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韓政變(251)：第三種人

卡韓政變(251)：第三種人

陳真

2020.06.16.

我們之所以會對於某種人事物採取好惡態度，不會是因為路燈夠不夠亮或是花草樹木是否修剪整齊，而是因為道德；是道德評價決定了一種態度，簡單說就是善惡美醜是非利害等等的綜合判斷，取其大，而非就其最小。要不然，旁人只能無言，因為太瑣碎而毫無意義可言。

那就好像有人奮不顧身衝進火場救人，一旁卻有無聊男子指責這位英雄沒穿西裝打領帶，腳上還穿拖鞋，質疑是否有礙觀瞻。這時候，我們只能無言。我想，這位無聊男子不是因為太笨而有此一問，也不是因為無聊打發時間，而是因為他心不在此。也就是說，他的無聊質問，反映了一種道德態度。簡單說，如果今天陷入火海的是他的家人，他就不會有心情討論救火英雄是否應該穿西裝打領帶了。

理解某些問題，與其說需要一種智能，其實倒不如說它更需要一種道德態度；缺乏這東西，將會發問出完全不一樣的問題。

發問很重要，一個好問題事實上也就型塑了一種良好的理解問題的方向與可能性。至於什麼沒有投給韓國瑜的是不是多數是腦殘？這問題本身就很讓人無言，一來無聊透頂，二來不知所云。

講話寫字很容易，打打鍵盤，脫口而出，大家基本上都會。但是，落筆謹慎、發言費點思量卻不容易。

我對文字、概念缺乏敬意，因為大多時候它無非就只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口水。我常說，黨外同志有兩種，一種言語粗鄙簡陋，一種則是論述不停，一直玩概念；概念從來不是他生命的一部份，而只是一種裝飾品。

當然，還有第三種人，那就是對概念以命相許者。

1989年，詹益樺自焚後隔天，我在黨外雜誌上寫了一篇文字，標題大約是 “一個謙卑慕道的草根工作者”。詹益樺原本是個船員，並沒有顯赫學經歷，但他卻很喜歡談概念。與其說談，不如說教，他常對我”教” 個不停，有時被他逮到，一教就是兩三小時。

其實，我遠遠比他更懂得如何議論這些什麼理念啊概念的，但我總是沉默聽他說而從不逞一己之能。為什麼呢？應該是我教他，不是他教我啊，為什麼我卻不露一手給他瞧瞧呢？

他不太懂得怎麼陳述概念，因此許多時候聽起來很幼稚粗糙。然而，儘管粗糙幼稚，卻不可笑。因為我知道，他對此以命相許。他真的相信善，相信上帝，相信理念，乃至相信生命。他讓這些原本抽象而冰冷的概念活了過來，有了溫度。

一般人並非如此。灑口水很行，但你要他幹點什麼，馬上想到一己安危，想到各種藉口與理由(“沒有效果啦”是最常聽到的理由)，於是就 “謝謝再連絡哦”，”不好意思，我最近比較忙”。

Noam Chomsky雖是知識份子，但他卻很不喜歡知識份子，因為太乖太馴服，太窩囊了。他說，”在那一點一滴無謂的議論中，人性也就一點一滴地流失了。”

最近有人問我，如果鄭南榕和詹益樺還活著，他們將會是什麼樣的角色？我說，鄭南榕如果還活著，應該會是深綠，發動台獨抗爭，解放軍應該早就打過來了。但是，阿樺如果還活著，我想他會是韓粉，人渣黨黨部應該早就被他搗毀(立法院招牌曾經被打下來，用棍子砸爛，那個人就是詹益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