？」的鬼臉，我也回報一個尷尬笑容說：「早知該聽妳的話。」

這兩三分鐘的「打情罵俏」，全在病人面前演出，好像當他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講什麼似的。

病人是個老農夫，不必查看身份證，從他黝黑粗糙的皮膚和滿臉皺紋就能知道。坐得直直的，頭卻低低，沉默寡言，不發一聲；一半的嘴巴潰爛，或許也發不出什麼聲音來了我想。但我依稀記得他有一種我從小熟悉、「做穡人」特有的堅毅眼神。

護士熟練地備好器材藥品，我也迅速戴上手套，身子轉向病患準備換藥。突然發現，好像有什麼東西從病人身上掉落地面。我一時還沒會意過來，接著又掉了一個。什麼東西啊？我挪一下眼鏡，低頭仔細一看，原來是幾顆斗大的淚珠。

因為病人低著頭，這淚不是用滑的，而是直接滴落。這麼大的淚掉在地上，竟然無聲無息。

我不知所措地迅速換好藥，回到我溫暖的醫師休息室，一邊吃著冰涼的便當，一邊回想這一幕。但後來我還做了些什麼，已經記不得了。對於這事的記憶，就像一個壞掉的時鐘，停在吃便當那一刻。

時間久了，也許是想忘掉這不愉快的事吧，這事逐漸變得像個不曾發生、輕飄飄的夢。不過，這夢卻似乎使我明白了書上無法教的一些東西。（2000. 10. 26.）

【後記】：

我的實習醫師生涯和劉峰松翁金珠夫婦，有著某種奇怪聯結，我說不上來。在物質上，那是我大學七年一段不需挨餓的「全盛時期」，可是，那也是一段前途茫茫的日子，也就是所謂的「出社會」。我的「出社會」，顯然出得並不怎麼順利，但我回想起，總覺得那是一段完美時光，無懈可擊。

完美是因為它「最冷」。最冷並不是因為外在有什麼特別的政治壓迫。剛好相反，「最冷」是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感覺過去籠罩全台的種種政治冰雪風霜似乎已經融化。雖然那時我的確仍然被政治給搞得走投無路，大多數醫院不敢要我，或是要了之後因為情治單位壓力叫我自動離職。不過，跟更早之前幾年比起來，1990 以後的台灣，已經沒什麼政治高壓了，有的只是各種虛張聲勢的政治把戲，兩邊都一樣，比賽誰會玩把戲，誰就贏得比賽。

當然，自始至終更沒有什麼學不學運的。市面上總有一堆人動不動就講什麼學運，實在太下流，太會灌水撒謊了。就算要扭曲歷史，也不是這種扭曲法。世界上哪有人把一些統治者所樂於見到的小牢騷或小騷動小撒嬌稱為「學運」？八零年代差不多如此，九零年代更不用說了，什麼「三月學運」，倒不如說是小表哥小表妹們的「三月運動會」或「三月帶動唱」更恰當吧。我常想，我就算再怎麼壞，都永遠壞不過這些口齒伶俐、精於盤算的「進步青年」。

有點離題。我要說的是，恐怖過後才是真恐怖。跟許多精神病之復原一樣，發病時不覺得什麼，生龍活虎的，啥咪攏唔驚。可是，一旦病情開始痊癒，就會慢慢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一旦風雨逐漸過去，當四周靜下來，你就會慢慢聽見自己內在的聲音。這時候，才是「最冷」的一刻，許多病人就是在這時候自殺的。下雪也是這樣，雪來了，有趣得很，誰管它冷不冷的，根本不注意；可當冰雪融化時，帶走了熱，心也就跟著涼了。

這段美好的茫茫時光，就跟小鳥一樣，一去不復返。我常想起當時那個陳真，總覺得那個人似乎也跟著時光一起流逝。我很想再變回一個好人，不過，這似乎也由不得我了。十年來，我並沒有多做了些什麼壞事，即使有的話，也與此無關。變壞，只是一種感覺。當我的頭腦開始懂了這個那個複雜的想法或什麼「理念」後，我變聰明了，懂事了，可我卻同時也失去一些我說不上來、但卻最為珍貴的東西。這些東西，我過去一點都感覺不到它們的存在，可當我開始意識到它的存在時，它也因此離我遠去了。這種痛苦，大概只有同病相憐的人，才能理解。

每一次回首前塵，當下似乎都是一番沉淪，我不知道一個人究竟能這樣一直墮落到什麼地步才會停止？我有時想，如果我有辦法像洗掉錄音帶那樣，把我的頭腦也給洗一洗，那我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把所謂「才智」這東西給洗掉。

記得四、五歲或更小的時候，跟我哥哥要了個銅板，五毛或一元我忘了，我鼓起極大勇氣，自己跑到菜市場買了一個柳丁。其實那不叫買，因為我只買一個，賣水果的阿婆笑嘻嘻說「拿去啦」、「不用錢啦」，不過，我記得我還是把錢丟在她的菜籃子裏，羞愧地跑掉。

買了柳丁後，我把它偷偷藏到床頭櫃裏，每天找機會呵護、觀察，擔心它腐爛，期待它能維持新鮮一直到某一天的來臨。

終於，這一天來了，那就是我媽生日。我把柳丁拿出來，當成生日禮物。我不記得大人的反應了，只記得我哥哥故意說我做了一件「有夠好笑ㄟ代誌」。

這尷尬「事件」後，經過一陣「療傷止痛」，似乎也逐漸不那麼尷尬了。後來，上了一年級，第一次遠足是去台南鯤鯓。我看到廟前有人在賣紀念品，巡視一番後，看到一條心形項鍊很漂亮，塑膠的，粉紅帶點透明，摔不破，上頭有許多稜角，迎著陽光，還會反射出一道道小紅光，於是我就花了十塊錢買下，仍是當成給我媽的生日禮物。那肯定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送家人生日禮物。

這事太久遠，其實我也早就忘了，一直到二十幾年後我媽去世時才又想起來。我在她的遺物中，一個每天隨身攜帶的包包裏，竟然看到這條十塊錢買的塑膠項鍊，讓我很驚訝，頭腦轟轟轟轟響。我驚訝的是，一個大人，怎麼會把一個「玩具」一直帶在身邊，而且還帶了二十幾年？

項鍊的鍊子已經不見了，只用一條細細的紅線綁起來。我把這「玩具」從冥紙飛揚的火燄裏撿起來，偷偷藏下，跟著我飄洋過海，來到英國，一直吊在我的書桌檯燈前。我每天看著它，盯著它發呆，有時隱隱感覺好像有一些什麼東西幾乎讓我連想都不敢想，離我太遠了。那個單純的陳真，或更早之前，那個外號叫「脫線」或「白癡」的阿正，都已一個個陣亡，被某種外表燦爛輝煌的妖魔鬼怪給吃了。

冰雪風霜吃不了人，它反倒是一種最沒有副作用的防腐劑，使靈魂不要腐爛得比軀殼還快。會吃人的反倒是一種光鮮亮麗、使人變得「文明」的東西。也許我該感謝老K和它的一夥同路人，很可能我以後也會感謝起現在這個我曾是「黨國元老」的民進唬爛黨。

當實習醫師沒幾個月，剛好遇到年底（1989年）選立委。我不會演講，之前幾年經常硬著頭皮上黨外的演講台，純粹只是因為我是學生，在那恐怖年代，自然有著某種「賣點」，但我實在不是一個會演講的人。每次別人用錄音帶錄下來送我，我自己都不敢聽，太拙劣了。不過，有好幾次，我卻發現群眾之中有一些人掉眼淚。我有時納悶，究竟我講了什麼，感動了這些民眾？

劉峰松老師拜託我為某人助選。雖然有點尷尬，可我還是同意掛名當正式助選員。雖然我在彰基實習時仍是醫學生，但我的身份證職業欄卻寫著某企業公司「業務員」，所以我登記成功，突破法令，上台正式助講（依選罷法規定，學生不能當正式助選員）。

助選對象是當時被國民黨視為眼中釘的「新國家聯線」。我一共才助講了三場，但也許是過去的「政治積分」到了該「結帳」的時刻，不久之後，我果然就收到了「帳單」。

其實，助講前就有情治人員打電話來先跟我「提醒」了。我在護士站接到這些奇怪的電話，對方說，我如果敢怎樣怎樣，就會怎樣怎樣的後果，我沒有答腔，只用北京話回了對方一句「樂觀其成」，就把電話給掛了。

選舉後，彰化的新國家連線大敗。聖誕節隔一天，郵差果然來按鈴，高聲喊說「掛號信！」我在樓上聽了，不禁竊喜，是誰千里來鴻，送聖誕卡來了？於是三步併做兩步跑下樓，一看，是法院寄來的。難道連法院都有我的仰慕者，寄聖誕禮物給我？

結果不是，是一張傳票。我犯了啥罪？為什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當時租居陋巷裏一間三、四坪大的小房間，除同事或同學外，鮮少與人聞問，會不會寄錯人了？我心裏納悶著。可是，公文上頭連我的生辰八字都寫出來了，應該沒寄錯才對。於是匆匆瀏覽長長的公文信，上頭記載著我演講的一些話。最後，我看到四個關鍵字：「涉嫌叛亂」。

叛亂？理由呢？公文上頭列出兩項罪證。一是「煽惑群眾推翻政府」，一是「企圖分裂國土」。懂法律的人，看了公文右下角的編號說，我的案子屬「偵」字，他們說「偵」字比「他」字嚴重，也就是罪證確鑿的意思。

可是，如果不是為了「推翻政府」，設置「選舉」制度是要做什麼？難道是選禮貌王子或選好玩的？至於「分裂國土」，通常只有大地震或挖馬路埋管線的工人才辦得到，與我何干？我想了很久，決定不配合玩這個司法遊戲，不出庭。

這個不出庭的決定，是一連串災厄和怪事的開始。比方說，我當時剛剛擊敗群雄、脫穎而出的高醫一職，雙方都已經簽約了，但不久之後，卻只好主動解約，以免連累師長。

往後足足有九個月的時間，我的「工作」就是不斷找工作。不斷錄取，不斷解約，反反覆覆，歷史就這樣不斷重演。害我不時得搬家，甚至不到一個禮拜連搬兩次家，一下往南，一下往北。有時連箱子都還沒拆開，馬上又要搬家了，因為又要「換工作」了，可我連上任一天都還沒有啊！

到後來，我幾乎都不敢相信院方信誓旦旦的什麼抗壓能耐了。幾個院長私下總是偷偷跟我咬耳朵說：「我也是黨外的，自己人。我不怕。」話雖如此，可當情治單位的高壓一來，他們就根本擋不住了。為我抵擋最久的，應屬高醫的文榮光醫師。不過，我後來實在於心不忍，不想與人為難，於是就說我解約算了，你們不需為我感到為難。

隔年三月下旬，我生日那一天，郵差總按三次鈴，郵差又來了，又是掛號信，來的是第三張傳票，是我當年收到的唯一「生日禮物」。

內行人應該知道，第三次傳喚不到者，得以逕行拘提。於是，幾乎所有朋友都勸我出庭，理由是「留得青山在」，甚至有一些現在當官的「同志」們，還教我種種「脫罪」技巧。這讓我很納悶，我如果要脫罪，那乾脆就一開始不要來做這些反政府的事就好了不是嗎？

收到第三張傳票的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房裏想了很久，想通了，我決定還是不出庭，因為我的「青山」就是這個。出了庭，「青山」就不在了。

不但不出庭，我還在當時的《新潮流》雜誌上寫了篇文章，題目很長，叫做「向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的公民應盡的義務」，文中表示我很樂意盡我這個叛亂義務。

我並且影印了一份，另外附上一封信，寄給檢察署。信裏表示，我一一認罪，所以請你們直接定罪，不必再裝模作樣開庭偵查了，我說我很樂意坐牢，絕不抵抗，但我也絕不可能自動出庭，因為我不想配合你們玩這樣一種司法遊戲。

說它是「遊戲」並不冤枉。因為，我三番兩次接到電話，電話線另一頭的「陌生男子」，總是說要和我「談條件」。對方說，他們「很有誠意」，說我如果願意出庭，他們甚至可以「派車來載」，「大家互相給個面子」，「保證這個案子絕對沒事」，他們還說「現在都民主時代了，言論自由嘛，怎麼會有事？」總之，一直強調「給個面子，大家好辦事」之類的。

多麼怪異不是嗎？通常是黑道才會這樣談「條件」。有罪或無罪，難道不是根據六法全書，而是用「談條件」或「給個面子」之類的東西來決定？我真納悶，我面對的究竟是個法院，還是個黑幫？

我自始至終都沒有出庭。最重要的是，既然我認為叛亂是義務，那就不應該讓別人來為我做什麼「聲援」。那時的民進黨人最流行「聲援」，因為那是累積「政治資本」或「造勢」最好的方法。可我不需要這種「資本」，而且很討厭造勢。更重要的是，我若接受「聲援」，豈不言行不一。我怎麼可能讓別人來聲援一種「義務」？我根本沒有被「迫害」的感覺，到不義政權的黑牢裏坐牢，只不過是一種公民義務，一切苦頭根本都是我自找的不是嗎？為什麼要「聲援」我呢？「聲援」我什麼呢？那豈不等於擺明不相信我說的？這道理有那麼難懂嗎？我若要脫罪，乖乖出庭求饒不就好了？

為了這一點，我和許多朋友大大起了言詞衝突。我說，聲援我其實等於只是在貶低我和侮辱我。可是，他們似乎不明白或不相信我在想什麼。

後來，不知道哪來的空穴來風或猜測，以為我另有盤算，報上於是大膽「做出結論」說我準備步鄭南榕和詹益樺後塵，打算在拘提時自焚。實在莫名其妙。我去函抗議，說根本沒有這樣的事，那完全不是我的作風。可是報社不願登出我的澄清；打電話去罵也沒用。他們大概覺得這樣炒新聞很好玩吧。

自焚根本不是我的風格。不過，我倒是一度相信，我這輩子大概不可能當醫生了。

一事無成，風波不斷，無顏見江東父老，於是我避開了家人和朋友，只是我並沒有像項羽一樣在濁水溪畔自刎。而且也沒想到，我這一避，居然就避到我媽突然去世的那一天。她的死，跟我有絕大因果關係，應該說是因我而累死。

我媽有心臟病，長年為其所苦。聽說我小時候連講話都還講不清楚的年紀，就曾甜言蜜語跟我媽說：「免驚，我以後長大當醫生，會把你的心臟病治好。」我隱約記得我講過這句話，但我媽顯然不但記得，而且彷彿靠著這句話就能捱過大半輩子的病痛似的。看醫生時，她曾驕傲地對醫生說，「我這小孩，以後會治好我的心臟病。」一直到我上了小學後，慢慢懂事了，我開始感到納悶，我這樣一句話，真的有那麼大的力量嗎？

十多年後，我考上醫學系，後來卻沒有選擇走心臟內科。我不知道我媽所引以為傲的那個美夢是否因此破滅？我沒來得及問她，因為在我當醫師不到一年的時間，她就去世了。在這之前，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傷害與連累，我躲避家人躲了大約兩年，後來母子、父子終於見了面，見面三天後，當我第二次再看到我媽時，她已去世。我握著她的手，身體已經冰涼，眼角有一道清楚的淚痕。家人要我在她耳邊報平安，但我一句話也沒講。

之前高醫七年，我很少回到老家看我爸媽。他們甚至有長達數年的時間根本不知道我人在哪。七年說長不長，但是，對親情的隔離來講，七天都顯得很長。

進了高醫後，我成為一名公開活動的黨外人士，一個亡命份子。政治對我自然是一場夢魘，對我爸媽的折磨，也許更難找到形容詞。長達七、八年的時間，他們在擔驚受怕和種種莫名其妙的怪事和謠言中度過。當報紙根據同志流言，胡亂報導說我準備以自焚抵抗拘提時，我想他們大概連心都碎了。我因此打了一通電話回家，說我一切平安，不會有事。我聽到電話另一頭無言哽咽的聲音。

我不能說我沒有後悔。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會做更多努力來珍惜那稍縱即逝的幸福時光，把握親人之間的相處機會，減少我帶給父母的擔憂、恥辱與痛苦。

時代，表面上不一樣了，改朝換代了，但其實一切都沒什麼改變，只是改變些皮毛而已；恥辱其實並沒有轉換成榮耀，人們看世界的眼光仍然一如往昔。但我相信，我媽地下有知，一定會以有我這樣一個兒子為榮。

畢業後那段「表面就業實質失業」期間（「他們」不准我上班），我曾租屋在草屯療養院附近一條巷子裏，等著「獲准」上班。連院長都准了，還要等誰准不准呢？院方幾次約我寫自白書，或打電話來查詢一些細節，我往往必須回想再回想，鉅細靡遺交待一切不忠於黨國的政治「惡行」。其實都只是一些根本微不足道的事。特別是那個我和同學們所創立的「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更好像被看成什麼祕密「叛亂組織」似的。其實那只是個「清談」組織，我只是想提倡一種想法，也就是：兒童也是人，而且是生了病，不管有錢沒錢，都應該獲得基本醫療照顧的一群人。

等著上班，等著某個黑暗勢力點頭「批准」，每天等啊等的，不知道要做什麼。通常就是睡覺睡一整天。有時趁夕陽西下，騎機車載著學業中輟的李鑑慧，到處「視察」。看牛，看白鷺鷥，看山，看田，看雲，聽林間風聲，聽那鳥叫虫鳴。日子靜得像什麼一樣，卻不知何去何從。

如果你知道你明天要做什麼，那麼，今天就是今天，明天就是明天，一天就是一天的長度。但如果你連往後一生要以什麼安身立命都無法掌握，甚至連下一分鐘的安危都難以確保時，那你就有福了，一天就不只是一天的長度，而是像一輩子那麼長了。因為，今天明天後天大後天等等等的區分全變得模糊，全黏在一塊了，時間的最小計算單位，一下子拉得無限長。

另一方面，當時沒有收入，眼看又要斷炊，我於是打電話給一些同學。可是，每次講起來支支吾吾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才好，難道要跟人家說：

「我現在有個叛亂案在身，老K既不抓我去坐黑牢，也不讓我工作，情治單位整天跟在我後面恐嚇每一家我準備去上班的醫院，所以我想跟你借錢吃飯，至於能不能還錢或何時還，我完全沒概念，無法保證。」我能這樣跟人說嗎？

這些話，在光鮮亮麗的種種主流圈子裏講起來，幾人能理解？（人們會覺得你精神或人格有問題）能理解的，又有幾人還會想跟你有所瓜葛？在那種封閉氣氛下，別人能理解你什麼，不能理解你什麼，會怕你什麼，會懷疑你什麼，會看重你什麼，會鄙夷你什麼等等，都是可以事先預料的。

當別人視你為怪物時，即使再平常的一舉一動，在別人眼裏也都會變得可笑可怕或可疑可恥。現在其實也一樣，人心怎麼看世界並沒有改變；進步的只是一些瑣碎枝節，或者頂多在內容上有點小差異而已。

台灣社會之封閉和沉悶，數十年來如一日。我看不出有什麼實質改變。就好像我哪天如果理了髮，變個髮型，我還是我，沒有改變。不過，這些都是題外話。前前後後的故事曲折，當然不止於此，可我要說的不是痛苦，而是追悼。追悼一個死去的老實人，那就是我自己，追悼那似乎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某些東西。

現在的我，所過的生活，顯然比十年前舒服多了，也許是因為我變聰明或變「文明」了，變得比較懂得趨吉避凶。雖然有些混蛋蠻怕我或蠻討厭我的，基本上，我總是受到歡迎和過譽。可是，這種快樂卻似乎少了些什麼，浮浮的不紮實。

過去的日子，處處碰壁，有一餐沒一餐，人見人厭，像個亡命份子，幾乎沒什麼外在舒適可言，可我感覺在那近乎絕望的身心痛苦中，卻似乎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樂。

「亡命」經常加個「天涯」，因為亡命往往不得不天涯，也許當你命都快沒了，世界縮小到不能再小時，你就給推到了天之涯，推到了世界盡頭，也許這時候，你就能明白哪些東西對你才是重要的；哪些東西只是憑空而來憑空而逝的虛空幻影。

往事已矣，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但我總難忘劉峰松和翁金珠老師當年對我們的好。那種好，那種體貼，我無法下筆，因為我寫不出來它的萬分之一。我也常想起那些在各方面幫助我或不嫌棄我的同學或朋友或師長，沒有他們，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活到現在。（2001. 6.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