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仰慕的陳菊

陳真 2005. 9. 7.

陳菊說：「這件事我必須承擔，否則我無法面對自己！」

不管認不認識，民進黨什麼人我都敢罵，但有少數幾個人我就算想罵也不知從何罵起；大概只有上帝才有資格罵他們，因為，religiously speaking或 aesthetically speaking，他們的「某種人品」遠遠在我們一般人之上，可望不可及。

我不是說她們是一般宗教意義上的聖徒，我是說，在上帝面前，我們如果罵她，那真的是罪大惡極，毫無廉恥。為什麼？因為我們不可能比她們更道德。

我指的罵，不是指某種公眾行為的批評，而是指一種個人道德譴責。你當然可以罵陳菊做為一個勞委會主委這裏做不好、那裡做不好，但你沒辦法對她做任何道德譴責。

幾年前，看過工運團體以及一些進步團體，把陳菊當政客攻擊，做一種個人的道德譴責，我真是替這些進步菁英感到慚愧，太可恥了。

一個人，如果有100 分的好，忍受了比方說 2000 分的痛苦；但他卻經常以自己為道德典範，經常對大家訓話，滿口愛、慈悲、溫馨等等等，講了100000分的漂亮話，並且 2000 分的痛苦得到大約 50000 分的回饋，那麼，我們就能罵他多出來的這 99900 分的漂亮話。

A只做到 100，但他卻講了 100000。B只做到 1，但他卻只說了零點零零零五。religiously speaking或 aesthetically speaking，哪一種人比較乾淨、老實？當然是B。

一般人大概都是B。我指的一般人是指那些不在知識或文字裏打混的人。至於A， 則是市面上許多所謂「正人君子」。

那麼，文字菁英呢？大多是C，少數是D。C是做了「負三百萬」，但他卻以五千萬或十億的正面形象或漂亮口舌出現。D則是做了零點零五，但他卻膨風為5，膨漲100倍。

一個人老不老實，不是看他做了什麼事，而是看他對他所做的事的態度，或者說「膨漲指數」。

凡是膨漲指數大於 10 的，都不是什麼好人，不管他做了多少好事。至於負幾千萬的負分卻膨漲為正面的幾百億，那就是我們經常可見的各界檯面菁英，謂之人渣。

那麼，我說的這些無法批評的黨外前輩呢？比方說陳菊，她做到一億，忍受各種痛苦兩億八千萬，但她卻說了零，一句漂亮話也不說，這樣的人，只能成為我們仰慕的對象，你根本不可能在道德上對她有任何譴責；不管她是否做了什麼錯誤的事。

甚至有些人，像林弘宣，他不但一句漂亮話也不說，甚至把自己歸零。甘地說，不管男女老幼，當一個人使自己歸零，他的力量將足以撼動整個世界。

甘地這些話，維根斯坦其實也說過，不但說過，整本《Tractatus》的中心思想就是在講這個想法，只是他以一種討論邏輯的方式出現，把邏輯跟道德、美學法則給黏在一起。

奪取是容易的，但捨棄卻比較難。膨風更是容易，但一說一、二說二卻比較難，更不用說歸零了。擴張意志是容易的，但節制它卻很難。說漂亮話是容易的，但什麼都不說卻很難。不管美醜善惡，道德或美學不是表現在擴張，而是表現在一種意志的節制。意志高漲，膨漲無比，是醜陋的元素，壞蛋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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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恥近乎勇

【中國時報《短評》】2005. 9. 6.

政務官請辭下台並不稀奇，能夠時時以人權為念、嚴格自我檢討反省，才能真正贏得尊敬。就此而言，勞委會主委陳菊對於理想的堅持，及其勇於承擔政治責任的風骨，值得各界尊敬與肯定。

儘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高雄捷運外勞暴動重創台灣國際形象、外勞遭受層層剝削的不堪處境，皆是不爭事實。有良心的政務官以此引咎下台，基本上是「知恥近乎勇」的表現，不宜輕率以政治作秀、以退為進視之。

其實，對於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爭取弱勢團體權益的陳菊來說，辭不辭職應該不是重點，無法確實保障外勞人權，應該才是她內心深處最大的痛苦，所以她對外界揣測才會說出「此時談參選是可恥」這樣的重話。

從陳菊公開、私下皆把「慚愧」掛在嘴邊，並強調外勞暴動對其衝擊，只有當年美麗島事件可以比擬看來，她的自責應該比任何外界批評都更深、更重。對照於過去諸多藍綠政務官請辭作態的欲走還留、不知反省，陳菊的勇於自省格外令人動容。

政治人物是需要檢驗的，陳菊從早年擔任郭雨新祕書、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台權會會長、北高兩市社會局長一路走來，已是綠營要角中最能展現社會良心、堅持人權理念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因此，她這次請辭下台，應該視為政治人物坦然接受公評的表率，希望未來政務官都能如此高度自省、勇於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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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退出改革戰場 可惜

中國時報2005/09/06

【王超群／特稿】

民國八十九年，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研究生陳菊以「植基於勞動人權與勞動競爭力之台灣外勞政策」論文取得碩士學位，論文指出：「外勞的人權問題有其政治經濟的根源，可以透過政策的變革，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善。」

論文也指出，「國家並沒有將外籍勞工的問題與移民的問題、外國人的問題一併通盤的思考，僅將雇用外勞的責任透過對雇主責任的規範、繳交就業安定費等措施責成雇主負擔，一個必須在國家對待外國人的態度這個架構下被思考的外勞政策，被獨立出來限縮在僅考慮雇主與外勞間雇傭關係與利益競逐的層次。」

「研究生陳菊」明白外勞人權問題根源所在，但「勞委會主委陳菊 」卻在外勞市場疑雲重重之際，放棄改革的戰場。

陳菊在昨日的請辭聲明中明白指出，全案在勞委會層次已做了該做的處置，其餘是檢調責任。然而，陳菊難道不知結構性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黑幕重重的指定管理公司過程，乃至於外勞被層層剝削薪水、「有力人士」介入的傳言、台泰仲介的利益結構，從上到下都透露著此案只露出冰山一角，問題至今沒有根本解決。

請辭的陳菊希望在勞委會留下淡然退出的「人權工作者」身影，再三強調不願外界對她辭職有政治解讀。但另一方面，陳敏賢返台痛批媒體、高雄市代市長陳其邁昨日也二度請辭，掩不住府院高層在此案上找一個政治停損點的氣氛。陳菊「概括承受」，陳其邁也不甘落後；直斥此時思考選舉是「可恥的事」的陳菊，卻無力左右對手的政治考量。

陳菊核心幕僚透露，離職後她最想「學開車」。選擇不凡的人生， 陳菊似乎連一般人很容易達成的事，也不易做到。要改革，當然是難事，自認「台灣人民已用卅年時間檢驗」她，陳菊用半生證明自己不怕走困難的改革路。

當年的論文中提到：「不自由的勞動方式，形成了不佳的外勞人權處境，包括高額仲介費、強迫儲蓄、不合理的勞動契約、遣返作為懲戒手段、不得轉換雇主、幫傭與監護工的處境、禁孕條款及社會歧視。都是基於經濟利益最大化考量的政策設計，再加上社會歧視作為根基的結果。」

向來不畏艱辛的陳菊在六年前直陳問題，如今卻在改革路上卻未竟全功，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