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兩岸統派的某種反感(四)

我對兩岸統派的某種反感(四)

陳真

2021. 04. 07.

二十幾年前，我在英國發起「反種族歧視運動」(CARD) 時，洋人和台灣同胞的反應大不同。洋人要嘛支持，要不就是採取敵對態度，沒有人會否認種族歧視。但是，台灣人卻把一個存在已久、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馬上轉換成個人經驗有無的問題，而且幾乎每一個台灣人都強調自己「沒遇過種族歧視」(好像若有遇過就很丟臉似的)，其實這就好像有人強調說他沒吸過空氣一樣。

首先，他搞錯問題本質了，今天，我們並不是在談一種個人主觀經驗的問題，而是談一種由來已久的社會問題。今天，如果有個巴勒斯坦人說「我沒經歷過以色列的打壓」，我們將一頭霧水。簡單說，這問題的主詞不是「我」，而是「我們」。倘若你不存在「我們」之中，那我不知道你究竟是「誰」。

台灣政府更荒唐，乾脆否認英國有種族歧視這回事，台灣駐英代表處一些狗官，一直要我證明英國有種族歧視，如果證明不了，那我就是「蓄意破壞台、英關係」，然後派出網軍，對我造謠抹黑，像瘋了似的，拼命要摧毀我的人格。

蔣家打壓台灣人與台灣語言及文化，不是一種個別經驗，而是一種長達半個世紀未曾中斷的基本政策，政策目標就如宋楚瑜及國民黨的老代表們當年所說，就是要讓「方言」徹底消失，讓人們完全忘記有台語或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這回事。

一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說「使用台語的人口太少了，台語消失並不足惜」。國民黨制定的什麼「廣播電視法」，亦如此明訂政策目標就是讓方言逐年消失。如果這不叫做打壓，那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好討論；這若不是全然無知，就是睜眼說瞎話。

這樣一種打壓族群、醜化族群的所謂「基本國策」，一直到九零年代中期老賊李登輝掌權之後才慢慢緩和，取而代之的是本土勢力坐大，台獨崛起，開始糟蹋外省族群，以同樣的操弄族群手法，走向另一種極端。

舉個例，各位該不會連「語文法」也沒聽過吧？大約是八零年代中期，也就是差不多1985-1986年，政治氣氛依然肅殺之際，國民黨草擬了一個「語文法」，明文規定，在公共場所，無論是閒聊或會議，只要有三人或三人以上，就必須一律講國語，若被發現使用「方言」，將會被罰款一萬元 (這在當年是一大筆錢)，而且可以連續處罰，直到你閉嘴或改說國語為止。如果這不是打壓，什麼是打壓？

這個法案後來取消立法，因為反彈力量太大，同時也引發了1988-1989年的「還我母語運動」。

醜化台灣人，打壓台灣文化及語言，更不是一種具有個別差異的施政經驗，而是一種「基本國策」，也就是所謂「國語運動」或「推行國語政策」，從五零年代就開始，主管機關在於教育部，隸屬「國語推行委員會」，直到2013年才解散。語言政策的背後操盤手，當然就是情治系統，藉著各種高壓與恐怖手段，讓人心生畏懼，不敢以母語公開暢所欲言；並且要讓下一代以自己的母語和台灣文化為恥。

至於掛狗牌，也是從五零年代就開始強力推行的一種「教育政策」及「語文政策」。它是一種政策作法，而不是一種由個別教師所發明的處罰方式；直接沿襲自日本的所謂「方言札」，禁止日本地方語言，違者掛狗牌示眾。

事實上，掛狗牌的作法更早出現在西方，比方說英國，直到二十世紀初，都還存在掛狗牌的政策作法。當時，英國為了打壓「沒水準」、「很難聽」的威爾斯語，於是禁止校園使用；違反規定的學生，就會被掛狗牌示眾，上面寫個「WN」。什麼是WN？WN 就是Welsh Not (「禁說威爾斯語」)。

不過，英國人的作法是，家長得簽署同意書才能給學生掛狗牌。蔣家倒沒這麼文明，不但掛狗牌，而且極盡羞辱之能事。我看過狗牌上寫著「我不愛國，我說台語」，「我沒水準，我說台語」。後來更衍生出更多處罰方式，比方說跑操場、洗嘴巴、青蛙跳、半蹲馬步、抬水桶罰站、互相掌嘴或自己打耳光、罰錢(規定講一句台語罰一塊錢)、罰抄寫、罰掃地、罰當眾自我譴責、自我檢討、打手心、打耳光、打屁股…等等等。

今天，假設你的小孩因為講台語，被學校掛著狗牌罰站操場，當庭示眾，寫著「我沒水準，我講台語」，或是被處以各種懲罰與羞辱，你心裏做何感想？你會不會痛恨這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外省人政權？今天，你跟你阿公阿嬤或其他家人，一家三口以上出遊，講了一句台語，警察馬上就來罰你一萬塊，若膽敢再講一句，就再罰一萬，一直罰到你講國語或閉嘴為止，請問你做何感想？你恨不恨？如果這不叫做打壓，什麼是打壓？

我很小時候，普通話講得很好，經常被迫參加演講比賽或朗讀比賽，但是，當我慢慢長大，就開始產生強烈的反抗意志，我就是偏偏不講國語，不然你是要怎樣？怎樣是不會怎樣，只是衝突不斷。

我在台北念高中，那時候都已經是七零年代末，快要進入八零年代，經常因為講台語在街上或車上或餐廳與陌生人起衝突。比方說我每天搭公車上學，很多次我講台語，車掌小姐或司機或乘客就當場開罵，說我「丟學校的臉」，有好幾次，人們硬是抄下我的學號向校方舉報。我高中被記了26支「警告」，再多一支，就得退學。學校看我功課好，捨不得真的讓我退學，於是就一直讓我維持26支「警告」，不敢再增加。這26支「警告」，其中有很多支就是因為在校外講台語「有損校譽」而來。

這種因為講台語而當街(比方說跟同學去看電影或逛街)被陌生人糾正與羞辱甚至肢體推打的經驗層出不窮，根本數不清。

講個八卦，差不多是1987或1988年，我跟戴振耀兩人搭夜車北上，參加「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示威。到達台北之後，阿耀去路邊買報紙，我跟在他旁邊。他用台語跟老闆說「頭家早，買一份報紙和什麼什麼飲料」。那個書報攤老闆像聾了似的，不理不睬。阿耀於是又很客氣地說了幾次，老闆依舊不鳥他。

後來，那位老闆終於移動身體了，很不耐煩地從窗口丟出飲料和報紙，同時還罵了一句「下次請說國語」。阿耀立即暴怒，一拳就揮向窗戶，還好是塑膠做的，丟下錢就走。

要去忙了，先寫這樣，還有很多，精采的在後頭，待續。我不知道各位原來這麼「清純」，對於根本都還稱不上「歷史」的這些「不久之前」的事，原來如此陌生。陌生沒關係，叔叔可以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