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同鴨講和藝術評論

陳真 2000. 5. 20. 原載：南方電子報

李鑑慧的「科特齊」一文，裏頭提到一段雞同鴨講式的採訪對話，有點好笑，也使我有些長久以來壓抑心中的想法湧上來，不吐不快。

科學上評作品，不管你同不同意，多少都能理解那是怎麼一回事；藝術上評作品，卻有許多令人無法理解的怪象。舉「影評」來說，常在報刊上看到有人寫影評，如果我有耐著性子把它讀完的話，往往感覺就像在閱讀某種呈堂證供；而所謂「影評人」，就好像是個目擊者，正在描述一個兇殺案現場，講得彷彿他真的看到了什麼別人看不到的「真相」似的。

不幸的導演們，在這些「目擊者」筆下，紛紛變成狡猾的兇手，故佈疑陣，故意讓我們看不清整個「案情真相」。這時候，唯有靠影評人出面指證歷歷，我們才有辦法解開「謎底」，重建凶案現場。

影評人當然會擔心我們不相信他所說的，所以往往還會列舉許多「證據」。典型的評論法就是：「你看！這一幕『象徵』了什麼『意涵』；你看！那一幕導演企圖要『告訴』我們什麼。」等等。就像算命先生說文解字那樣，全是象徵象徵象徵，象徵來象徵去的，象徵個不停。

可是，我實在很納悶，如果它真的是這麼隱諱的一種象徵，那你是憑什麼知道「答案」呢？再說，如果導演只是要告訴我們那些「答案」，那他為什麼不直接說？為什麼要拐彎抹角？有話不說、有屁不放，故意裝神弄鬼，就是所謂「藝術方法」嗎？

如果有人對著一張畫，信誓旦旦地說這部份是要傳達這個訊息，那部份是要傳達那個訊息，大卸八八六十四塊，每一塊都各有某種「意涵」，不知道該畫家聽了將作何感想？可能會血壓遽增而腦中風吧？

如果畫畫不能這樣評，為什麼電影、音樂就能用分屍的手段來一一「象徵」那根本不存在的「意涵」？

我們當然可以說「我喜歡這段、那段」，但怎麼會剛好這段那段都有個「相對應」的「意涵」？

影像是一種「語言」，聲音是一種「語言」，文字當然也是一種「語言」，不同的人寫的文字又是不同的「語言」，種種「語言」之間的「對換」，怎麼可能剛好是那樣的一種「一對一」、「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對應方式？就像「連連看遊戲」那樣的一種對應關係。那不是很怪異、很蠢嗎？

一個作品就是「一個」作品，而不是由一塊一塊積木給「拼裝組合」起來，所以，我們也只能用「整體」（holistic）的眼光去「看」（see）一件作品，而不是用分屍的眼光來「分析」它。

所謂「評論者」，被一種「科學精神」所誤導，以為不管什麼東西都可以像分析化學元素那樣給「分析」出來（或許應該說「分屍」吧）。

更厲害的一種「影評」，連種種社會學或心理學理論都可以拿出來「應用」，就像應用某個化學方程式那樣，給它「應用」上去，做為某種「真相」的「證據」，把作者「藏起來」的「意見」給解碼出來。

可是，導演或各種藝術家，如果真的有這麼多「意見」要說，那他為什麼不直接說呢？沒有人禁止他說啊。他何必這麼辛苦地拐彎抹角，這裏「藏」一個訊息、那裏又「藏」一個訊息？

真的有什麼東西被藏起來嗎？沒有。當事人真的有什麼「話」要說嗎？沒有。如果有的話，直接用普通「白話文」說就好了，何必拍電影或做音樂或寫小說或畫畫？

南斯拉夫導演Emir Kusturica的《地下社會》（underground），在坎城影展五十周年得了大獎，記者會上，他被問到該電影值此南斯拉夫內戰時刻，究竟要傳達什麼訊息？他回答說：「我沒有什麼訊息要傳達，如果有的話，那我應該是寫封信到郵局寄才對，怎麼是來拍電影？」

低級「評論家」被一種「作者到底要說什麼？」的錯誤疑問所誤導，總是拼命想要「解讀」出作者的「真正意涵」。可是，一個畫家畫了一張畫，他想要藉影像「說」些什麼嗎？一個音樂家做了曲，他想要藉音符「說」些什麼嗎？說「台灣要獨立」嗎？還是說「我們該孝順父母」？

同樣地，一個導演或一個作家，又怎麼會有什麼「話」要說呢？他就是因為「說」不出來，所以才只好吟詩作曲寫作拍電影不是嗎？

當然，有些導演或藝術家的確有很多「話」要說，尤其是那些「懷抱著某種使命感」的人，但他們肯定是爛導演、爛藝術家（不管他為人多麼有正義感），因為他不明白電影或任何形式的藝術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語言」；這些「語言」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受制於現實世界種種規範或標準。連地心引力也無法規範它，何況諸多政治正確。

那種懷抱著「使命感」或「文以載道」的電影或小說或音樂，其實就跟開記者會用嘴巴「直接講」不是一樣？或者，乾脆去參選，上台發表政見不是更快？如果你真的有這麼多「意見」要表達的話。

記得侯孝賢拍完「悲情城市」後，許多「愛台灣」人士批評該片沒有「正確呈現」國軍在228事件中之殘酷，反而毀損台灣人的「善良形象」云云。我記得當時許多民進黨人一片罵聲，在雜誌上寫「影評」說：反抗老K軍隊的「志士」，怎麼可以是流氓？頭髮那麼長，衣服扣子也不扣，坦胸露肚的，簡直就是流氓。

這些「影評人」，堅持當時都是「社會菁英」在反抗，絕不是流氓，於是「譴責」侯導說他「沒有正確反映史實」。民進黨新潮流系一些人，更譴責該片非但沒有描繪日本人之殘暴與奴役台灣人，反而大加美化。【按：這些政治人物現在卻努力美化日本人。】

很好笑的評論不是嗎？居然拿著根本不屬於「電影語言」的東西來批評電影。導演又不是在回答一種物理學問題，怎麼會有「正確或不正確」的問題？我要怎麼扭曲現實都可以啊不是嗎？就好像一個人寫詩，頂多是寫得「很爛」而已，絕不可能寫「錯」，因為他又不是在寫三民主義申論題，不是嗎？

寫申論題記得要引用「蔣公說」，可是，藝術裏沒有「蔣公說」，因為作者自己就是「蔣公」。作者頂多是寫得爛或拍得爛而已，絕不會寫「錯」或拍「錯」。「蔣公」怎麼可能錯呢？

我們儘可以罵說「哎呀！他媽的大爛片，害我都快睡著了！」不管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這種評論在「形式上」是無可挑剔的。因為，你可以強迫一個人青蛙跳五千公尺，卻無法強迫他「愛」上任何一部電影。

因為沒有「對錯」，因為藝術裏沒有「主張」、沒有「意見」要表達、無「道」可載，所以，一個藝術家面對自己的作品，心中如果不幸還會想到觀眾或讀者的存在的話，那他頂多也只能問「你喜歡嗎？」而不是問「你同意嗎？」因為，藝術語言不是一種「命題態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它並沒有要提出什麼「主張」，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同不同意」的問題。

上周跑去聽「地下社會」、「亞歷桑那夢遊」等片之作曲家Goran Bregovic在倫敦的演奏會，快結束時，他問現場瘋狂熱舞的觀眾說「你們喜歡嗎？」使我印象很深刻，當時心想：「這麼偉大的藝術家，怎麼也會想到觀眾？」不禁有點失望。不過，還好他沒有問「你們同意嗎？」否則聽眾一定滿頭霧水，因為在政見會上我們才會問：「我講的對不對？」「你們同意嗎？」

另外，電影不管是以什麼歷史或任何人事物為故事題材，都不一定跟那東西有關，那只是一種毫無重要性的「幌子」或「背景」而已，就好像有裸露鏡頭不一定是A片一樣，片中有男女主角是同性戀，為什麼就一定是什麼「同志電影」呢？有戰爭場面，為什麼就一定是「戰爭電影」呢？

「現代啟示錄」的導演科波拉，曾否認該片與戰爭或越戰的關係，可是，哪一篇影評不是拿這些根本不重要的「背景」大談特談？又好比說大島渚的「俘虜」，他本人也再三否認該片與同性戀的關係，可是，同樣有許多笨蛋說它是「同志電影」。彷彿只要作品中有「疑似同性戀者」，就一律是同志電影。

如果你一定要這樣談，當然也可以，反正也不犯法，但你總不該以為導演跟你一樣笨，不該直接嫁禍給導演，說他就是要「告訴」我們什麼；講得好像他不是在拍電影，而只是在「發表政見」似的。

最詭異的怪象是「超人為何會飛」之類的「評論」。比方說，經常有資深的精神科醫師會請同事或學生一起來看某一部電影，然後大家一起「討論」。這本無可厚非，奇怪的是，討論內容經常是「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那樣？」。

哪有什麼「為什麼」？超人會飛是因為導演叫他飛的啊？不飛不行啊，不是嗎？不飛還能叫超人嗎？超人不但會飛，你要他拿地球當足球踢都可以啊。至於《瘋女十八年》的瘋女為何會瘋？那是因為編劇逼她瘋的啊不是嗎？不瘋還能叫瘋女嗎？《沉默的羔羊》的「心結」，最後為什麼能解開呢？這是因為出錢拍片的老闆幫她「解開」的啊！不「解開」哪能騙這麼多票房？

我們往往把科學上那一套講求「實証」的「為什麼」，給搬到藝術上來亂問一通，「評論」得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似的。怪象種種，嘆為觀止，說也說不完。許多藝術家很睹爛別人做評論，想來不是沒有道理。

有一說叫「作者已死」，是台灣進步圈十分流行的一個術語。我不確知其意，只大約明白「作者已死」就是說作者只能任人糟塌、曲解至死的意思。這樣聽起來很好，犧牲小我，刺激讀者創意。問題是，很多人偏偏不讓作者死，硬要活活誣賴給作者；硬要說這段「象徵」這個，那段又「象徵」那個，就像分屍一樣，挖出胃來就說「嗯！這個管消化。」挖出肝來就說「嗯！這個是解毒用的。」餘同理可證。聽起來有點噁心，不過，大部份「影評」難道不就是這樣幹的嗎？

我想，很多人會曲解本文，以為我是在反對談論藝術。不是這樣，我只是要說我們不是化學家，也不是心理分析師，藝術無法「分析」，而只能訴諸以情訴諸以淚以幻想以鼻涕以痰以口水，卻絕不能訴諸以理。因為藝術之所以是藝術，正因為它不講「理」，你無法評而論之。

總之，要評什麼都可以，但至少「形式上」要搭調，對雞就要說雞話，對鴨就要講鴨話，雞話跟鴨話是不能「溝通」的兩套「話」， 雖然表面上它們都是「話」。

還有，不要用一種目擊者描述犯罪現場似的口氣，指出什麼「真相」。那真是太恐怖，也太噁心了。

維根斯坦說，沒有真相，因為「根本沒有東西被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