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鳳凰//哲學和它的時代：紀念德裏達

我愛鳳凰

陳真 2005. 9. 18.

《世紀中國》

有一期德希達專輯，「收錄」我一篇文章《舉手投足皆文章：紀念德希達》，我從裏頭也「收錄」一篇在此（《哲學和它的時代：紀念德裏達》）。作者梁文道，介紹過好幾次了，是鳳凰衛視一個主持人，主持一個節目叫《網羅天下》，談各種網站，大多是具有反抗意識的網站。

我本來都會把這個周一到周五都有的節目錄下，但鳳凰可以看的節目實在太多，包括每天的新聞報導（特別是《鳳凰早班車》）和《時事評論》，我都超喜歡看，但是，光錄這些節目就不知道要花多少錢。可惜我又沒時間現場收看，一天能看個半小時電視就不錯了，絕大多數節目只好放棄，只能期待將來董事長電腦能力精進，知道怎麼從網上收看，要不然錯過就永遠錯過了。

有件事也是講過N遍，但仍一直令我不解，覺得很痛苦，好壞怎麼會差這麼多？一樣是電視節目，台灣和鳳凰的節目怎麼會差這麼多？真不可思議。前者根本就是低能敗德無知噁心充滿歧視與偏見封閉變態齷齪下流低級乏味敗壞心靈的劇毒，一個卻是一種令人感動或足以增廣見聞的精神糧食。將來我的小孩，我看也不用上學了，在台灣上學只是變得更笨、心眼變得更壞，不如在家看鳳凰衛視就好了，不管是知識上或品格上，比在台灣上學堂更有益處。我大概會每天跟他說：「還寫什麼功課，還不趕快去看鳳凰衛視！」

在台灣，你很難想像電視上會有什麼主持人或評論員會讓你感動、敬佩、仰慕、喜歡，你找不到一個有點個性的人，絕大多數是一些空空洞洞的人，講些空空洞洞的無聊話，或充滿歧視與市場功名的話語。別說什麼欽佩，能不令人鄙夷就算很好了。

但我在鳳凰衛視卻可以列出一長串的「偶像」名單，比如「時事評論員」何亮亮、呂寧思、石齊平、曹景行，比如主持人竇文濤、梁文道、楊娟、董嘉耀、曾子墨，比如常見參與座談的來賓「韋哥」（不知全名），比如新聞記者閭丘露薇、劉芳，最崇拜的當然就是《冷暖人生》及《口述歷史》的主持人陳曉楠。

我不是說他們知識多麼淵博，我是說他們如此正常而且正直、有個性，他們都是很正直的人，而且，有自己的話想說，然後就平實地說出來。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想法，我們何必聽他亂背課本或胡扯一通？一個人如果很窩囊，很不正直，講話膨風不可信，充滿虛榮，讓人看了就想吐，我們何必浪費時間聽他胡扯？

我最近看到一篇用繁體中文寫的有關維根斯坦的「後現代思想」，真是有夠恐怖，短短一千個中文字，我居然一個字也看不懂，不是他講得很難，而是他根本只是在講類似這樣的一些意見：@#》^&#*!$^#*(%#。這樣你看得懂嗎？

短短一千字，居然把所有台灣人奉為思想「大師」的所有人名，以及台灣人奉為「偉大思想」的所有主義名稱，全部用一種不知所云的方式給湊在一起，而且有模有樣地弄了許多註釋，連比方說「哲學是一種思考活動」這樣一句沒頭沒腦的通俗話語都有註釋。

真不知道台灣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如果你完全沒有想法，為什麼要大費周章、不知所云地胡扯一通？一個人，從小唸了幾年書，心裏免不了會有一些想法，然後把這個想法說出來，這有那麼難嗎？這難道不是正常人的正常表現嗎？

台灣人常看不起大陸同胞，它媽的真不知道是憑哪一點看不起人？人家沒有看不起我們就偷笑了。台灣社會的不正常，顯然來自一種極度的、徹底的、不可思議的封閉，它就像個死掉的井，以井觀天，不知天高地厚，以為世界就這麼一小塊地盤。

因為天地太小太封閉，於是只要你敢，很容易就能稱大王，於是只要稍微唸了兩篇文章，馬上就能以專家姿態講話，但卻講一些完全不知所云、根本外行或了無新意的東西。

狀況好一點的，當然就是抄書、背書，像鸚鵡一樣，人云亦云。這方面能力倒很行，動轍能製造一堆論文業績，進而得意洋洋，在一種小茶壺裏自鳴風暴。

因為它太封閉了，於是死井裏頭的人總以為，只要有了點地盤，或有了某種職位或地位或所謂發言權，隨便亂講都不會被人發現，反正別人也不懂，於是講得越厲害越好，最好把人類所有「偉大思想」或「大師」全塞進話裏，表示自己很懂，學問很淵博，思想很艱深，亂吊書袋可以說到了一種完全瘋狂的地步。

我不想傷害那位維根斯坦的「作者」，所以不想說出是哪篇文章，不想拿它做為一種範例。因為在台灣，這根本只是一種常態。所謂主流社會或菁英圈，平常所見所聞，若不是充滿歧視侮辱、充滿評價的瘋言瘋語（謂之「綜藝」），就是不學有術，什麼都懂的「學者專家」之胡扯（謂之評論或座談）。

不相信我講的話的人，不妨想辦法自己裝個鳳凰衛視，仔細看一看，比較它和台灣電視節目的差別，簡直兩種完全不一樣的世界，態度完全不同，一個有益心靈，一個含有功名、市場和歧視等劇毒，心靈十分封閉、扭曲、不正常。但這島上，因為不正常的人遠比正常的人多，於是正常人卻反而被視為怪人或沒出息、不夠「厲害」的人。

或者，你可以看看梁文道這篇文章，這是不是很正常？正常人公開寫東西給社會大眾看，難道不是這樣？我不反對學術，不反對知識，但吊書袋不叫學術，吊書袋只是一種很低智能而且充滿虛榮的象徵。

從梁文道這文章，你就能感受到一種深度，明白這個人有相當深刻的學識和想法，並且從文字中能看出一種正直，一種個性。他是個主持人，經常和竇文濤在電視上嘻笑怒罵，但在嘻笑中，我總是有一種感動，不是被某一種知識感動，而是被一種個性，一種味道，一種正直平實的感覺所感動。

第一次接觸到鳳凰，不是透過電視，而是透過文字。那是美國剛入侵伊拉克時，我無意中看到一篇比這更早幾年的報導，是鳳凰一個記者到當地的採訪（也許是閭丘露薇），講美國對伊拉克禁飛區之非法轟炸下當地人的生活。我看了，覺得很驚訝，常跟學姐提起這件事，我說，這電視台寫的東西，有一種文學深度，很平實，很深刻，很動人。之後我們就裝了鳳凰衛視的頻道。

我感到訝異的是，為什麼連這麼「時事性」的東西，「只不過」是一種報導，居然也有這樣一種深度，不但不對他人做評價，而且對人的生活和生命，充滿一種並未訴諸文字的憐憫，真是讓我這個來自台灣的草包感到極為訝異。

台灣若報導這些事，肯定就是強調它的「刺激」、「好玩」、「緊張」、「血腥」、「可憐」等等娛樂效果，並且最要命的是：充滿評價。他無法讓當事人「講話」，他完全替你講完了，把你蓋棺論定，把你的一切意義全根據他自己的心靈，扭曲矮化得面目全非，簡化成幾個好萊塢式的簡單詞彙，比方說「人定勝天」、「不屈不撓」、「放開心胸」、「走出陰影」、「在困境中繼續奮鬥」、「總有一天會出人頭地」、「邊緣族群的悲歌」、「期待和平」、「懷抱著希望」…等等。

從小我幾乎不看電視，當然也沒機會看。一直到1993年，當上主治醫師，開始有了積蓄，才買了生平第一台電視，但也只拿來看錄影帶，不看電視節目，連天線都沒裝。幾個月後才裝了天線，但是，看幾天就快氣死了，於是就馬上跑到華視前禁食靜坐三天，呼籲黨政軍退出三台。

但我後來明白了，問題顯然不是出在政治，就算民進黨今天不繼續操控媒體，媒體還是一樣爛，因為那是一種文化，而不是政治。台灣人就是這副德性，品味就是這樣，就是喜歡這種調調，喜歡明星、名人、八卦、喜歡炫，喜歡感官刺激，喜歡比賽「成就」，喜歡蝸牛角上比長短，比快、比炫、比高、比大、比多，無所不比，比贏就跩，比輸就垂頭喪氣很自卑。

而且，超喜歡吊書袋，喜歡看人出洋相，不把人當人看，對人十分不尊重，沒有公民意識，對私人方面卻具有超強的侵略性和偷窺、扭曲傾向，動輒喜歡指導他人生活，指導他人如何應對進退，喜歡道德腔，喜歡好萊塢那一套所謂「溫馨」但其實很具侵略性的品味，價值很封閉而單一，喜歡所謂功成名就，缺乏個性，很躁動，不是極自卑，就是得意之後變得很威風，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視原則如無物…

這樣一種人民，這樣一種社會，你怎麼可能期待它會有不一樣的媒體或不一樣的政治？就好像一個人是什麼樣的深度和德性，就自然會寫出或做出那樣一種深度和德性的文字或事情來，他不可能寫出更深刻的文字或做出更深刻的事。當我們看到所謂「改革者」的德性，就覺得很絕望，改革者一方的種種品味或品格，理應優於被改革者，否則哪叫改革？就好像民進黨不可能改革國民黨一樣，因為前者的品味或品性都比後者低劣，甚至低劣許多。

台灣缺乏的不是僅佔極少數的個別人才或道德家，而是缺乏一種普遍的正常個人，就好像一鍋老鼠屎裏添加幾粒香噴噴的粥，並不會使得這鍋屎變得可以忍受。我在台灣以外的世界看到的基本上是一鍋粥，裏頭有許多老鼠屎，但它基本上仍是一鍋粥。

======================

哲學和它的時代：紀念德裏達

作者：梁文道

轉載自：

《世紀中國》


發佈日期：2004-11-02

我喜歡看外國報紙的訃聞版，因為每一天它都在提醒讀者，這個世界如何形成，我們的生活又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世界無非就是死者們一點一滴積累而來。那些政治家、商人、教師、工運分子、學者、運動員與明星，雖然離開了人世，但在某個意義上仍然與生者同在。雖然每一死亡都是那麼獨特，不容取代。

讀訃聞還能瞭解一個社會的價值觀，知道他們認為什麼類型的人值得大家紀念。例如10月11日，許多世界性的重要報刊都登出了哲學家德裏達（Jacques Derrida）的死訊。法國報紙乾脆用頭版刊載特輯，而且還要煞有介事地指明消息是由總統辦公室宣佈的。一個哲學家的死，何須勞動國家元首？

不論你說是「後現代主義」也好，「後結構主義」也好，還是「解構主義」，德裏達都是他那一代人最後離世的大師了。傅柯（Michel Foucault）、李歐塔（Jean-Franrois Lyotard）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等同代人相繼過身，德裏達猶著述不斷，四出演講，且有愈趨活躍之勢。幾乎令你以為他還是那個年輕的前衛思潮偶像，畢竟仍有不少先生認為他只不過是個花招百出語焉不詳的思想弄潮兒，但其實他死的時候已經七十四了，比很多嫌他太時髦的人還要老。

德裏達有多時髦？看他首創的「解構」這個詞在今天有多流行就知道了。他曾在一篇訪問裏自嘲地抱怨，居然在《紐約時報》的飲食版看到這麼一道菜，叫做「被解構的兔子」（其實只是鍋燉兔肉）。天！我多麼希望「解構」只是道兔肉而不是哲學。因為他的著作，出了名地難讀；細瑣的哲學經典解讀，大量的分句分詞，長達兩頁的句子，自鑄的術語，嚴格的字源分析夾雜一兩句呢喃的笑話等等；實在超出常人忍受範圍，他竟然還寫了七十多本書，且廣受歡迎（當然還伴隨著大量的抨擊）。我對他有特殊感情，是因為我第一本買的英文書就是他的《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英譯本。以為可以避開沈悶的課本，用有趣的哲學書自習英文，誰料到是場噩夢。當時我還以為英文就是這個樣子，難怪我的英文至今不好。

像德裏達這樣的哲學家，就算有很大的影響，頂多也只是局限在學院和文藝圈，值得我們在這裏談他嗎？事實上，德裏達一直為人詬病，說他的激進只是象牙塔裏抽煙鬥扶搖椅的虛無姿態，完全與現實世界無關。於是過去十多年來，他很努力地寫作、演講，把注意力放在倫理、社會和政治等非常「現實」的問題上面。他近年最叫人訝異的舉動，是和被德國官方譽為「國家哲學家」的宿敵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的一連串合作。哈伯馬斯雖然也不好讀，但到底秉承德國傳統，理論條目分明，系統層次清晰；而且一向入世，巡迴演講於歐洲各國議會，大談人權法治。後者的擁護者素來對德裏達沒幾句好話，德裏達的法式迷哥迷姐則總是認為前者死守?蒙傳統不放，是個老頑固。那麼他倆有什麼好合作的？

原來就是因為地球上出了個新帝國–美國。首先，他們把各自有關九一一及恐怖主義的文章訪談結成一集，在美出版，批評美國政府口中的「恐怖主義」嚴重誤導世人，會對世界民主帶來極壞的衝擊。然後在美國出兵伊拉克前夕，又聯署一篇宣言《論歐洲的復興》，分別在歐洲各大報盛大登載，捍衛歐洲的「核心價值」。他們強調經過殖民帝國帶給世界人民莫大痛苦，又親歷民族主義禍害所致的兩次大戰的歐洲，非常懂得民主和俗世自由人權的真正意義。正在統一的歐洲可以為人類尋求超越狹隘國族視野的努力樹一模範。看來「老歐洲」恐怕才是少不更事的「新美國」學習的物件。德裏達甚至在病重之時，仍為德國政府電視臺的特備節目作嘉賓，祝賀哈伯馬斯七十五歲華誕，稱譽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正派」。

其實，關於民族主義的謬誤，德裏達早在數年前的《友誼的政治》一書中就加以「解構」了。他認為西方思想傳統老是認為人應該有自我認同，一個人的身分人格應該是統一的。所以西方人那麼關心「自我認同」或「自我身分」（self-identity）的問題。同時人們又被鼓勵要在家族、宗教、階級和國家民族裏面去尋求這種認同感，甚至要有人我同一的幻覺。所以最強烈的愛國主義總把國家視為「大我」，我們國民雖然各有「小我」，但還是在國家的層面上統一成一個我。究其實，這不過是西方思想方法的問題，卻流毒全球。不過，既然稱得上「解構」，「認同」這種觀念也必然有它的矛盾。那就是強調融合統一的「認同」必定包含了人我之別的階層分化：我們信同一個宗教的前提是異教的存在，我們生在同一個階級因此必有我們的階級敵人；沒有異族異種甚至敵國，我又怎會知道我們這個國家的人民「同」在何處呢？此等講「同」卻又必然有異己存在的思考模式，其害自不待言。不知今日大搞「愛國教育」的朋友懂不懂？

追求純種和滅除差異的世界已是千瘡百孔，又該如何診治？德裏達提出了幾近「不可能任務」的寬恕。他認為阿伯拉罕傳統下的三大一神信仰：基督信仰、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都繼承了「寬恕」這個核心概念，而且也已普及全球。所謂寬恕必然是寬恕不可饒恕的罪惡，因為如果只寬恕可被原諒的過錯，那麼跟寬恕一個根本沒犯錯的人就分別不大了？所以三大教都強調人雖有罪，但神愛無限寬廣，它可以無條件地免去我們的債。可是另一方面，教義又告訴我們先要認罪悔過，改造自身，彷佛把寬恕變成一種有前提條件的赦免。德裏達以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和日本侵略罪行為例，說明在沒有條件的寬恕和有條件的原諒之間，我們要明智地衡量抉擇。但他還是認為寬恕是非常神秘的經驗，只發生在罪人與受害者之間。要一個被害人質的母親去原諒綁匪，是把不可能的變為可能。而轉化不可能為可能，正是人的自我超越，是宗教的開端。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尹三龍會對受害人的父母竟然原諒他感到如此震撼，因為他自己知道這是不可饒恕的錯。而那份寬恕，已是超越人類的宗教體驗了。但我們能盼望同樣的體驗發生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嗎？

德裏達要再詳加說明的，當然還有很多，但他到底走了。他擅長撰寫悼文，這麼多年來他為先其而去的友人和論敵寫下的悼文，竟已多至成書。既然他已是那一代的最後一人，再不知還有誰來為他燒上一篇祭辭？謹此以他那本悼文集的法文原名紀念這位哲學家：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每一次都是獨特的，這世界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