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力亞：我之所以沒有告訴他們（四）

國內唯一公開病情的艾滋女大學生朱力亞（四）

文《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江華

AIDS–你帶我遠離青春校園去流浪

人物周刊：你在外語系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

朱力亞：大二的時候就是外語系培訓部的部長。我很自強。我感謝這個社會，讓我有上大學的機會，還有很多其他孩子沒有這個機會。發現攜帶病毒後，我不得不遠離學校，尋找到目前這份工作。

人物周刊，一年來，你試圖返回學校上課嗎？學校有過拒絕的行為嗎？

朱力亞：2004年8月的時候，我儘量對學校表現出我已經好了，我要返回學校了，但當時校領導用一個極沒有說服力的理由拒絕了我。當時，我覺得我比任何人都有資格選擇自殺。我深愛了兩年的人走了，把痛苦和絕望留給了我。學校卻毫不留情地把面對巨大壓力和眾多困難的“問題人”逼進了複雜的社會。

你讓我到哪里去？我能到哪里去呢？在學校裏我有一個環境可以依賴一下，讓我稍微調節一下。

我真是手足無措，沒有人能幫助我。我僅僅是一個病人，甚至應該比肝炎病人更讓人感到安全。我看到，這個知識份子成千上萬的校園，竟然在艾滋病常識普及的今天，做出了讓我驚訝的決定。他們不能、也沒有權力把我趕出校園，我有接受教育的權利。不能因為我攜帶病毒，而讓我流浪四方。為什麼對年輕人這麼不寬容，憑什麼剝奪我在大學校園的自由？

人物周刊：老師是如何看待你的異變的？

朱力亞：2004年4月3日下午，系黨支部書記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和我談話，空氣安靜得讓我不安。他繞了很大很大的圈子，一直談到晚上。他問我萬聖節過得怎樣，問我是不是有一個外國男朋友。最後他就問我到什麼程度了，有沒有發生關係，我說沒有。他說，你知不知道，他已經到了艾滋病晚期？他也已經看出來了。他哭了。我看出來，老師是愛護自己的學生的。

老師問我，難道不恨他嗎？我說如果人的頭腦裏都是仇恨多痛苦呀，多想想愛的話心裏會好受一些。恨對此刻的我還有什麼意義？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時間比較有限，哪里還有時間去恨？

人物周刊：學校如臨大敵來對待你，不想承擔有一個AIDS女生的負擔嗎？

朱力亞：我就說，就我個人和集體來比的話，哪個重要？學校可以掂量掂量。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威脅他們。我有言論自由，我可以談我的想法提出我的要求，你當然也可以拒絕，我至少可以把我內心的東西說出來的。感謝慈祥的桂希恩教授、政府官員和疾病控制中心、甚至學校的各方努力，至少現在學校沒有明確地把我趕出來，保留了名分。

我對學校感情複雜，它是我的大學，我愛它。如果他們足夠理智、大度、理解，感染HIV病毒的我，是不會讓他們蒙羞的，他們善待我，只會讓他們得到尊敬。

人物周刊：你從老師和同學視野中突然消失了，他們怎麼想？

朱力亞：他們都以為我出國了。我這個人有點離奇，做什麼他們都不會懷疑。我在學校還是很風光，很popular (受歡迎)。每天早上6點鐘就起來在校園裏頭看英語呀，很精神，有時候課不多就出去逛逛街。學習也沒有耽誤，工作還有戀愛都是齊頭並進。我曾經是預備黨員。當時有12個預備黨員，我就對老師說學生太水。我說他們的思想彙報都是網上下載的，這能夠說是合格的黨員嗎？因為感染後，我也不可能再入黨了。黨章並沒有說，你有HIV，就不許你入黨。其實我在心裏，已經自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

人物周刊：你在大學有好朋友，一旦他們知道你是感染者，你能想象他們的反應嗎？

朱力亞：我一直沒想過要告訴他們。萬一他們有一天通過別的途徑知道後，他們還是會恐懼。他們會想起和我在一起的細節，我希望他們會回憶到我在細節上保護他們。比如吃飯。我從不在他們那邊夾菜，吃得很少很少。也假裝自己吃飽了。和他們一起，我很痛苦。我不能傷害他們的感受。

我希望他們看了報導後，相信我話之誠，我言之善。他們永遠不會從我身上感染到HIV。我還想請他們原諒我：我之所以沒有告訴他們，是不想失去這個世界上我為數不多的朋友。

恐慌，是我們的社會造成的。社會必須承擔這個責任而沒有理由推脫。

人物周刊：你和別人一樣，不敢說一句真話。撒謊是你保護自己的武器。

朱力亞：我戴著面罩，把痛苦埋得很深很深，不讓別人看到。

我經常和爸媽打電話，問他們的情況，撒嬌、把我最快樂的事情告訴他們。如果沒有，就編一些快樂的事情給他們聽。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在他們心目中，我過得好，賺錢多，他們就開心了。但在家裏怕他們發現我身心的變化。

這樣保護自己很難受，不斷地用一句話來圓另一句話，自己成了一個撒謊的專家和欺騙的高手，可以做高級演員了。撒謊可恥，但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真正學會如何對待一個病毒感染者。我很痛苦，但表面還裝出很愉快的樣子。當學校通知我父母到學校，我對父母撒謊的時候，心很碎。我必須要欺騙他們，因為這是中國。我的父親不是曼德拉總統，我不是曼德拉的艾滋病兒子。

是時候了。現在我全部告訴別人我的故事。我要卸下偽裝的重擔。

人物周刊：如果這種事越來越多，會不會有更多的學生遭受你的遭遇？

朱力亞：我爭取受教育的權利，也是為其他人在爭取權利。在當地高校，就我知道，已經有幾個感染HIV病毒的女大學生。我曾經試著找到她們，但她們全部人間蒸發了。

艾滋病，它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普遍的流行病，而不是只局限於某一個群體。我是爸爸媽媽的女兒，其他孩子也是爸爸媽媽的孩子。

人物周刊：如果你想給中國大學生、年輕人說話，你最想說什麼？

朱力亞：我感染HIV病毒，整個行為並沒有出格，和中國的道德觀沒有衝突。其實歸根到底，造成今天悲劇的原因來自多方面，首先，國家的醫療體制不完善，對留學生入境檢查不全面。其次，那所大學應該承擔所有責任，據說，這個學生是因校方疏忽而沒有做檢查。

我最想說的是，談戀愛我不反對，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希望全國的大學生兄弟姐妹，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性行為。

我想告訴中國的年輕人，中國的性開放已經20年了，該收了，我們也該清醒了。傳統還是美好的。作為年輕人有權支配自己的身體和情感，這並沒有錯。可以愉悅，但要安全第一。

校長2004年9月和我對話說，你不要自責，大學生現在很多同居的，也不是少數，有性行為的很多，你運氣不好。我聽了很感動的。

公開自己之後，我有個夢想，再回到校園，給學生演講，畢竟學校是中國最寬容的環境。我想警告他們，如果不小心，那麼我可能就是他們夢魘般的未來。還有一個最大的理由，大學永遠是我安全的港灣。我希望大學校園是我甜蜜的夢囈，陪伴我，到我離開世界。

經歷了一年痛苦的朱，得到了許多人的精神幫助，桂希恩教授、湖北省和武漢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朱力亞深陷痛苦的時候，給予不同類型的幫助。朱力亞還到河南文樓，去看被疾病折磨的農民，幫助一些艾滋病孤兒聯繫美國的一些基金會，申請救助。朱力亞看起來似乎準備好了自己剩下的時間裏的日程表。儘管，痛苦時時地、不斷地纏繞著她。2005年5月17日，朱力亞從河南文樓再次打電話，真切地說：“我真的很煩，真的……”

不論如何，艾滋病的影子讓她無法真正快樂。所幸的是，朱力亞的故事打動了一個國際上致力於防治AIDS宣傳的機構，她正在走進他們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