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一個愛情故事

陳真 2000. 10. 12.

最近讀到甘地一些話，感觸很深。他說：

「我要再次重申我過去曾經堅持的觀點：我認為，一隻羊的生命價值絲毫不亞於人。我不願意為了保養身體健康而奪去一隻羊的生命。我認為，越是無助的生命，越需要人們的保護，以遠離那些野蠻的人。」

「一個民族的偉大之處及其道德上的進步，可以從他們如何對待動物來衡量。」

「當一個素食主義者生了病，若他遵從醫囑，喝了牛肉湯，那我不會稱呼他為一個素食主義者。一個素食主義者是以一種更為強壯的東西所打造。那是什麼？那是一種精神，而不是一種肉體。人不光只是由一團肉組成；我們看待一個人，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如果有人說我不喝牛肉湯或不吃羊肉會死，即使是出於醫療目的，我也寧可選擇死亡。」（1931 年 11 月 20 日於倫敦素食協會演講）

很多人不知道甘地吃素，更多人不知道甘地有關素食的想法和他的「非暴力」（ahimsa）思想結為一體。根據甘地自述，他本來之吃素是出於宗教理由以及對母親的誓言，可是到了英國留學後，印度同伴們卻鼓吹他吃肉，說這樣才有力量對抗大英帝國。甘地於是試著吃了，感覺很不好，馬上又回復素食。後來，在道德上直接影響他終生不再吃肉的是英國十九世紀一個「人道聯盟」（Humanitarian League）的領導人，叫做亨利梭特（Henry Salt）寫的一本書《A Plea for Vegetarianism》。

這個「人道聯盟」，實際上帶動了許多重要工作，比如致力於獄政改革、反戰、動物保護運動及提倡動物權思想。蕭伯納、美國律師丹諾（C. Darrow）等，都是這團體成員。據學姐說，我們所熟悉的亨利梭羅（David Henry Thoreau）在為世人所知之前，有關梭羅的許多重要評傳，就是出自亨利梭特之手。

我要說的是，任何一個思想，絕不是突然冒出來，也絕不會是很神奇地被某個人所「發現」或「發明」，而是經過長久時間，透過許多人的互相影響而逐漸發展成熟。

甘地，這個邱吉爾口中「半裸的小矮人」，一生捱過很多苦，揹負許多莫名的汙衊和誤解，坐過許多牢，挨過英國人和自己同胞的許多揍，甚至幾次被白人圍毆，幾乎致死。不過，他最後還是死了，不是死於英國人之手，而是死於同胞。三顆近距離發射的子彈。

我並不是要訴說悲壯勇敢那一類的故事，甘地並沒有給我這樣的感覺。相反地，想到他，總有一種「好笑、有趣」的感覺。為什麼好笑？我也不是很明白，這不是因為我讀過有關他的什麼「另類」內幕資料，這種好笑感，也許只能說是我個人對他的感覺。總之，他讓我感到很愉快。

這樣一個「好笑」的人，卻說他寧願死也不傷害一頭小動物的生命，有什麼槍砲彈藥會比這樣的心志力量更大的呢？雖然我無法「證明」，但這道理很明顯不是嗎？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應該能體會才對。憑藉權勢和武力、曾經呼風喚雨的各種人事物，總是迅速煙消雲散，唯有「非暴力」留其名。

這個「半裸的小矮人」，沒有什麼天縱英明之處，他從小就很害羞，功課也不怎麼理想，身體更是柔弱不堪。根據學校資料，甘地一年光是病假就請了一百多天。每天放學就趕緊跑回家，因為太害羞，很害怕同學找他講話。他的第一場政治演說，事先準備了講稿，以唸稿子方式進行，卻仍緊張得唸不下去，只好半途由他人代唸。可是，這場尷尬生澀的「演講」，卻感動了許多人。

我們總是把“ahimsa”翻譯或理解成英文的“non-violence”或中文的「非暴力」，於是造成一種誤解，彷彿「非暴力」只是侷限在肉眼可見的肢體暴力上，彷彿只要不對人動粗就是「非暴力」。其實，所謂“ahimsa”並不只是「不使用暴力」那樣一個粗淺的意思，它更是指的一種「不懷惡意」的態度。聽起來，很接近維根斯坦所強調的「善意」（good will）。佛教中的「不殺生」、「慈悲」，我猜可能也是類似的想法。

有些人把非暴力思想的源頭，歸功給亨利梭羅的《民不從》（civil disobedience）思想或著作，以為甘地是從梭羅處得到啟發，其實不是。據甘地自述，他本是主張「以暴制暴」，是1893年在南非研究基督教思想時讀到托爾斯泰的《天國在你們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這本書，才使他成為一個堅定的「非暴力」信徒。這一年，也就是甘地在火車上遭受種族歧視、被警衛扔到月台、過了寒冷一夜的那一年。

三年後，甘地寫了一本譴責南非種族歧視的小冊子，此舉嚴重激怒白人，一下港口就被圍毆，幾乎活活打死，但他卻拒絕提出控告。甘地說：「是托爾斯泰這本書，治好了我的懷疑主義。使我再也不懷疑『非暴力』的力量。」

和甘地一樣，出身維也納首富家庭的維根斯坦，也受到托爾斯泰的深刻影響。他 捐出所有繼承遺產，過著極為簡單的清貧生活。奇怪的是，托爾斯泰鼓吹反戰，向來推崇托爾斯泰的維根斯坦卻自願入伍。這個疑惑，一直讓我百思不解，在看了更多有關維根斯坦在軍中的點點滴滴後，我才恍然大悟。

這說來話長。基本上，如果誤以為維根斯坦是因為「愛國」或「支持打仗」，是完全錯誤的。范光棣告訴我說，維根斯坦曾向友人表示，就算敵人拿著武器來到面前，他也絕不會傷害對方。

也許只有深刻了解維根斯坦思想和他的個性的人，才有可能理解這些「怪異」行徑，比如自願入伍卻又不肯殺人；自願到最危險之處站哨當炮灰；有機會從俘虜營釋放卻拒絕，堅持要等所有人都釋放等等。不過，如果我們從非暴力的「自我受難」（tapasya）觀點來看，似乎就不是那麼難以理解。

如甘地所說，也許托爾斯泰才是「非暴力思想」的一個「最偉大的使徒」。不過，「非暴力」當然也不是托爾斯泰或哪個人所「發明」。實際上，我們可以輕易地在東西方各種古老宗教或哲學思想中，找到它的影子。

如果一定要給它一個「源頭」，我倒寧願說「非暴力」一直都存在我們的人性裏。我當然不是在做一種實證宣稱；我只是在講一種「信念」，就好像我相信神明一樣，不管科學能解釋各種物理現象到什麼地步，都不可能使我變成一個無神論者；我永遠都會相信，在知識的盡頭，有個不可知的神明存在。

同樣地，不管世上存在多少可怕、齷齪的罪惡，都不可能改變我這個「非暴力源自人性」的信念。我真難想像怎麼會有人不相信人性本善，那他還相不相信自己呢？

我常看電影，我發現，幾乎所有人對於什麼是好是壞是善是惡是悲是喜，居然擁有一種完美的一致性，就好像所有人都會相信「一加一等於二」那樣。這個「發現」，常使我感到很不可思議而深深感動。縱然我們在行為上可能做出各種壞事，但我相信人心明白基本的善惡好壞，並且有著一種天生向善的「衝動」。

如果這個說法不是太離譜，那麼，甘地式的「非暴力」就不是什麼艱難的道德追尋，而只是很容易理解並且能普及的一種想法，因為它其實只不過是恢復我們原本就擁有的本性而已，就好像回到我們所熟悉的「家」那樣，而不是要去一個高處不勝寒的陌生道德聖地。

我這想法，其實還是應該歸還給維根斯坦。雖然他從來沒有談到這些東西，但是，從他生冷艱澀的邏輯和語言哲學這一頭，我總會「聯想」到另一頭熊熊烈火般的「神祕世界」。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知道，也許他是一個真正的偉大詩人，讓我「聽見」了弦外之音，而不只是一個巧思雄辯的哲學家。

正如維根斯坦自己說的，「我的哲學分成兩半，一半是有寫出來的那些，一半是沒寫出來的，而正好是沒寫出來的那一半才是重要的。」藉著說那不重要的，才有可能讓你明白那重要的另一半。

至於「非暴力」是否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能使用暴力？很多人喜歡討論這類問題。反對者尤其喜歡舉一些「如果有人正要殺害你的家人，你手上有支槍，你怎麼辦？」之類的例子。我逐漸發現，這些也曾經深深困擾我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並不是因為我找到了完美的答案，而是我們根本不必在意它是否有個完美的答案。我們只要努力秉持「善意」就好，不必費神去思考我們的善意能否適用在某個特殊情境。就好像一個相信神的人，他根本無須煩惱科學發展到什麼地步後他就必須放棄信仰。

另外舉個例，我也支持「動物權」或「動物福利」的想法，如果你問我某種微生物或蚊子跳蚤或我最害怕的蟑螂有無動物權，我雖然沒辦法給你一個完美的答案，其實都不影響我對「動物權」這個概念的信心。

維根斯坦說，我雖然不知道眼前的檯燈光線的明確界限，但我不會因此而懷疑這光是假的。也就是說，我們雖然不知道某個概念能推廣到什麼樣的極致，但這不影響我們使用這個概念。一個概念的邊緣地帶的「模糊」，本來就不是什麼缺點，而是事物的必然屬性。

事實上，當我們使用任何一個概念時，我們從來都無法知道它的「全部」內涵，無法肯定它的「界限」究竟確切何在，但這完全不影響我們使用它。好比說，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必然要反對「監獄」這回事；好比說，至今沒有人能確定莎士比亞的長相，但這不影響某人宣稱他是個「莎士比亞專家」；好比說，我也不知道豬哥亮今年幾歲，但我不會因為這樣而懷疑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個人。

同樣地，我不確定我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是否會使用暴力，但這個「不確定性」或「模糊」地帶，完全不影響我對「非暴力」的信仰。即使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在「一切」情境下徹底廢棄暴力，但這並不意味著「非暴力」只是一個妄想。

非暴力會出現某種問題的，通常是一些個別的特殊情況。至於戰爭，並不是那樣一種兩難，就跟古代各種「合法刑求」一樣，只要我們決心往「廢除它」的路上走，有一天我們就能做到。對以前的人來講，廢除「皇帝」簡直連做夢也無法想像，可是人們還是做到了，而且變成如此理所當然，設立個「皇帝」反而顯得很奇怪。戰爭當然也一樣，只要人類決心不再以它做為一種解決群體爭議的手段，總有一天，它還是會從人類的生活裏連根拔除。

最近看到台灣教會公報 2536 期第 9 版一篇長文「武力抗拒的神學意涵」，作者王崇堯教授。王教授闡述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 Niebuhr）支持戰爭的論點以及古代宗教人士某種「聖戰理論」，進而主張說「將面臨中共暴虐侵犯的台灣基督徒，只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是投入戰爭防衛自己的國家，另一是投降、被統一而屈服於它。」

對此，我深不以為然；我不認為不願投入戰爭就是投降。當然，我並不是說王教授心懷惡意，也不是說他迷信暴力。我只是不以為眼前只有投降或戰爭這兩條路。對我來說，還有另外一條路，那就是「非暴力」。

出國後，認識一些「共匪」，以前也看過很多「共匪」寫的書，我發現，「共匪」與我們根本沒什麼兩樣，而且都還蠻可愛的。要我因為「保護國家」這樣一個「抽象」理由而興起對別人家丟炸彈的念頭，實在是一件比死還痛苦的事。蕭伯納說「我寧願褻瀆神明五十次，也不願傷害一隻對我表示友善的狗。」同樣地，我寧願下地獄十八層，也不想殺害一個無辜的生命。「保衛國家」對我來說太「抽象」了；「國家」根本不需要我的保護，它只要不虐待我就很感激了。

我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一場戰爭是「聖戰」。所有戰爭都是建立在卑鄙的謊言、無知的偏見和少數人的利益上。為戰爭付出代價的，從來都只是無辜的大多數人，而那些促成戰爭的少數人，卻總是毫髮無傷，並且獲得他們所要的世俗利益。

王教授的主張，基本邏輯其實就是「我被迫害，所以我要殺人。」可是，這個世界哪個地方沒有殘酷的迫害和可怕的不義呢？台灣勞工每年單是因工作災害死掉的就有一千五百人，十年就死一萬五千人，等於是一個二二八了。可是，勞動場所的安全，幾十年來有沒有什麼改進？沒有！根本沒有！勞工的痛苦有沒有哪一刻被主流社會聆聽、被紅男綠女當一回事？沒有！從來都沒有！說半天，主流社會根本當它只是一個屁。

在台灣，行動不便的肢體障礙者，幾時能走到亂七八糟的大街上來？數萬的雛妓之痛苦，難道背後不是有個可惡的黑白兩道社會結構在撐腰？有多少外勞在台灣被當做「人」尊重？這一切難道不是迫害？不是血淚？

我當然不是說所有被迫害者都應該站起來行使王教授所謂之「正義的暴力」，相反地，正因為迫害和不義是如此無所不在，如果我們使用同樣的思考邏輯、信奉同樣的暴力法則—「拳頭就是真理」—來對付壓迫者，世界將永無寧日，對誰都沒有好處。

要給戰爭一個偉大的藉口有什麼難？世上哪一場戰爭不是以「正義」之名？就好像哪一個政客會說自己的行為不是「為了愛台灣」而只是為了掌權撈錢遂行己意？就好像美國老是對「不聽話」的國家丟炸彈一樣，明明是侵略，明明是大屠殺，每次卻都說是「為了正義、為了推行民主」，甚至說是為了「人道救援」，殺十萬人救一萬人。比方說，十年來，美國炸死餓死病死至少五十萬個伊拉克兒童，等於是消滅整個國家，可是，他們的國務卿卻說這是為了趕海珊下台，說死這麼多小孩「是值得的」。

我不知道這是哪門子正義？而且，當美國跟伊拉克哥倆好的時候，就努力幫忙它發展生化武器，一起合作對付不聽話的伊朗。現在鬧翻了，就換上另一套「正義」說詞。轟炸南斯拉夫也是，比它還壞的國家一大堆，為什麼不也伸張一下「正義」？不但不伸張，反而賣更多武器，支持他們做更多殺戮異己的勾當。

世界上沒有什麼「聖戰」，一切戰爭都是可恥的、可悲的、不義的。死的都是廣大的無辜者，爽的卻都是背後的發動者。暴力像個惡性循環，如果我們真的厭惡不義，就該想辦法給這個惡性循環踩煞車，而不是努力練拳頭；以血洗血只是更加血流成河。

如果戰爭也能說成「聖戰」，說成是「為了建立一個符合上帝意旨更公義與人性的社會」，那我真不知道這個「充滿公義的上帝國」，到底是長什麼樣？「充滿」了哪門子「公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托爾斯泰給甘地的信中，曾講了一個例子。他說，莫斯科有一所高級女子中學，主教希望所有人都能跟著回答說「在戰爭與處死刑時可以殺人而不違反上帝教誨」，可是，有一個女生卻堅決不肯如此受教。托爾斯泰說，故意對這個小女生的想法裝聾作啞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她的想法或多或少也都是我們內心深處的感覺。托爾斯泰並提到：「世界充滿了犯罪和迫害，富人驕奢淫逸，窮人卻過得艱辛悽慘，罪惡和悲劇無所不在，但我們唯有透過排斥一切暴力，才能解決這些衝突。」

我們不談或許太「崇高」的「正義」觀念，即使單就功利角度來看，「非暴力」仍是比較「划得來」的一個方法。當你的對手確信你不懷惡意而且寧死也不使用暴力反擊時，他也會比較願意坐下來跟你談；而且，當他的拳頭準備落在你身上時，大概也會猶豫一點。

有人可能以為我在鼓吹投降或丟棄尊嚴來保命。正好相反，我們只有不跟對方懷抱同樣的惡來做事時，才有可能抵抗惡，並且保有尊嚴不是嗎？

我不是說生命不重要，我絕不是說當中共丟炸彈來時，死就死吧，反正人生如夢。不是，我不是這意思。正好相反，正因為生命如此可貴，為什麼我們要駐足在醜惡的暴力裏來糟蹋自己和別人的生命？用無辜者的生命來換取或抵償自己的生命，一點都不光采。

正如甘地所說，「人不只是一團肉，人是用更強壯的東西所打造」，那就是「精神」。重要的是精神、是感情，而不是那一堆氣血骨肉皮毛。上帝如果少吹了這麼一口氣，人就沒有生命，而只是行屍走肉。理當屬靈的宗教界，會很難體會這些道理嗎？

「非暴力」的重要實行手段之一，就是「自我受苦」（tapasya）。透過自我受苦，我們也比較有可能打破不義的惡性循環，脫離宿命輪迴，使世界向一個好的方向走去。

老子說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只有當我們把精神看得比肉體更重要時，種種暴力威嚇的手段才會失效。就像佛經上說的，「我們若立志向刀山，刀山必摧折，我們若自願下油鍋，油鍋也必平息。」相反地，如果我們那麼在乎肉體的死和折磨，撒旦就能找到它的用武之地，我們也永遠得活在恐怖和折磨之中，而無法超脫暴力的惡性循環。

這道理不難理解，好比說，我們常講的「無欲則剛」，如果我無所求，你就比較不可能控制我或奴役我；相反地，如果我求名求利求享樂求分數求掌聲，求一堆東西，那麼，許多良心話或正當事，我將會因為有所顧忌而不敢說或不敢做了。如果我不在乎坐牢，甚至樂意之至，甚至如果我也不在乎死，那你還能用監牢或斷頭台來嚇阻我、堵我的嘴嗎？

總之， 「非暴力」不是投降，更不是弱者的權宜之計，相反地，它是真正有力的「抵抗」之道，是強者的作為。

我實在不相信中共即使真的來了，會有什麼了不得的能耐壓迫我們。如果我們真的連打仗死掉都不怕，怎麼會害怕中共的統治呢？就算真的讓中共來統治，它有辦法壓迫得了多久？二、三十年前，我相信全台灣99.999 %人都會相信國民黨是個東方不敗，可是現在呢？動輒可取人性命、入人於黑牢的獨裁者呢？我們並沒有使用暴力，但還不是照樣讓惡事停止。

假設今天又有獨裁政權來了，我們如果都不賣他的帳，不當他的官，不繳他的稅，不當他的兵，不幹他的活，那他要奴役我們什麼？他頂多是把我們殺掉而已，可是，他能殺多少人？而且，你能消滅一個人的肉體，你能消滅他的感情和精神嗎？事實很明顯，在某個意義上，沒有人能真正奴役我們，除非我們願意跟他配合。

我不是要呼籲大家不抵抗、任人宰割，我只是想說，「抵抗」的方法有很多種，而「非暴力」是最好且最有力量的一種，有百利而無一害。屬靈的宗教界，更應該相信這種力量才對，怎麼反而相信那些軟弱無力的飛機大炮呢？如果這樣，我無法明白所謂「宗教」是怎麼一回事。

達賴喇嘛說：「慈悲是我的宗教，我的心是我的廟堂。」宗教之所以是宗教，不就是在乎精神多於實體、在乎永恆喜樂多於眼前歡嗎？

而且，為什麼我們要把「勝負」看成是一時一地的事呢？為什麼我們非得在第一時間就打敗敵人呢？我們該堅持正直的手段，花世世代代去建立一個比較好的世界，而不是用以牙還牙的「便宜」方式去維護眼前一時一地的所謂「利益」。

這不是唱道德高調，而是完全可以說得通的簡單道理。就好像一個人如果想把研究工作做好，他就得長期犧牲一些遊玩或約會時間，除此之外，別無它途。這不是「道德情操」，這只是「認清事實」，或者說，認清真正的利益所在。

如果我們只是志在追求眼前歡，那當然凡是攔路者皆敵人，就「馬上」該跟他拼個你死我活，可是，如果我們志在比較長遠的快樂，如果我們嚮往的是塵俗以外的精神世界，那眼前就根本沒有所謂你死我活的兩難。

換個方式說，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的。如果我們的目的真的是「充滿公義的上帝國」，那眼前根本不可能出現「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情況。「上帝國」是要讓大家都能活，而且是永恆的不是嗎？當年被穿腸破肚、被抓去餵獅子的基督徒，也沒有說因此就要對迫害基督教的羅馬帝國發動暴力反擊。宗教本不該一味著眼於「眼前」或「肉體」。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建立一個「公義和平」的世界，那麼，花個千百年的時間去追求，有什麼好不耐煩的呢？就算千百年，也總比用錯誤的手段而永遠達不到目標好。甘地這麼說：「只要用正當的手段，我們遲早會達到目標。」維根斯坦也說：「你只要告訴我你用的是什麼方法，我就能告訴你，你會找到什麼樣的東西。」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割的，手段變了，目的也就會跟著變。

另一方面，台灣只是個空洞字眼。許多人老喜歡強調什麼「台灣意識」，並且以一種粗暴方式叫別人也要跟著「愛台灣」，我真不知道這是什麼碗糕！？這種台灣我一點也不愛，想到就要吐。

台灣人就台灣人，美國人就美國人，有什麼意識不意識好得意的？台灣就只是一個島、一塊土地，有什麼好愛不愛的？我們愛一個島幹嘛呢？我們愛的難道不是人、不是生命、不是一些好的價值？如果我們不愛人、不愛萬物生命、不愛普世價值，那麼，所謂「愛台灣」又是什麼意思呢？

人就是人，生命就是生命，價值就是價值，這一切並不僅僅侷限於一個小島。相反地，它是普世的，非一時一地。我無法理解，許多不關心人權、不把人當人、視生命如無物的人，卻口口聲聲愛台灣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如果不愛整個世界，卻愛一個島，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愛」？如果你不喜歡「狗」，那你還會喜歡你家的「小白」嗎？

我不是在提倡一種「博愛」的道德情操或什麼「國際觀」。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愛的是「人」、是「生命」，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追求像「公義」、「人權」這樣一些普世價值，如果我們是要建立「充滿公義的上帝國」，而不是要追求世俗的利益和眼前歡，那麼，台灣就不是台灣，它只是「整體世界」的一小部份。

經常聽到一些喜歡強調自己「愛台灣」的人，彷彿把自己當做魯賓遜，把台灣看成一個與世隔絕、可憐兮兮的孤島，總是強調什麼「台灣利益」。這話如果出自宗教人士之口，更是十分怪異。如果你重視的是普世價值，那台灣會有什麼「特殊的、屬於自身的」利益呢？就好像如果我們重視的是「病患權利」，那麼，一味強調「某某人」的權利，不是很奇怪嗎？這「某某人」難道不是「病患」之一？台灣當然有其利益，但這利益並不「特殊」。就好像你我都有人權，但你我的人權並不需要「特殊」關照一樣。

而且，「台灣人」又是哪些人？難道這兩千多萬人是一種同質性的組合？為什麼「台灣人」就都是「自己人」呢？我們的世俗利益必然都是一致的嗎？不可能！我們所期待的世界必然都長得一模一樣嗎？不可能！立場不同，興味不同，世俗利益自然也就不同，不但不同，甚至可能彼此有所衝突。比如，我十分希望大家盡量「共產」，有錢大家用，不要為自己儲藏太多財富，可是，多少有錢人會有這樣的渴望？

再以統獨為例，以前講台獨就要抓要殺，現在倒過來了，喊統一的就像過街老鼠。如果這樣，那我們到底是在追求什麼？台獨難道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當然不是！台獨之外，難道沒有其它更高的價值？比方說，「言論自由」難道不該是一個遠高於統獨的價值？

主張統一有什麼錯？為什麼人多的一方總是要把自己的某種意見當成真理一般強加於人？我不知道建立一個「多數壓迫少數」的獨立國家有何意義可言？這和中共的強求統一心態又有什麼不一樣？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人民絕大多數希望統一。不管你同不同意其主張，都不能說這些人是壞人。不管是統或獨，這裏面完全沒有「正邪不兩立」這一回事，沒有哪一方是「真理」。

所謂統獨爭議，只是一種「說服」（persuasion）的過程，而不是一種「證明」（justification）的過程。畢竟我們不是在爭辯某種科學問題。許多不必要的爭議和衝突，恐怕就出在我們總是把「短暫的認知」看成「永恆的真理」，把「價值判斷」誤以為是一種「事實判斷」。

其實，如果我們所擁有的是「真理」，那就更不必動刀動槍了；誰能憑多數暴力改變真理呢？就好像當一個人說一加一等於二，另外一萬個人卻說一加一等於三，而且還動用一百顆飛彈威嚇，一加一依然還是等於二不是嗎？這才叫做真理，但是，獨不是，統也不是，有關台灣前途的一切討論都不是真理。既然不是，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懷恨意見不同的人呢？

如果台灣和中共打仗，即使台灣打了勝仗，我也不會感到一絲愉快和光采。在國外，許多台灣人老是因為中國人民之貧窮及其生活刻苦而百般歧視之，這種心態，總是讓我感到深深的挫折。這種「台灣國」，真是讓我想吐。

甘地曾這麼說：

「我認為即使在一剎那間對英國人抱著仇恨的態度，也是有損於人類的尊嚴，有損於印度的尊嚴…仇恨罪惡，但不要仇恨作惡者。…在印度，恐怕沒有人能夠宣稱比我更猛烈批評英國統治者和控制我們的制度的腐敗性質。但我不仇視那些自認為是我的敵人的人，…我是愛他們的，但這並不會使我對他們的過錯視而不見。…我毫不猶豫地把這個使我們痛苦的英國政府制度稱呼為『惡魔』，我認為它一無是處。…但如果印度的自由意味著消滅英國或英國人，那我寧可不要印度的自由。」

我大約能預料這樣一篇文章，如果在網路流傳，不知又要惹來多少「愛台灣」人士的憤怒。為此，我只好犧牲點文字的簡潔，盡量把話說得簡單明白，「以策安全」。

我能明白為什麼許多人總是熱情地想「改造世界」，但我不明白他們究竟如何能辦到。有些想法也許不是很好說明，但基本上可以這樣說：

我們與其整天想著「改造世界」，倒不如花一點時間想想如何「改造自己」。因為，我們「自己」就是「世界」，改造了自己，其實也就等於改造了世界；如果你連自己都改變不了，你如何可能改變別人或甚至改變世界？

以前黨外時代，老聽到一種言論，同志們總喜歡談「如何教育民眾」。其實，我們自己難道不就是「民眾」？「教育」我們自己就好了，管別人做什麼？我們實在不需要擔心別人有沒有「覺醒」，更不必焦頭爛額投入任何改革，我們沒那麼重要，也沒有什麼非我們不可的工作，更不會有什麼偉大目標居然「偉大」到必須破壞我們的內在寧靜或生活自然步調才能達成。

我總覺得跟這個「世界」盡量保持點距離是很重要的，當我們離它有個距離時，「世界」反而會清楚呈現在眼前。

當兩顆原子彈丟在日本後，一個英國記者帶著嘲弄的態度跑去訪問甘地，問他說「非暴力」如何抵抗原子彈？甘地的回答很令人感動。他說：

「儘管去做正當的事，不要管這世界將發生什麼事。任何人如果想感動別人一起行動，那他就不要等待別人，先根據自己的能力幹起來。那麼，當一個人變得不可抗拒，他的影響變得無所不在的時刻便會到來；當他把自己降為零，變得毫無私心時，這個時刻就會到來。」

他又說：

「把自己降為零的過程，是男人或女人所能進行的最高努力。」「非暴力意味著有意識的自我受難。這不是對作惡者逆來順受，相反地，這意味著以一個人的整個良知去對抗暴君的意志。遵循人類的這條規律，一個人就足以對抗一個不義帝國的全部力量。」

這不是超人神話，對我來說，這比較像是一個真實的愛情故事。

後記: 本文之甘地言行，一部份直接引自馬小鶴先生著作《甘地》（東大圖書公司，世界哲學家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