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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

陳真2001. 3. 27.

最近重新讀到底下這故事。維根斯坦是劍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老師,但他去餐廳吃飯時,總是不願坐老師才能坐的所謂“High Table”,喜歡自己一個人坐在學生席角落,不與人聞問。

他說,他其實去坐過一次High Table,結果,聽到其他學者們的對談,使他很想吐,於是忍不住當場摀著耳朵走出來。他說,那些學者講一堆有的沒的所謂「學術」,無非出於虛榮,目的只是想「得分」,增加學術光采。他說,他比較喜歡和學校宿舍每天來鋪床的歐巴桑聊天,至少,對方講話由衷,而且樂在其中。

任何心志單純的人,實在很難忍受學界這種虛矯做作的氣氛,我一般是能避則避,能免則免。不過,還是很難完全避免這種「菁英齊聚一堂」的場面,比方說各種例行研討會。每次看著「知識菁英」們口吐一些冰涼不由衷的話語,「討論」得很起勁時,我都有一種不知今夕何夕的疏離感。

我也不太敢看他們的臉,因為那會影響我的心情,使我感到鬱悶而沉重。我常懷疑,他們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為什麼他們要做自己不感興趣或不甚明白的事?究竟是人格有問題或智能有問題?那些所謂「知識」,有什麼難?值得他們因為擁有它而如此興奮?甚至滿口不必要的術語。

這種現象,台灣不知道要比劍橋糟糕幾百萬倍。整天就只是比比比炫炫炫,裝模作樣,胡亂拼湊,永無止盡的虛榮、做作和抄襲模仿。講話或寫作或討論或不管做什麼事,往往不是為了快樂,而是為了讓別人知道「我很厲害」。心裏沒有我我我,只有他他他;每個人於是長得一模一樣,面目模糊,好像只是某個大機器底下的一堆小螺絲釘或毛廁裏的一堆蛆。

一個蘋果「加」一條香蕉「等於」多少,是個笨問題。一個台灣人加一個台灣人卻可以變成「兩個」台灣人,因為,這個人跟那個人,從嘴巴吃的到腦袋想的,實際上沒有多少差別,所以可以「相加」在一起。

這種「沒有我」的現象,當然不只存在學界,而是人類分成兩國以後,某個「主流」世界的通病。「沒有我」的人,講話做事言不由衷,因為他的衷不見了,他沒有衷可以由,變成一隻愛炫的蛆蛆。

去年暑假,在九份友人家裏借住一陣子,隔壁是個在工地搬重物的工人,他邀我到他家做客。那真的是所謂「家塗四壁」、「空無長物」。「傢俱」如果稱得上是傢俱,往往也無法立刻知道是拿來做什麼用的,因為是「全功能」,充當各種用途。整屋子找不到一本書或任何一件多餘的東西。可是,我喜歡這個家,他給我「家」的感覺。我希望將來的家長得就像這位工人朋友的家那樣—雖然這似乎也不太可能;噩夢彷彿永遠不會結束似的。

我失去家庭差不多二十年,除了國外這三年,我過去每天三餐,總是得騎著摩托車,尋找路邊攤、自助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大學時代,至少有三、四年的時間,連吃一頓飯都成了問題,一年大約有三百六十天是饑餓的。於是我拼命想各種辦法賺錢。緊急時,親人臨終所贈送的顯微鏡和照相機,就在高雄市各大當鋪裏來來去去不下五十次。

每天,在疲憊和饑餓中沉沉睡去;火車站候車室的椅子,常常就是我的床,雖然不溫暖,但它卻擋掉了外頭更可怕的風雨。但是,通常不必等天亮就會醒了,想賴床也不行,因為當旅客開始出入,一個人佔三個位子,很容易討人嫌,招來一頓罵。當天色漸白,周圍的寒冷逐漸退去,空氣恢復溫度時,我總是有一種「我還活著」、心有餘悸的失落感。就像冰雪融化時最冷一樣,當災難過去時,反而也是最悲傷沮喪的時候。

有一次夏天,蚊子多得無法想像,根本無處可躲。我就像盲劍客一樣,在黑暗中,似睡非睡地憑著聲音打。膝蓋上放一張衛生紙,打完之後,手一摸,若感覺好像有打到,有一小塊屍體,就丟到衛生紙上。結果,天亮後一數,竟有兩百多隻。

十年來,我體重維持近七十公斤,但在那幾年的挨餓中,體重最低時卻只剩五十不到。經常一整年,因為沒有錢買瓦斯桶燒開水,我就直接喝地下水或水龍頭的水,一整年洗冷水澡。

大學開學沒多久,我拿到全班的通訊錄,有了這個「好東西」,我就開始憑地址電話四處借錢。但因為同學還不熟,不怎麼好借。第一次是去跟一位女生借,因為我想女生大概比較有同情心。結果,連對方家長也跑出來,問明來意,倒是很慷慨地要五毛給一塊,我本來只開口借五百,她卻借了我一千,臨走善意的一笑,使我心裏充滿感激。

有一次是跟另一位男同學借,借四百,他說要進去拿,我在門口卻等了二十分鐘,於是忍不住再按一次門鈴,結果聽到裏頭傳來一位婦女的尖銳叫聲說:「你就拿三百叫他走!」同學出來了,跟我說「給你三百。四百太多了。」我點頭稱謝而去,說一週內就還。

拿到錢,卻吃不下,心頭千斤重,茫茫前景,每一天都這麼艱辛,真不知道要怎麼活下去。回家後,立即躺到床上,沉沉睡去。醒來時,發現枕頭濕了一大半,我不記得哭過,但應該是眼淚沒錯,總不會是尿床尿到枕頭。

如此周轉來周轉去的,也會有周轉不靈的時候。最嚴重的一次是餓了五天,只靠喝生水度日,餓得天旋地轉。

我當時收養了三隻流浪狗和一隻兩眼全瞎的小貓,每天到各家自助餐店撿剩菜剩飯給牠們吃。有一次,大過年(1987-8),連續好幾天什麼店都沒開;有開的餐廳當然也不是我進得去的,我餓得發昏,當然牠們也只好跟著我一起挨餓。餓兩天後,早上醒來,死了!最老的那一隻竟然餓死了!

我趕緊出門想辦法找食物,心裏想:不然到垃圾桶去撿好了。我已經忘記後來有沒有馬上找到食物,只記得回家時,滿地血污。死掉的那一隻,肚子被挖空,胃被拖出來一旁;另一隻活著的,把牠給吃了!

大約是在鄭南榕和我的好朋友詹益樺自焚前後(1989年),政治高壓迅速緩和。其實,早在前兩年,也就是1987年那時候起,政治已經完全稱不上恐怖了。隨著政治的逐步開放,開始有了更多同學把我當成朋友,我在同學間的名譽和人際關係也大幅度改善,甚至一百八十度戲劇化轉變。我仍然窮,但許多同學肯借錢給我了,他們不再把我看成壞人或「野心份子」,使我終於能免於饑餓。1990年進入醫院實習後,每個月有一萬元薪水,正式告別貧窮,從此不再為饑餓所苦。

大學那幾年的私人借貸和助學貸款,在1994 年夏天也全部還清,我終於開始有了存款。1997年出國迄今,住在這個敲竹槓的高消費國家,花錢如流水,每天開支就當做是被歹徒固定收保護費一樣。不出三年,我的三年所得又空了。不過,雖然我又負了一大筆債,但總有一天,它們還是會還清,然後又從零開始。只是,我不知道這輩子還有沒有機會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地盤」,也就是一般我們所說的「家」。

當我們填各種表格時,上面常有一欄「永久地址」,總是使我填得有點尷尬和心虛,不知道該填什麼地址。「永久地址」,聽起來很浪漫有詩意,是指天堂或地獄?如果是指的「家」,許多人其實根本沒有這份福氣,這一欄是多餘的。

「與家人一起吃飯」、「客廳」、「書桌」、「檯燈」、「在家聽電話、聽音樂」等等等,對我來說,遙遠得就像個千年舊夢。但我希望,以後能有個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床和桌子椅子檯燈;不必再每一年半載就搬一次家,不必什麼東西都是「臨時」性質,隨時準備要丟棄或送人;連幾隻無助的小狗小貓都保護不了。「臨時」,講好聽是「漂泊」,但一臨時就臨時了二十年卻很痛苦,彷彿隨時準備要「反攻大陸」似的。好命人才會把它當成浪漫。

上面說的這個工人朋友,單身,四、五十歲。他不太明白「留學」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但他說我「很靜」,看起來不像一個「大人」—他說,凡是當官當醫師當警察當教授的,都是「大人」;古時候「巡按大人」那種「大人」。

他說,有一次,他陪工地老闆和一位分局長吃飯,雖然根本沒他的事,根本沒有人理他,他只是剛好在場充人頭,但他卻當下突然覺得不知道怎麼拿筷子,手僵住了,食物夾不起來;拿起茶杯,手也一直抖,喝不準,差點喝到鼻子裏。聽了非常好笑。

他又說了許多有趣的事,比方說,上酒家和一位女服務生比賽喝酒,他贏的話,女的就要陪他睡覺,結果卻打成平手。他還提到他的背,每天酸痛得像要斷掉。雖然是對著我們講話,但他好像不是在說給我們聽,而只是自言自語,「目中無人」似的。那些話,顯然不是從他嘴巴出來,而是從心裏。看著他,我心裏起了一陣惆悵,突然覺得自己很卑微,而這卻是我在我所處的這個所謂「高尚、文明」的「主流世界」裏,所不曾有過的感覺。這個光鮮亮麗、口齒伶俐的主流世界,只是讓我感到厭惡。。

我像個邊緣人,夾在潔淨和污穢兩個世界中,兩邊都不著地。我的心裏好像同時住著一個天使和魔鬼,掙扎在光明和黑暗之間。當我會寫出這樣那樣的文章時,實際上我也已經失去那些最珍貴的東西。這就像一種無可反抗的宿命。

於是這幾年,我逐漸明白我救不了自己。但是,絕大部份時候,我還是沒辦法不去希望自己成為像這位工人那樣單純的人。在我看來,這樣的人,就像小朋友一樣,佔了人類的大多數,而我卻沒有能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但是,長年的痛苦,開了我的眼,使我有能力辨識出他們的存在。

許多年來,我不由自主做了許多事,寫了許多文章,這一切卑微卻虔誠的「努力」,其實就好像為了歌頌他們的存在似的。我希望跟身處黑暗這一頭的人們,指出另一個明亮的世界,在那個美麗的世界裏,住著一些像天使、像小朋友那樣的人。而我只是一個看得到卻進不去那個世界的人,就像米洛斯佛曼的電影「阿瑪迪斯」裏頭那個沒有天份卻有能力辨識出莫札特天才的宮廷樂師一樣。

上帝如果真有個萬能的眼,看透人心,那祂應該心生憐憫,洗淨我的虛榮和污塵,清除我滿腦子發臭的知識和無用的能力,把我的靈魂放到我所嚮往的那個單純而美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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