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指兵兵

陳真 2003. 11. 21.原載【哈巴狗電台】

不知道是不是跟奧運有關，剛剛電視上在比賽女子舉重，包括台灣和中國的選手都有，結果中國的選手得了冠軍。

不管怎麼看，都看不出這樣的「運動」對身體有什麼好處，更看不出它有什麼趣味可言。賽跑也一樣，我總是有一種感覺，爭那幾秒鐘做什麼？這些賽跑選手的生命也未免太沒有意義了吧？

董事長唸小學時，一百公尺曾經跑過 21 秒的世界記錄，讓一起跑的男女同學們在終點處「等候多時」，笑彎了腰；老師說，咦？怎麼少一個？原來還在半路上跑。

其實不是我不會跑，而是不想跑，因為我不想虐待自己。事實上，當老師要我再重新認真跑一遍的時候，我只跑了不到 14 秒。

人世所謂輝煌，在我看來，往往毫無意義。可是，誰也別笑誰，因為別人看我們也一樣。

經常有人問我博士論文寫些什麼，這幾乎是一個必然會問到的話題，但我每次都不知道要怎麼回答，很尷尬。因為如果你不是這一行，幾乎根本不可能解釋讓你明白。

我如果說我最近為了「胡說八道（nonsense）究竟有沒有個『弦外之音』（metaphorical meaning）？」這個問題已經廢寢忘食好幾個月，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理解我在說什麼。就算每天聽我講哲學的反戰專家，也不知道我這葫蘆裏是賣些什麼藥。

別人無法理解，倒不一定因為它很難，而只是因為它是一般人根本不會去接觸的另一種「語言」，就好像你很難跟一個市場賣碗粿的阿婆解釋什麼是微積分一樣。不是因為微積分很難，而是因為它是一種與「現實」全然無關的抽象「語言」。

哲學更是如此。除非你進入那個抽象世界，並且拋開日常的言行和認知習慣以及所謂「常識」，否則根本不可能理解比方說“胡說八道”（nonsense）或“意義”（meaning）或“事實”（fact）或“語言”（language）或“規則”（rule）等等是什麼東西。

也許舉重也一樣。在我們看來，它只是出蠻力，滿臉痛苦地比別人多舉上那一公斤或兩公斤，實在不知道有何意義可言。賽跑也是，拼了老命向前衝，只為了比別人快那零點零幾秒，實在沒什麼意思。但是，身在其中的人，也許就不這麼認為。身在舉重「世界」以外的人若覺得它無聊，也許就和哲學「世界」以外的人覺得哲學很無聊一樣。

結論是，大家都很無聊，所以誰也別笑誰。昨天「西毒」歐陽鋒跟丐幫幫主洪七公說得沒錯，他說：

「你洪七公罵我說我看不破武功高低之虛妄，但我也覺得你看不破俠義；你行俠仗義，又是有什麼意義？」

我們誰都沒有更好，也沒有更壞，我們只是世界不同，各有所求。每當我越明白這個道理，就越覺得生命之可悲。

我最喜歡的一個華人導演，焦雄屏說他是個天才，我也覺得他是天才，可惜十幾年前拍了幾部很花錢卻不賣座的「爛片」—「星際鈍胎俏嬌娃」、「最後戰士」以及「神祕女郎」之後，就已三振出局，沒有人要找他拍片了。這幾年好像在廉政公署上班，我還寫過e-mail給他表示仰慕。

此人不是侯孝賢，而是章國明，一般人也許知道他拍的那部「邊緣人」，但其實他拍的第一部劇情片恐怕品質要更好一些，叫做「點指兵兵」。這兩部片我都看了幾十次。

點指兵兵是一種官兵捉強盜的遊戲，玩之前得先猜拳。點指兵兵，點指賊賊，點中你是兵，你就是兵，點中你是賊，你就得讓兵追著跑。點中你是洪七公，你就是洪七公；點中你是歐陽鋒，你就是歐陽鋒。一個跑，一個追，兵賊彷似早分配。

遊戲如此，生命何嘗不是這樣？我們沒什麼自由，生命就像被某種力量往前扔的一塊小石頭，它要飛向哪個方向、何時著陸等等，全由不得這塊石頭。當你飛得很遠很高時，可別以為天地就只是這樣，也別以為那是你的一番本事，更不要以為那裏頭有著什麼了不起的趣味或價值被你創造發掘出來。沒有，不是這樣。我們沒有這個本事可以決定飛行方向，更不是我們自己在飛，是某個「指頭」，冥冥中指點著這一切。

生命不管充滿多少趣味，本質上依然可悲。Kusturica 的每一部電影，幾乎都是這個調調，特別是「亞歷桑那夢遊」和「地下社會」以及「Super 8 Stories」，表面上熱鬧嘻笑，骨子裏卻是哀傷。

在拍《黑貓白貓》的時候，Kusturica 說他「看見了光」，「終於克服了憂鬱」。可是，那樣的電影如果不叫悲劇，那我不知道悲劇的意義是什麼了。他的新片明年春就要上映了，片名叫做「生命是個奇蹟」。我蠻好奇他長年的「憂鬱症」有沒有「復發」。

生命是可悲的，它之可悲正因為它是個奇蹟。很多不是人類所能理解的事發生了，其中最大的一個神祕就是「生命」本身。不知道從哪來，也不知道要往何處去。

你無法解答生命的意義，因為你的一切所謂「解答」都已經預設了生命的存在；或者說，如果連生命都沒有，你能解答個屁？你所能解答的，只是一些「技術」問題，比如精子和卵如何受精、如何維持生命跡象等等，而不是「存在的」（existential）問題。

叔本華說，那種技術性的解釋，就好像莫名其妙來到一家公司，有人跟你說這是我弟弟，那是你姐姐，這位是董事長，那位是總經理、本公司有著一些什麼規定等等。叔本華說，我能認識和理解這一切，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有這一切的存在？為什麼我能理解這個、理解那個？

四年前剛被收為門徒時，常聽老師說，他指導的學生很有趣，各趨極端，極端擁護和極端反對知識論（epistemology）。正方那一頭是個印度來的女生，大我三屆的一位學姐，已經畢業，滔滔雄辯，積極進取，最近當上三一學院哲學研究員。老師說，不管說什麼，到最後，這位女同學都一概推崇「知識論」，認為世上沒有神祕和奇蹟，我們的智慧足以認知和解釋世上一切事物，語言和思想根本沒有極限。

另一個極端就是我。老師說，不管說什麼，到最後，我都會廢棄知識論，一概推給「神祕不可知」，認為語言、知識和思想總有個盡頭，而且一切解釋都是瑣碎的、自說自話、沒有價值的。

這兩種態度都很「後現代」，但是，卻有著完全相反的後現代效果。一個認為「沒有東西存在」，是我們建構出這一切。另一個也認為沒有東西存在，但我們的一切建構都只是瑣碎而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東西在「既存的世界」外頭，那是一個我們不可能認知思索的「神祕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