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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坦.卡米納出生於1983年2月的一個冰雪天。他是他父母的一個大禮物。一歲半前,他住在耶路薩冷,之後搬到台拉維夫住了五年半。他的妹妹卡妹兒(Camel)在那兒出生。他就讀Teva學校,但是後來與父母搬到更遠的西方-加州.帕洛爾多(Palo Alto)。搬家時他7歲,留給家鄉的禮物,是他走在五一勞動節遊行前頭的一張刊載在Maariv(全國性報紙)上的照片。加州灣區的帕洛爾多是他童年長成之地。
在帕洛爾多的七年當中,馬坦在「帕洛爾多和平中心」初次接觸到地方政治。1997年夏天,他們家遷回以色列,馬坦也進入Ironi Dalet高中就讀。馬坦在這幾年嘗試了許多新事物,但是最重要的是參與了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青年運動-台拉維夫海童子軍和Hadash青年運動。高中畢業後,馬坦參加了Reut-Sadaka,一個以色列阿拉伯猶太人的青年組織,在那兒服務一年。馬坦是著名的Shministim Letter(高中生拒絕當兵運動)的發起人、簽名者和推動者。除了政治運動,馬坦喜歡讀書、寫作、音樂、食物(做菜、吃菜),電影,以及其它許多東西。
馬坦卡米納(Matan Kaminer)
馬坦因拒絕當兵,於2002年12月9日首次被逮捕。在四度監禁坐達80天牢後,他要求被軍法審判,與Haggai Matar同案。
底下是馬坦在軍事法庭上的自白摘錄:
巴勒斯坦人,做為人類之一員,所擁有的追求民主的權利,每天都被以色列的軍事統治所侵犯。我們已經見到,這絕對不是一個暫時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況下,任何一個受壓迫的民族,都會為獨立而戰,而這也是他們的特權。當佔領愈殘酷與高壓,反抗就會愈強烈。這反抗有可能跨越道德的界線,如果這樣,它應該被譴責,但是這並不能抹煞人們追求獨立與自決的正當性,或是追求讓個人、社區以及整個族群能夠自行統治、決定自己未來的正當性。
佔領多少都會是殘酷的。所以,比如說,日本在1930年代佔領中國時的所做所為,就比以色列在佔領區所犯下的罪行還要恐怖。但是,就如同佔領事實無法合理化被佔領者的暴行,它也無法合理化佔領者的暴行。這兩種可以避免、也應該避免的暴行,卻都是佔領事實直接引起的。佔領把人轉化成了東西,不管是「籌碼」或是「中毒蟑螂」1。它使得人們被視而不見,不再具有價值。即使當佔領者認可被佔領者的某些權利,這往往也因「安全顧慮」-實際上只是便宜考量-而被擱置一旁。佔領是暴行的肥沃土壤。
佔領軍的軍人處於一種不可能的狀況。他們是戰士,被訓練來對付其他戰士。他們不是社工人員、醫生、律師、法官或市長,但是在許多時刻卻被賦予只有這些專業人員才有的權利。做為戰士,他們使用他們所知的工具:號令、情緒隔離、威脅與槍。當他們表現虐待傾向時,這不是因為他們天生邪惡,而是因為做為佔領士兵,他們缺少把人當成人對待的自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吼叫、毆打、侮辱與謀殺。等他們的內在被搞慘回家後,他們也已習慣不把人當人對待。於是他們繼續吼叫、毆打、侮辱與謀殺,然後投票給「國家聯盟」(National Union;以色列極右政黨,反對巴勒斯坦建國)。
我並非在一天內決定拒絕當兵的。我通過了第一階段的軍事測試,以為在軍方的基本架構下,我可以選擇服役,但卻不直接加入骯髒的佔領機器,以為我如果必須拒絕不道德的命令,我會知道該怎麼做並承擔後果。但是隨著時間進展、隨著佔領區不斷惡化的壓迫、隨著抗暴運動期間和平遠景的消失,我開始理解到,我的良心將永遠無法使我參與佔領的工作,即使只是間接地。
我不認為世上任何一個嚴肅的人,若站在道德的立場,可以宣稱我們永遠不能拒絕聽從命令。很明顯地,有許多命令儘管有合法性,但是因為太不道德,所以是不能服從的。唯一的問題是,這些命令是什麼?這就是一個良心的問題。當我決定拒絕接受入伍命令時,這些我今天所提出的理由,都出現在我心中。我明白以色列防衛部隊並非自行其事,我明白佔領政策是民選的以色列政府所決定的。我曾試盡一切方法來反對這個政府,也反對任何支持佔領的政府,但是這並不夠。我的良心使我無法效忠一個執行這可憎政策的團體,執行她所下的命令。
我並不反對以色列這國家、以色列人民或以色列社會。我的良心指使我為以色列社會-我的社會-做我所能做的。我過去已這麼做,往後也將繼續如此。佔領是一個恐怖的罪行、是不道德的、惡性的,也是對另一個社會的罪行,她的惡劣魔爪,也正侵入我們自己的國家,毒害著我們。我沒有辦法在這個狀況下從軍。我僅要求我的良心能夠得到認可,並要求我能以民事役替代軍事役。我誠懇地希望我能從事能夠帶給以色列社會真正自由的服務。
1「中毒蟑螂」一辭的來源:以色列防衛部隊參謀長Raphael Eitan於1984年在以色列國會「外務與防衛委員會」上說:「當我們在土地上殖民後,到時候,所有的阿拉伯人就只能像瓶子中中了毒的蟑螂一樣,倉皇亂跑。」–The New York Times, 14 April,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