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狗事件

作者：李鑑慧原載：1998年10月當代雜誌，1999年台大獸醫系系刊

走進南倫敦貝特希公園(Battersea Park)大敞的入口, 馬上離開了市區的塵囂。順著步道，繞過幾片寬廣的草地，就來到了一處典雅靜謐的老英國花園。在這花園一個幽靜角落的石臺上，坐著一隻小獵狗，仰著頭，搖著尾巴，似和人做著熱切的溝通。石臺上一面銅版刻著：「紀念一九O三年死於倫敦大學實驗室的一隻土色獵狗。牠在生前承受了超過兩個月的解剖實驗，由一實驗室換至另一實驗室，直到死亡使其得到解脫。同時也紀念一九O二年在相同實驗室被解剖的二三二隻狗。英國的男女們，這樣的事，還要存在多久?」

眼前的這尊銅像，紀念的只是倍受折磨，結束於實驗者手下的眾多動物之一，但也就是近百年前引起全英國媒體之關注和著名的「棕狗暴動」(Brown Dog Riots)的那隻舛命的狗了。環顧四周，靜謐的環境和偶而散步走過的悠閒民眾，使人難以想像，這就是曾使人心為之沸騰，各方勢力為之抗議，英國有史以來恐怕最受爭議的銅像了。銅像的對面，有條已長滿青苔的長椅，想是要讓人坐下，回想這段歷史的吧。

藉動物解剖來探索人體自身的秘密，早在西元前已有記錄。對後代醫學資發展影響巨大的希臘著名醫師加倫(Galon, A.D.129-200)曾用豬隻來求得神經切除的影響，和證明輸尿管的位置；哈維(William Harvey, 1578-1657)之發現血液循環，也是藉著活體解剖小鹿和其牠動物，才得以成就。其他著名科學家如培根、笛卡兒等，亦都是動物解剖者。但是動物解剖實驗做為一種科學方法，是要到了十九世紀，才建立起地位，開始大量地被用運用於生理學上。這項發展主要可歸功於兩位法國著名的生理學家—Francois Magendie (1783-1855)和Claude Bernard (1813-1878)。這師生兩人，不但在方法上修正並建立了解剖學的穩固地位，亦廣授們徒，大量從事動物實驗以求得新知，並四處重覆示範實驗藉以建立名聲和地位。此時的科學家，許多仍抱持匙著笛卡兒式的想法，認為動物並無所謂心靈，亦無感受痛苦的能力，只是如鐘錶般地有些精巧的裝製的機器。再進一步者，若承認動物亦能感受痛苦，許多人亦如Bernard在其經典作「實驗醫學概論」中所言，認為人有「完全且絕對的權利」從事動物解剖實驗，即使這些實驗對動物是痛苦且危險的，但只要是對人類有益，這行為在本質上即是道德的。

就在科學快速進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向其他物種做侵入性的利用之同時，所幸，十九世紀亦是人道思想迅速發展並漫延社會各層面事務的重要世紀。過去不被討論的奴隸、女人、兒童、貧戶、精神病患等的處境和人權，都在此時有重大的進展。人與動物的關係和人對動物的待遇等議題，在此時亦進入道德的領域，成為被檢討的對象。過去街頭巷尾，由其是人畜擁擠的倫敦市區，習以為常的流浪貓狗、車伕毆打驢馬、超重載貨、傳統殘酷屠宰畜牲方式、以及下層民眾的鬥雞、鬥狗、鬥牛和中上階層的狩獵、動物毛草和羽飾等，在新的人道想法檢驗下，都不再能被接受。而這股逐漸普遍的人道情緒，亦非再單是過去少數人零星式的抗議呈現，而是展現在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上。而在西方國家中，又屬英國最早。在這樣的人道思想發展背景下，科學界漸為人知的種種殘酷動物實驗當然亦成了部分輿論抗議的對象。

一八二四年當Magendie來到倫敦示範其著名的神經系統的動物活體實驗時， 即在英國引起了嚴重抗議風潮，國會中甚至有人試圖要將這野蠻的法國人驅逐出境。其實，科學界這些或為求新知，或為教學示範的不斷重覆且帶給動物強烈痛苦的實驗， 不單引起了輿論的抗議，在科學社區內部本身，亦開始了自律的聲音。一八七一年「英國科學促進會」發表一報告，試圖建立一套基本規範以管理動物解剖。報告主要規定麻醉的使用，並限制會引起痛苦之實驗的重覆示範。此一規範，精神大致與五年後英國「皇家調查委員會」所擬而成的一八七六年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法案(Cruelty to Animals Act)相同。此世界最早的規範動物實驗的法案，建立了登記審核制度，亦規定了麻醉的強制使用，只是當實驗有特殊需要時，可申請特別執照以免除麻醉。此一法案，在英國延用了一百一十年，一九八六年取而代之的科學程序法案(Scientific Procedures Act)亦只是延續其精神。

而英國有組織的反對動物解剖運動，也就在這之後才真正展開。許多反對解剖者認為，此一法案給予了動物解剖正當性，規定過份寬鬆，黑箱作業，且無完善檢查制度，等於只是麻醉了大眾，而非動物。短短數年間，英國成立了近十個致力反動物實驗的單一議題團體。此時期運動之激烈程度，不下百年後的另一波反對浪潮；陳情、投書、室內演講、室外集會、遊行示威等運動基本要素，無一不缺。這些團體間，亦存在基本立場上的差異；有的仍認可動物實驗，只是欲加強管制審核，將對動物的傷害減輕至最低，有的則認為動物解剖該完全廢除，因即使麻醉，許多痛苦亦不可免，且人類沒有權利為自身福祉，強加亦具權力的動物痛苦。

另外就如同近來之動物解放運動並非單由動物權利觀念動員而成，而是結合了當代對工業社會、消費主義、科技文明等的批判和各種深度的環境思潮而成；此時的反對動物解剖運動亦非單由逐漸增長的人道想法促成，而是牽連並結合了十九世紀更廣泛的兩個問題：對逐漸專業且制度化的醫學之疑懼，和對無限制科學發展之耽憂。

十九世紀的醫學在經歷過醫學教育正規化及醫院制度化後，逐漸轉趨專業，並於社會取得權威地位。但這發展似也標示著另一套道德標準的興起，病人逐漸不再是醫療關係的主體，商業利潤和醫學知識的追求，反成了醫學的目的。故當各種殘酷動物實驗和層出不窮的慈善醫院以貧窮病患為實驗對象的案例漸為大眾所之時，社會對醫學及更廣泛的科學知識之發展的質疑和批判遂由然而起。在許多人眼中，在逐漸世俗化的社會中，科學似開始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廣受大眾敬畏和膜拜，科學家亦成了社會新的祭師，在追求科學新知之名下，進行各種傳統規範所不容的驚世駭俗之實驗。 如反對動物解剖運動最有影響力的發言人蕭伯那所言，強盜小偷至少心中都仍知道什麼是正當的取物之道，但科學家卻似不知何為限制；好奇心的滿足和知識之追求若免於道德的規範和倫理責任，只會帶來最邪惡的無政府狀態。對蕭伯納而言，他寧願冒瀆神明五十次，也不願虐待一隻曾親舔他的友善動物。另如寫「愛麗思夢遊仙境」的牛津大學教授Dodgson(Lewis Carroll)—-另一動物實驗的嚴厲批判者??—-在講到醫學教育時所言：「有一天，這一代代從早年開始即被訓練將所有人類同情心都壓抑殆盡的學生，將會發展成一種更可怕的瘋狂怪獸(Frankenstein)—一種沒有靈魂而科學就是一切的存在。」生活在充滿許多知名解剖者的牛津校園中，道生對動物解剖有一種特殊的恐懼，當其捐款給當時的流浪狗之家時，甚至還會先寫信尋問看他們會不會將得被結束生命的狗送給生理解剖實驗室。

結合了社會原已存在的對醫學和科學的批判，十九世紀的反對動物解剖運動不但於理論基礎上更強而有力，於動員實力上亦如是；除了愛護動物人士和人道主義者等基本成員外，教會人士、文人等社會傳統意見領袖，甚至時正活躍的女性普選運動者，工會人士和社會主義者，許多亦皆踴至運動的大旗下。在棕狗事件時，這些勢力許多都成了棕狗的捍衛者。

由一八七O年代開始至二十世紀初，反對動物解剖運動已持續了數十年，面對科學和醫界更迅速的勢力推進，已有節節敗退之勢。但就在這時，倫敦大學實驗室的一隻倍受折磨的棕狗，又掀起了運動另一波高峰。

這傳奇性的棕狗事件可說開始於兩位瑞典少女—-露意和麗莎(Louise Lind-af-Hageby and Leisa Schartau)—的巴黎之旅。原抱著仰慕之心特地申請參觀時聞名歐洲的醫學研究重鎮—-巴斯德研究中心，但當動物被飼養的惡劣環境和解剖的殘酷景象呈現在眼前時，她們即下了重大的決心要解救這些悲慘的動物。回到瑞典後，她們先成立了一反對動物解剖團體，一年後，為了做更大的準備，她們做了一重大的決定—進入醫學院，親自去瞭解實驗室內不為外人所知的實際狀況。一九O二年秋，兩位二八年華的少女於是進了「倫敦女子醫學院」。在每堂實驗示範課程中，她們巨細靡遺地記錄下種種細節，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她們已看過倫敦大學數十個實驗室的無數解剖示範。也就在這時，一隻棕狗的遭遇特別打動了她們。如銅像上所言，這隻棕狗在未麻醉的狀況下連續被解剖多次，轉往不同的實驗室，直到最後死於解剖者的手下。不久，她們也無法再忍受這樣的課程，於是離開學校，將她們的筆記拿給英國當時最大的反解剖團體—-全國反解剖協會(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Society)出版，棕狗的遭遇並也在一數千人的反解剖大型聚會中公佈。依照一八七六年的法令，未施打麻醉且重覆於同一動物上實驗及是違法的，媒體於是藉機大加報導這次演講的內容，倫敦大學執刀的貝理斯教授(William Bayliss)為保護自己名譽，遂告NAVS的秘書長柯立芝(Stephen Coleridge)毀謗。

此一聲譽卓著的學府和英國最大團體秘書長的官司馬上成了媒體報導評論的焦點，在數天的調查審判過程當中，兩方陣營劍拔弩張，尤其在法庭中，大批倫大醫學院學生的叫囂和干擾秩序，不斷使得法官得提出警告，媒體亦評論為「醫　學黨徒暴行」(medical hooliganism)。經過數天的開庭，因被告提出證據不足，誹謗罪成立，柯立芝被判五千磅的罰金和訴訟費。雖輸了，但這也正是反對動物實驗陣營動員的開始。透過幾個友好媒體的呼籲募款，同情大眾馬上在短短數月內集結了超過賠償所需數目。此外，「每日新聞」(Daily News)亦發起了抵制行有動物實驗之醫院的行動；一尊棕狗的銅像計劃，亦同時大力推動展開。

但是要找一地方當局願意提供用地為一仍具爭議性的棕狗樹立銅像並非易事。銅像的設立，很明顯地會成為一種立場的宣示，表示站在實驗臺上動物的一方。貝特希這一區的議會，馬上成為動物人士的極力說服對象。原因在於貝特希此一低收入工業區，早以工會主義，共和主義和普選運動等各激進政治而馳名全國。當時社會主義者所努力達成的「市鎮社會主義」目標，在貝特希地方議會亦多年有成，被泰晤士報譽為左派自治區的聖地。此時貝特希在「大倫敦行政區」議會之唯一代表，即是數年前領導倫敦碼頭工人罷工的伯恩司(John Burns)。貝特希另兩個明顯的地標—-貝特希流浪狗之家(Battersea Dog’s Home)和居民稱為「反解剖醫院」的貝特希綜合醫院—-亦清楚標示著此地居民在動物議題上的屬性。故果然不負眾望，區議會批准了棕狗銅像案，一九O六年，在貝特希市中心一主要廣場上，一尊七呎高的樹立在一小型飲水池中的棕狗銅像就此誕生，也成了往後數起「棕狗暴動」的引爆點。

其實激怒醫界的並不是這尊象徵無數手術刀底下呻吟的動物之銅像，而是銅像下的紀念碑文。有關棕狗的誹謗案已告成立，但碑文上卻又重新述說露意和麗莎兩位小姐所見棕狗的遭遇，連「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實驗室」、時間、及當年多少小狗遭解剖之命運，都公諸在這眾人可見的碑文上。醫界的憤怒，可想而見。而正值年輕氣盛，血氣方剛的醫學生，也就成了捍衛醫界清譽的急先鋒。

一九O七年十一月某日一凌晨，在倫大醫學生Lister的號召代領下，一群學生人人手拿斧頭，欲砍掉這礙眼的銅像，可惜一群過度興奮的揮著大鎚的學生，馬上便被便衣警察包圍，十人現場被補，其於的逃散。兩天後，不甘願的學生聯合了上千名倫敦地區其它醫院的學生，在倫敦市區遊行示威，焚燒市長和棕狗的芻像，口喊著自編的詩歌。 往後的一個月，倫敦各地區學生小型的抗議不斷發生。十一月三十日，百名年輕人再度於半夜在市中心來斯特廣場等地喧鬧地示威，三名獸醫系學生被補，罪名是酒醉，干擾警方執勤，並揮舞一隻愛爾蘭獵狗的標本，敲打路人。十二月十日，趁著牛津劍橋學生年度足球賽來到倫敦時，Lister再籌劃了一場大型的示威，數百名學生，繞著市區，舉著棕狗肖像，喊著口號，但再度地，十二人被補。除了在市區的示威，醫學生的另一老戰場即是反解剖的群眾大會。干擾保護動物會議多年來已是醫學生的積極對抗反解剖勢力之道。為了棕狗事件，貝特希民眾和動物團體亦舉辦多次數千人的大會，但往往都被學生的叫囂和怒罵阻撓，最後有的甚至以打群架收場。對於醫學生的抗議行為和暴動，醫學院當局亦相當頭痛。雖然校方和醫界支持學生的立場，但學生的抗議卻往往與夜間喝酒、叫囂玩樂、打架、破壞公物等行為連結，故校方只有選擇性地支持，如肯定學生的千人陳情書，請求除去碑文上倫大校名。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亦只有向學生喊話說：「讓貝特希的瘋子不受干擾地去膜拜他們的偶像好了。」

但是似乎只要銅像仍樹立在那兒，醫學生之怒就沒有辦法平息。兩年後，一九O九年底，甚至還有一醫學生以企圖賄賂警方被補，因為他以賄賂糾纏夜間守衛警員，讓他砸毀這棕狗。這樣的局面，使得最後連警方亦去函貝特希當局，請求移除銅像，因為二十四小時的警方保護和不時地出動警力維持抗議秩序，已造成警方過大的人力財源耗損。

這僵局，最後終於在一九一一年解決了。區議會以一決議於三月一日清晨將棕狗移走，從此再無人見到了。向來多數支持棕狗的貝特希區議會做此一決議，原因無它—-議會代表改選，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改革勢力失勢，棕狗於是失去後援。

今天矗立在貝特希公園的，當然不是一世紀前的那隻差點喪命鎚頭，聞名全國，且成為戲劇歌謠話題的那隻棕狗了。我走到眼前這座銅像的側面，讀著另一面的碑文：

「英國廢除解剖聯盟(British Un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Vivisection)暨全國反解剖協會(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Society)共同出資；大倫敦議會提供用地；Nicola Hick雕刻，於一九八五年十貳月十日揭幕。」

這應是在八O年代反對動物實驗浪潮再達高峰時，由另一批動物解放人士促成建立的了。

八十年前喧騰數年的棕狗事件落幕了。以銅像的移除為收場，似標示著醫界的勝利和反對動物實驗人士的挫敗。的確，事件落幕不久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的動物保護運動全面受挫，人們的關注轉移到其它更迫切的社會問題。接下來蕭條的戰間期和再一次的大戰，也使得各動物團體只得保守著立場，慘淡經營。相對地，醫學與科學，卻仍在未受限制的狀況下，一日千里地蓬勃發展。棕狗案中的科學家，亦都持續在科學研究方面，立下輝煌成就：操刀解剖棕狗的貝里斯醫師，一年後，升為倫大基礎生理學教授，兩年後寫下經典教科書「基礎生理學原理」，一九二二年以其科學成就被封爵；而最後結束棕狗生命的叫做戴爾(Henry Dale)的醫學生，亦成了聲譽卓著的生理學家，一九三六年得到諾貝爾獎，當了英國衛爾康醫學研究機構二十二年的主席，後亦被封爵。科學的進展不見得與人道對立，這幾位科學家當然也不必然是比保護動物人士更無良心道德的人，但是這棕狗事件後續的象徵意義，卻讓人感到些微寒意。

我再低頭讀著這座新銅像正面的碑文：

「動物實驗是當代最重大的道德議題之一，不應存在於文明社會之中。一九O三年，有一萬九千零八十四隻動物受苦死於英國的實驗室。一九八四年的英國，有三百四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項次的實驗是在活生生的動物身上進行的。今天，動物被燒、被盲、被刺激、被毒、且被其它無數可怕而殘忍的方法實驗。」

顯然地，以著科學和人類福祉之名，今天帶給動物痛苦的實驗不但繼續存在，且以百倍的規模存在著。我望著眼前這隻曾飽受折磨，卻仍好奇熱切的獵狗，似感受到他友善的尋問：「為了你們人類，我們還要付出多少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