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埔之夜，星光燦爛

這篇其實也算「耳東陳不便具名」，獻給阿忠。別嫌棄啊。

陳真 2005. 9. 18.

========================陳真 2005. 9. 18.

十六年前的四月七號，鄭南榕自焚。一個月後的五月十九號，我的好朋友詹益樺在總統府前，就在我眼前自焚，在我懷裏斷氣。兩、三個星期後的六月，學姐因為在校刊刊登我寫的《1988年台灣兒童人權報告》被退學。兩個月後的八、九月，立委選舉接近，企圖取得一種台獨集會結社自由的「新國家連線」成立，按理學生不能參與助選，但我因為身份證登記職業為「業務員」，而不是學生，因此意外登記為該連線的正式助選員。

我只上台助講了幾場，並參與幕後文宣工作。參與者還有劉峰松老師及洪惟仁先生。我記得當時寫了一篇「膾炙人口」的助選文宣，報上還特別報導這篇「至情至性」的文宣對中間選民的「吸引力」。

選舉過後，我助選的對象落選。沒兩天，風聲傳來，國民黨要抓人。一個月後，我果然就收到了「台端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傳票傳了兩次後，當事人若仍不出庭，依法可以拘提。我生日那一天，第三張傳票以限時掛號寄到我租的地方。

怎麼辦？再不出庭，就要來強制拘提了。學姐已經去了美國。同志們都說，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把學業完成，何必在這節骨眼與國民黨拼生死？

當時在台權會工作的陳菊打電話來說，陳真你出庭吧，在法庭上你就說你的台獨思想只是一種言論，強調言論自由無罪，大家會替你辯護。

劉峰松和翁金珠老師說，「陳『醫師』（我那時還在實習），你出庭吧，國民黨不敢對你怎麼樣。」

記得當時陳永興醫師正發起一個運動，主張一種更開闊的言論自由，包括主張台獨的言論自由。我的好朋友，當時在台大醫院教書的小兒科楊明倫教授（現在在美國），寫信跟我說，「陳真你出庭吧；將來才能為台灣兒童做更多事。」

不久，陳菊又打電話來，語氣不悅地說，「你出庭吧，何必搞抗爭？」「你只要強調那是一種言論自由，就不會有罪了。」我說，「我最厭惡的事就是妳說的那種『抗爭』，我也絕對不需要任何人來聲援我。聲援我是錯的，不道德的，自欺欺人的。」

曾貴海醫師和李慶雄律師也打了幾次電話或寫信來，勸我出庭，他們說，可以用「言論自由」來「脫罪」。李律師說，公文上是「偵」字案，屬於「罪證確鑿」，「你真的要進去『裏面』嗎？」

當我收到第三張傳票那一天，我想了許久，幾乎徹夜難眠，想的不是前途，而是父母。想不到有些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如此困難。

想了一夜之後，我一一回信或回電給一些朋友，並且寫信給在美國的學姐說，「我決定不出庭，我要坐牢，我此時若不照我心裏所認為正當的事去做，將來我很難面對自己。」

我記得我給楊明倫醫師的信裏還講到梭羅。我說，我不能想顧前途，又想顧良心，兩者如果起了衝突，我只能選擇後者。

對我們一向十分照顧的楊明倫醫師寫信和打電話來，說他無話可說，說他能理解我對梭羅的嚮往。劉峰松老師更常打電話來，幾乎天天和我碰面（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他們兩人幾次跟我說，你文筆不錯，寫東西又快，何妨逐日記下這一切荒謬的政治經歷，將來可以做為一種史料。

但我總是說，當你活在一種歷史當中時，你很難一邊寫歷史；也許有一天我會寫，但不是現在。他們說，當你想寫時，很多事你可能都忘了。我說，屆時若還記得的，那或許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當年，陳婉真成為第一個闖關回台的黑名單人士，出現在鄭南榕的喪禮上；當大家排隊瞻仰遺容時，排在我前面的人一轉頭，我嚇了一大跳，怎麼是陳婉真！

陳婉真住彰化，後來我們私下碰了面，聊起我所創立的兒福（台灣兒童福利協進會），聊起因此流落異鄉的學姐。我和陳婉真以及劉峰松老師，三個人第一次相聚時，不約而同都穿了一件胸前是鄭南榕肖像的汗衫，當我們一起走進一家餐廳時，全場側目，彷彿來了一群恐怖份子。

後來，劉峰松老師見我心意已決，他說他只想要求我一件事，那就是拘提後，我必須同意交保，他會把我保出來。我說我不要；我不要在國民黨政權下玩這些自欺欺人的司法遊戲。但劉老師仍一直勸我，他說，我的「拒絕玩」本身就是一種「玩」；我的「拒絕抗爭」本身就是最大的抗爭。我聽了，不置可否。

後來，他問我肯不肯出來選立委。他說他大概能支持一席當選沒問題，如果我願意，錢和人等等這些事都不是問題，由他來張羅；我若當選，照樣可以保有醫生身份，就像洪奇昌那樣。但我拒絕了。他要我再考慮考慮，我說我不需考慮，我自知個性不適合政壇，更怕進一步連累我的家人。

我決定不出庭後，寫了篇聲明叫《向不義的政權叛亂，是正直的公民應盡的責任》，登在《新潮流》雜誌。我在聲明中說，這案子對我來說，已經結束，不管將來怎麼判決，怎麼演變，對我來說都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我已經想清楚，我不可能一邊叫大家做一個正直的公民，一邊自己卻想「脫罪」。當我想清楚之後，這案子就已經結束；我不要再為它浪費心思和無謂口舌；我更不歡迎任何聲援。

這就是整篇聲明的要點，但我的朋友及同志們，顯然不對我所講的話當真。因此，他們仍然依照以往模式，準備發動聲援。報上還把我捧成「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其實我成績很差，名次倒數比較快），說我遭受政治「迫害」。我打電話去報社要求更正或停止報導。

我說，沒有人迫害我，也沒有人能迫害我，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我自願且樂意去做、應該去做，請你們不要侮辱我，不要把我弄得猥瑣。

但朋友們顯然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甚至有一家「愛台灣」的報社，還進一步自己幻想說我受到壓力，所以要求媒體噤聲。報社甚至還繪聲繪影說我要追隨鄭南榕和詹益樺的腳步，說我準備在拘捕時自焚。同志們還跟報社爆料說，陳真是這樣的個性沒錯，他會自焚。

之後當然又引來更多關切。比方說，台權會決議派柯旗化老師和曾貴海及李慶雄等，和我溝通，要我打消自焚的念頭。曾貴海找我吃飯，一邊吃，一邊吞吞吐吐有話不敢說，原來是要勸我不要自焚。我說，我根本沒有要自焚啊。他說，是陳永興接到密電，有人自稱是我的好友，打電話跟他提出警告。

我根本不是那樣的個性。我不會出庭，我願意坐牢，但我不會為此傷人或傷害自己；那不是我的風格，我不認為抗爭必須如此抗爭法；對我來說，蔑視或沉默或不予理會，平靜地接受一切折磨和誤解，就是最大的抗爭。

我的犯罪證據是幾捲演講會場上的錄影帶，我在演講中說，「人們不但有權力推翻不義政權，而且那是一種義務，是咱們做為一個正直的公民應該要承擔的義務。」我既然這麼講，當那真實的考驗來臨時，難道我還好意思說我無罪嗎？

道德上我當然無罪，但是，就法律而言我是有罪的；我們的法律規定不得主張共產主義及台獨。對不義政權來說，我更是有罪。我既然宣稱它不義，我怎麼可以跟一個我所完全否定的政權辯解說我沒罪？那豈不是自欺欺人？它既然沒有存在的正當性，那麼，它就根本不是我訴說無罪的對象。

我記得，甘地每次上法庭，都要求法院判以最重的刑責。他說，我們雖然不承認統治者的正當性，但我們不能破壞人們的法治精神；我們更不能不認罪，一種相對於「不義政權」的「罪」。「正義」，在這樣一個不義的體制下，就是一種「罪」；犯那樣一種罪，就是正義。

我之所以絕不歡迎任何所謂聲援是因為，如果我相信這是一種義務，哪來什麼聲援？就好像繳稅是一種義務，我去繳了稅，你要聲援我什麼？

我若說推翻不義政權是一種義務，你若聲援我，豈不是等於侮辱我？把我矮化成一種和國民黨政權平等或甚至矮一截的對手？把我矮化成一種彷彿我是為了其它什麼目的才有了這樣的犯罪行為。但我不是，我的犯罪本身就是我所要做的；對不義的政權叛亂，正是我要做的。我怎麼可能一邊公開唱高調說大家來叛亂，一邊卻在法庭上說「沒有沒有，我沒罪，我沒有要叛亂。」

我不可能這麼說，畢竟我不是政客。我就是要叛亂，我全盤承認這樣的罪行，根本不需要什麼調查。何止那幾捲演講錄影帶，我甚至還可以提供更多罪證。

但任憑我怎麼說，有些朋友還是硬要講那些有的沒的、虛張聲勢的「選舉語言」，以便打擊國民黨，他們似乎以為大家都很喜歡人家聲援。

後來，實在講不通，我氣不過，於是忍不住發飆，破口大罵，請他們不要再亂報導亂聲援，否則我們就不再是朋友；我說，國民黨不是我的敵人，你們才真正是我的敵人。這才終於讓這些同志或朋友們相信我不是在故做姿態，相信我不是個政客。

不久，曾貴海醫師寫來一封很長的信，信裏說，他很感動我講的這些話，說我心思純粹，讓他很感動。他的信，我反覆看了好幾遍，以擁有這樣一個知己感到挺安慰。但這幾年，他看我整天罵「同志」，很生氣，說我讀哲學讀到腦袋壞了，說我「被國民黨騙了」。可是，我從小到大都不曾給國民黨騙過，怎麼可能人到中年反而給騙了？

叛亂案不久，劉峰松找我組了一個醫療團，我邀請了彰基十幾個不怕陰謀份子的實習護士，一起組團，到東埔幾個原住民部落「義診」。當然，另外還有兩名有執照的醫師隨行。

之後，我寫了一份醫療報告，經由立法院，要求對這些方圓幾十公里內沒有任何醫療機構的原住民部落，做一些實質的改進，我把我所收集的幾百個病例列表，說明這些地區的一些疾病型態與所需醫療資源。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事似乎有點幼稚，但在當時不但不幼稚，而且對粉飾太平的當權者來說，更具有一種威脅性。

在東埔待多久我忘了，因為心裏掛念許多事，感覺時間過得特別慢，彷彿待了一世紀那麼久。在東埔，實習護士們玩得倒挺開心，但我因為種種所謂「理想」，搞得家破人散，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當大家玩成一團時，我總是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後一個人窩在房裏，忍受一切難言的椎心之痛。有時深夜一個人走出屋外，山裏的星星特別明亮，常想對著山谷大哭一場。

後來，劉老師編了一本這次東埔義診的小「書」（只裝訂，沒付印；我拿到一本），收錄大家寫的一些文章。我記得我也寫了兩篇。那時寫稿全是爬格子，一字一字寫，寫完再送去給人打字。翁金珠老師說，是她幫我打的字，她說，她喜歡幫我的文章打字，一邊打，一邊唸，心裏挺感動。翁老師和劉老師都是我的偶像，偶像這麼誇我，讓我忘不了。

這些資料我都還保存在台灣某個陰暗潮濕的角落，大概都已腐爛成一團，但我隱約記得我在文章結尾提到天上的星。一個星就像一個夢，當夢如流星般逝去，依然如此美麗。

回程那天晚上，劉老師來到我床邊，說有話想跟我說，說他想「拜託」我一件事。我說，又是要我參選嗎？劉老師苦笑搖頭說，他不會再叫我參選了。

我一直記得那一天，我雖然沒有能力做什麼，劉老師顯然所託非人，但我仍然挺感激他對我所請託的這件事。

他在我房裏待了一夜，他要拜託我的事就是：「不要忘了原住民」。

他說，你要一直記得原住民，我們漢人做了許多壞事，我們這一代以及下一代、下下一代，都應該為原住民做點什麼，請他們赦免我們的罪。我們不是來幫助人，而是來尋求幫助，尋求一種寬恕。

劉老師說他每個禮拜有寫周記的習慣，他勸我也寫，還說不要小看這些經驗。他說，當我以後想寫時，很多事可能都忘光了。如他所說，不過才十幾二十年，就算記憶力過人，很多事我也的確都忘了。我甚至忘了在東埔待過哪些村落，但我倒一直記得東埔的星光燦爛，記得和劉老師一起走過許多懸崖峭壁，記得他那個奇怪的「請託」：「不要忘了原住民」。

維根斯坦有位學生，拿到博士後，準備去教書。但維根斯坦不以為然，與他常有衝突。後來，那位學生自己覺悟了，準備辭掉耶魯大學的教職，維根斯坦寫信說：「我並不是要你辭掉教職，我是希望你以正確的理由辭掉教職。」維根斯坦還說：「有一天，當你忘掉我所說的一切想法，請你仍然要記得我這些話：安靜過活，善待各式各樣的人，理解他們。因為這是我們每個人所渴望。」（本文獻給柳春春阿忠）

附記：

我之所以寫上面這篇文章是因為，我看到郭中一教授寫的這期《立報》社論（明天出刊），郭教授說，媒體報導「楊儒門認罪」是一種「標題誤導」。我不太明白郭教授所謂「誤導」的意思，但我相信我挺能了解楊儒門「全盤認罪」的心。

另外，楊儒門的案子，今天（9月19日，星期一）下午3：00開庭辯論。地點在：台北地方法院二樓第十九法庭（台北市博愛路131號。博愛路、愛國西路口。台北捷運「小南門」站附近）。

如果你想寫信給楊儒門，地址是：台北縣土城市立德路2號附16（或台北縣土城市土城看守所）之2228號楊儒門收。但是，如果你要寫信，請在發監執刑前寄發，屆時人會關在哪，目前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