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真要坐以待斃？(十八)：不要談政治？

台灣人真要坐以待斃？(十八)：不要談政治？

陳真

2021. 06. 16.

我自己退出了高雄醫師公會的群組，原因無它，只是受不了睜眼說瞎話。群組管理員，也就是高雄醫師公會祕書長陳豐偉，叫大家只能談公務，不可談政治，否則驅離群組。

如果此話當真，那麼，這群組所有曾經發言者，幾乎全都得驅離。因為，所有公務當然就是政治；若非政治，那麼公務又是指的什麼？任何公務總不可能與政治無關吧？

而且，我加入群組也才兩三天，回頭看之前其他人的發言，充滿所謂政治性，管理員兼祕書長為何從未有任何反應？既不刪文，也沒驅逐誰，直到我出現後，突然變成違規者，所有發言全部被祕書長秒刪，一字不剩，並揚言驅離。

我並無意談論這個群組，更不想對任何人有所不敬，而只是就事論事。

我也贊同任何群組都應當設立發言標準，否則難以經營。但是，陳豐偉所設立的 “勿談政治、只談公務” 的標準卻難以自圓其說。例如，高雄衛生局主管說，”全民” 都很感謝日本人，這是哪門子公務？或是，攻擊罹癌開刀的連戰接受疫苗注射，說他違反什麼指揮中心的規定，這又是哪門子的公務？另外則是攻擊柯文哲，攻擊國民黨的雲林縣長張麗善，這又是哪門子的公務？

令人更難以忍受的則是對於公部門的畢恭畢敬。我不是說應該惡言相向，而是說這些政治人物畢竟是我們的公僕才對，而不是什麼長官；醫師公會是專業團體，不是行政部門的下屬，更不是讓官員大小聲呼來喚去的對象。

其實，大家都是成年人，無須裝蒜。事實就是：只要是迎合當權的聲音，不管怎麼 “政治性” 都沒關係。反之，只要稍有批評，”政治” 的大帽子就馬上扣上來了。將近四十年前，我常講這些道理，四十年後的今天，卻還是在講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舉三個已經舉過好幾次的例子來說明：

一， 高醫生態環境什麼碗糕社。

念大學時，高醫有個學生社團，叫做什麼生態碗糕社，我也加入了。社長和許多社員對於我的加入都很戒備，因為我是公開掛牌運作的黨外人士，惡名昭彰。

有一天，社團開會時，我只不過是發言說：關心生態環境不是整天搞賞鳥活動，應該也要關心環境的污染問題，那才是生態殺手。我還引用一些研究數據說，我們應該關心高雄嚴重的空污和水源污染所可能導致的超高癌症罹患率 (特別是楠梓區的肺癌，是當時全台灣平均值的七倍)。

結果呢，你以為老師或同學們會感謝或肯定我冒著生命危險為眾人發聲嗎？當然不會。人們不但不會感謝你或敬佩你，反而會對你開始攻擊或不屑或猜疑，開始造謠抹黑。

我在生態社團發言之後沒幾天，一群同學居然去教室堵我，要我自己識相點，立即滾出社團，最好滾出高醫。他們說，”不要用政治來污染純潔的校園”；甚至還有學弟埋伏校園暗巷，企圖對我動粗。

你看，高雄當時的空污和水源污染那麼可怕，所有工廠完全任意排放廢氣廢水，根本肆無忌憚，空氣惡臭難聞，每條河川五顏六色，全是重金屬污染。但是，那些生態碗糕社的師生們，卻說那是政治問題，不應該談。我若硬要談，便是污染社團，污染校園，就得驅離社團，開除社籍。

幾天後，我自己選擇退出社團，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跟這樣一群同學瞎攪和。

二，兒童人權。

我在兒童福利與人權方面的作為，不想多說了。我想說的是，為何關心每年無錢就醫因而活活致死的數千名兒童以及雛妓和童工等問題，卻會變成我 “煽惑內亂” 的罪狀之一？為什麼？因為當時的掌權者說，那是 “政治” 話題，不可以談。誰談政治誰倒楣。

簡單說，只要是批評當權者的言論，統統都是 “政治性”，都是不被允許的。我記得，當時主流的中國時報，曾寫了一篇特稿，說我不是真的關心兒童，而是把兒童問題給政治化，”跳進政治的大染缸”。

這意思是說，你若要關心兒童，那很好，好棒好有愛心哦，但是，請你去孤兒院陪小孩玩，不要談什麼兒童人權，也不要談什麼兒童醫療政策，那全都是政治性話題，只有那些別有居心的陰謀份子才會談政治；你們如果真的要關心兒童，就不該談 “政治”，而是應該去孤兒院直接發揮愛心。

大家聽懂這意思嗎？這常讓我想起巴西大主教及解放神學的提倡者卡麥拉（Dom Helder Camara），生前幾度遭到暗殺未遂，留下一句名言說：

「當我把食物給窮人，他們說我是聖徒，當我問窮人為何沒飯吃，他們說我是共產黨。」

你關心窮人很好很棒哦，請你趕快想辦法拿麵包給他們吃，但是，你若膽敢問說為何窮人沒飯吃？那你就是存心要跟當權者過不去。同理，你拼命照顧病人很棒哦，但你可別問說為何官方要千方百計阻止疫苗進口，否則你就是在談政治，就得驅離公會群組。

三，某醫學中心的評鑑事件。

三十年前，我在某醫院工作，剛好遇到四年一次的評鑑。前一天，大家開會討論。科裏的護理部主管，為了製造假象，表示將會把一些精神症狀 “比較亂”、比較嚴重的病人，在評鑑委員來之前，先打鎮靜劑，然後關進保護室。

我反對，我說這樣做違反人權。但我當時人微言輕，有位病人隔天照樣還是被提前送進保護室，而且全身約束，五花大綁，病人感到莫名其妙。沒想到，評鑑委員直到中午才來到精神科。也就是說，那位病人足足被綁了兩三小時。因為綁太久，最後還尿溼褲子。

事後，在一次科會中，我把這事情又拿出來講，結果，引起一些醫生和護士的不悅。他們其實平常對我很好，但他們真的生氣了，為什麼呢？有位資深的醫生公開在會議上對我說，希望我不要用政治來污染醫療。

為什麼他們說我 “談政治” 呢？因為在當時幾乎所有台灣人的認知裏，所謂人權，就是一種 “政治”，一種很骯髒的東西，是黨外人士或民進黨那些壞人的專用語言，不應該用 “政治” 來污染醫療，污染醫院，污染校園。

事後，有位對我很好的女醫師，還特別跑來找我，憤憤不平地說她對我很失望，叫我以後不要再講什麼人權。她說，這些政治上的東西跟醫療無關，不要污染醫療。

面對這一大群同事，我無言以對。

幾十年來，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台灣其實並沒有進步，反倒因為網軍的橫行無阻及媒體的徹底壟斷而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