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服吧！在文法面前

陳真 2005. 10. 16.節錄自留言板

沒有人的一生能無災無難無病無痛，這些都免不了，但災難或生老病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面對它的一種不良態度。態度就是一種審美觀，一種鑑賞能力，一種判斷是非美醜的方式。

我不好意思指名道姓，但我認識許多很想搶得先機、並且似乎很喜歡以一種趨勢專家自居的媒體朋友，但他們倒是我看過最無能理解人事物的一些很遲鈍、很沒有美感或甚至道德感的笨蛋壞蛋或俗蛋。他們一心想抓住趨勢，西瓜倚大邊，老喜歡以指導者自居，喜歡在事發後第一時間搶頭條，左右逢迎，故做先知狀。但事實證明，他們的一切所謂預測或評價，全是錯誤的，可笑的。

喜歡充當指導者，這我沒意見，但你得真有那個本事才行不是嗎？這樣一種本事，不是建立在當下的一種新聞走向之掌握，而是建立在對於人事物某種共通「本質」或「法則」的一種深度理解。

這樣一種鑑賞能力，不管是在個人層面或社會層面，都很重要。因為，沒有人能掌握未來，但我們卻能掌握對於未來諸多可能的一種態度或能力。就好像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死，什麼時候會走什麼衰運，但我對此無懼，因為我對未知之事有一種理解，一種態度，我知道該怎麼面對它，我知道如何掌握某種不成文的「法則」。有了這樣一種態度，大概不會有太多風雨能使我感到畏懼或擔憂。

政治也一樣。政客並不可怕，政治本來就是政客的一種職業。可怕的不是政客，可怕的是不受控制的政客。或者說，可怕的是人們對於政治的態度。在某種態度下，某類型的政客就會跳上檯面。這樣一種鑑賞能力，因此事關重大，因為人事物的諸多後果，只是反映這樣一種美學和品味。

比方說，某個政治人物在某地吃得開，六脈亨通，或許當總統當明星當偶像，但同樣一個人，到了另一種品味的國度，很可能六脈就派不上用場，吃不開了。政界如此，學界醫界文化界等各行各界，原理似乎也都差不多。人如此，事情的作法也一樣。我不是說外國品味好而台灣差，我是說外國不怎麼好，但台灣卻很爛。

倪匡有句話說，悲劇就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他要掉下深淵了，但他卻看不見，反而騎著一頭瞎馬還騎得很高興，得意洋洋。我對於台灣社會，總也有這樣一種感覺：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快墮入深淵了，但他還興奮狂熱得很，還以為自己在替天行道呢。

美國官方智囊最近評估，美國本土未來十年內遭受核武器攻擊的機率大於 50 %。問題是，這個預測，這道機率，並非宿命，它只是一種「果」，你種了什麼「因」，就會收穫那樣的「果」。你的美學道德品味或你的理性能力等等這一切，綜合成一種鑑賞能力，這能力決定了你將得到什麼樣的後果，以及你將對別人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反覆只能談這個，因為我沒有超能力，也不是囝仔仙，不可能替大家改運或改風水，不可能替你事先移除風風雨雨。我們所能做的，不是叫風雨不要來，而是讓你明白風雨是怎麼一回事，明白它是怎麼來的，以及哪些可避免，哪些不可免；當不可避免的災難來時，該怎麼面對。

當你回頭看人類歷史，感覺就像同一部片倒帶反覆看好幾遍，劇情其實都差不多，導演手法也差不多，演員嘴臉更是彼此神似，就像同一部片，同時在世界各地上映。歷史如此不斷複製自身，似乎就像一種逃不掉的詛咒和宿命。

但儘管如此，隱約中，你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有些災難場面顯然可以避免，但要避免它，不是依靠什麼偉大的政治家或英雄烈士，而只是依靠一種「微調」：眾人只要稍微調整一下態度，稍微調整一下眼光，稍微調整一下你對是非美醜的評價方式，整個世界似乎就會逸出一個乍看命定的軌道，向一個災難或許比較少的方向走去。

五光十色的喧囂世界，有些東西因其不夠酷炫或缺乏市場基礎，因此從不被聽見， 但它就像一種數學原理或物理法則，不管多麼無趣，不管它多麼缺乏市場，世界事實上是依據這樣一些法則在運轉。你不理它，但它會理你；你不屑一加一等於二，但一加一還是等於二。你不鳥它，不屑它，摀住耳朵當做沒聽見，但它還是會起作用。終究你還是得回過頭來，看看人類自導自演的這部歷史長片，為什麼同樣的故事一再重演，為什麼許多事居然可以「預見」。並不是因為有人有特異功能，而是因為那根本不是一種預見，就好像我知道一加一等於二並不是一種預見一樣。

如果要給這些想法派給一個學科屬性，那我們顯然不是在談政治學，不是在談心理學，而是在談一種跟數學或邏輯很類似的東西。

跟妳一樣，我也很崇洋，如果我不崇洋，怎麼會把人生最好的十年時光，以一種近乎清貧的方式，在寒冷孤單的異國他鄉度過？

跟妳一樣，每當我看到西方人對行人與車輛的態度，看到他們對行動不便者的體貼和禮讓，看到他們對人的尊重和細膩，心裏免不了有一種惆悵，因為這些美好特質，在我那根本不把人當人看的八卦故鄉很少看到。

我常說哲學或思想很蒼白，意思是說它正如所謂智慧一般，本身是空洞的，必須有一種熱情和生命在裏頭，才有力量。此時，它並不是想像中那樣蒼白，也許在不知不覺中，人們還是受到它的影響。

在台灣，我總覺得孔子或老莊等等，就跟蔣公一樣，只是一些作古的人，他們根本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嘉言錄」，一些試題，一種身外物，但在西方社會，卻處處似乎都還是蘇格拉底或康德或羅素或維根斯坦或叔本華或尼采的影子，他們一直活著，他們的價值並不在提供一套救國救民的方針，也不在提供「某一種」見解或品味，而是提供對於品味的諸多疑惑與思考。或者說，他並不是要告訴你「某一種」可能，而是要告訴你有關「可能性」的思考。

我毫不訝異人事物有這樣那樣的各種可能，但我一直很訝異是什麼東西使「可能性」成為可能，如果用維根斯坦的話來講，那就是一種「文法」，一種使人事物得以成為可能的東西，一種使各種遊戲可以開始的法則。

很多年前，阿莫多瓦有部電影叫《高跟鞋》，我記得電影中有一首歌，歌詞有一句說：「屈服吧！在人生的道路上。」那是十多年前的感覺了，但我當時的感動，一直持續至今。

年少輕狂時，我總覺得反抗命運挺好的，有為者亦若是，但後來被「生活」打了四百擊，慢慢地發現，命運若能抵抗，那就不叫命運了，的確有些東西是我們所無法抵抗，只能屈服，比方說一種文法。維根斯坦把命運等同於上帝，但他所謂「命運」，其實就是「文法」，一種使萬物得以成為可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