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精神醫學幾時休？（No. 6.）//拆解「炸彈客」犯罪的病態心理
八卦精神醫學幾時休？（No. 6.）
陳真 2005. 10. 21.
有句話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但我不是，我是徇私包庇之人，或師或友或親，地位永遠在真理之上。如果我給人一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大義滅親印象，那純粹是誤解，我頂多只是表達一種公義或知識上的不以為然。
至於個人層面的善惡良莠或貪贓枉法，只要不是對他人或弱勢者產生直接而明顯的傷害，我肯定視而不見，絕不吭聲；我沒那個勇氣或力氣或興趣去管這樣一些事。但如果比方說醫院竟然可以揍病人，或醫界集體拿藥商好處，我當然會再三表示不滿，若還是不聽，我就公開反彈，讓社會來評評理，看精神病人該不該揍，藥商的錢該不該拿。
除此之外，批評就是批評，一切批評都無傷大雅。比方說學姐在台社發表一篇文章，文章裏還開玩笑地「感謝」我，說我對她做出「不人道的批評」。她不會說我在大義滅親，因為批評就是這樣，應該嚴肅看待，但只能含笑以對（或含淚以對）。知識上再怎麼不人道的批評，都沒關係，它不是一種惡意（有惡意也無所謂，只要你的批評有道理）。相反地，如果我把心裏不以為然的想法給掩蓋下來，對親友戴上另一副面具，言不由衷，那才真的恐怖不是嗎？
但台灣學界或醫界，卻把批評視為「找麻煩」，進一步發展成一種「樑子」或「仇恨」，於是公開場合往往只能聽到一種聲音，一種言不由衷的拍馬屁或互相標榜。醫界「研討」會更是如此，就好像文武百官上朝開會一樣，位階分明，言不由衷，不知所云。只有在四下無人時，才聽得見批評。不但批評，不管多麼荒謬、難聽的謠言、抹黑什麼的，統統盡情發揮。基本上，台灣這個社會真的很不健康，很封建，人治色彩很重。
言歸正傳。文榮光醫師與我相識多年，亦師亦友亦恩人。我不是要恩將仇報，而只想就事論事（他的文章如下）。他把楊儒門視為一種「病態心理」，並且把他和各種「魔」併列，比方說食人魔、分屍殺人魔等等，說他的「恐怖」行徑之「病態心理」，「本質上接近尼采所謂『上帝已死』、唯我獨尊、無法無天的反社會、反人倫的狂人思想。」「對於脆弱不幸、無辜受害的同胞人類，炸彈客豈能昧著良心，麻木不仁。」
這樣一種針對個案的憑空想像，我在醫界內外，不知道批評過多少次。幾年來，甚至還向精神醫學會什麼倫理委員會抗議過好幾次，請他們正視這種行為之不當，但都只是得到一種敷衍式的回應。搞不好，這些自我任命的倫理委員，正好是我批評的對象。
你要對某一種病或某一種行為，提出任何看法，這我都沒意見，問題是，你應搞清楚，你的看法只是一種「通則化」（generalized）的東西，它不可能直接套用到任何個案上，除非你深入了解「這個」個案。
比方說，我可以提出許多有關升學主義的「病態心理」的看法，但我卻無法告訴你某個大學生或某個學者就是這樣，除非我認識並深入了解這個人。否則，我不能光憑著一種行為面的現象—「升學」，然後就說某個我根本不認識但準備要升學的人擁有一種升學主義的「病態心理」。
這樣一種道理，會很難理解嗎？為什麼硬要跨越這樣一種基本分寸呢？這對當事人公平嗎？這難道不是一種毀謗？就好像我一聽到某個人準備來留學就公開說他有一種升學主義的「病態心理」一樣荒謬。
我不想談個案，但若真的要談，那麼，我可以跟大家報告，就我所知，凡是跟楊儒門親身接觸過的人，都說他是個溫和善良的謙謙君子。哪來什麼「病態心理」？哪來什麼「對於脆弱不幸、無辜受害的同胞人類」，「昧著良心，麻木不仁」？更不用說什麼和殺人魔食人魔併列了。
記得1989年，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輪派到精神科時，有一天，科裏請來一位精神科「大老」（我看不如說是老大）「蒞臨指導」。在「研討會」裏，被提出討論的是一個癲癇病人，合併有失眠、焦慮等精神官能症的問題。住院之前我就認識那個病人，但不熟。他是中部地區一個黨外人士，無固定職業，到處打零工，後來成為民進黨義工，幾次在街頭上看他身先士卒，有一次看他被鎮暴部隊打破頭，滿臉是血。
研討會中，護士先報告他的基本資料，講到一句說：「他是民進黨員」，結果大家全笑出來，就好像聽到「他是個小丑」一樣。我當時還是民進黨員，早已習慣這類侮辱和鄙視。
但那個大老，一聽是民進黨員，臉色立刻一沉，揮手中斷那位護士的報告，請大家注意，他有話要講。只見他一臉嚴肅，做深思狀。他說：「像這種線索，我們做為一個醫生或護士，就不能忽略。他是個民進黨員，我們就要考慮他是否有反社會人格或被迫害妄想或暴力攻擊等精神症狀。」
我以為他是在開玩笑，所以馬上當場噗嗤一笑，可是這回全場卻沒有半個人笑，只有我在笑，很尷尬，於是趕緊把笑聲收回，假裝是在清喉嚨。
大家不但沒有笑，反而個個猛點頭，做思考狀，以示佩服。有位醫生和資深護士，還發言誇讚這位大老，說他「細膩的」觀察很了不起，讓我們「學到很多寶貴的人生經驗和臨床經驗」。會後並告誡在場的年輕護士說：「以後你們問病人，就要多多用心，有些基本資料很重要，很可能就是疾病的重要線索，不能忽略。」
那是1989年。就在這事的幾個月前，我的好朋友詹益樺和鄭南榕相繼自焚。我記得，鄭南榕自焚後不久，媒體馬上把他塑造成精神病人或人格異常。比方說台灣時報，斗大的標題說鄭南榕是「瘋漢」，而且還說他瘋狂到要抓雜誌社同事們「一起同歸於盡」。但事實根本不是這樣。事實是鄭南榕自焚前，小女兒鄭竹梅就在他身邊。他把竹梅交給雜誌社同事，請大家都趕快離開雜誌社，然後一個人在辦公室內引火自焚。
光說他「瘋漢」還不夠，台大精神科立刻流出消息，說鄭南榕曾來就診，病歷都還在。言下之意是：他有「精神病」，所以請大家「別多做政治聯想」，他的行為錯亂，危害社會秩序。但事實上，據我所知，那是鄭南榕上大學時考慮是否唸哲學系的一段青青徬徨歲月，為此睡不安穩，所以跑去看精神科，拿點抗焦慮的藥吃。
自焚事件幾天後，我和陳菊一起去鄭南榕的家，葉菊蘭和竹梅都在。竹梅年紀小，不懂事，葉菊蘭則哭紅雙眼，而外頭的主流媒體正忙著訪問各種專家（包括精神科醫師），把鄭南榕給污名化。葉菊蘭說，事發之前，她就跟鄭南榕講過這事，她說，你若自焚死了，中產階級馬上會說你精神有問題，然後不久就忘了你的存在。
至於一個月後跟著自焚的詹益樺，則被專家描述為家庭破碎的人，因此「人格不健全」。但詹益樺的人格，在我看來，比大多數人都還要健全，是一個很虔誠很有感情的人。我當時寫了篇文章，標題是「一個謙卑慕道的草根運動者」，收錄在曾心儀編的一本書。阿樺不是基督徒，但對耶穌的愛卻很仰慕，自焚而死的時候，身上還帶著一本聖經。
從這一連串事件，我們可以看出精神醫學之如何惡用與濫用，變成一種污名化異己的工具。醫生處理的，明明是一種「病」，是一種知識或科學概念，偏偏要把「疾病」這樣一種知識/科學概念給牽扯到道德範疇上，變成一種「壞的」、「邪惡的」東西。就好像呂秀蓮或許多人對待愛滋病的態度一樣，說它是一種「天譴」：因為你敗德，所以老天爺要懲罰你。於是病不再只是一種病，更是一種道德敗壞的象徵或記號。
同樣地，談起社會概念或道德概念時，明明只是一己偏見或一己之見，卻硬要偽裝，以一種「中立的」專家姿態或科學姿態出現。明明是一種事關「好壞」的道德評價，卻偽裝成一種知識性的陳述或科學概念。
就好像近一個世紀前，為了禁止女生就讀高等教育，就說這是一種經過科學證實的事實，說女生讀大學違反自然，甚至有害健康或破壞社會倫理秩序等。希特勒要大屠殺智能不足的小孩或肢體行動不便人士，就不光說這是一種病，更說那是一種「不好的」、「有害社會文明」的現象，應該消滅；硬把科學和人文（或道德）兩種概念給結合在一起。明明是一種道德評價，明明是一種跟專家毫不相干的領域，卻跑出許多專家來論斷。
我不否認「有些」民進黨人或比方說自殺攻擊者，有一些精神疾病或精神官能症的問題，但請問：天底下哪一類人群沒有這樣一些問題？就我所知，台灣有些部長級的官員就是精神科常客，難道我們一聽到是部長，就應馬上懷疑他們有精神病？懷疑他們家庭是否不合、童年是否不快樂、有沒有什麼生理慾望沒有滿足？
我還看到記者寫的這麼一段報導：「幼年破碎的家庭，讓楊儒門不喜歡說話，封閉在自己的內心世界。從他手札的記載，的確可以看出他在連續犯下十多起案件，尋求媒體關注的渴望，最後他也在鎂光燈和鏡頭下承認這一切犯行。」
很荒謬吧。這樣的精神分析，誰不會？大家都會。我家隔壁一些三姑六婆更是此中高手。這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是嗎？我要在任何一個人身上找到這樣一些莫名其妙的「證據」或提出這樣的「心理分析」，說他童年不快樂、心裏有陰影、家庭不合或什麼缺乏關愛，有什麼難？這根本不是一種知識，這只是一種扣在任何人頭上都能適用的帽子，但它當然都只會扣在弱勢者或屈居弱勢的異己頭上。
今天如果你發達了，掌權了，有地位了，專家們就會說你從小歷經困苦，因此比一般人更有愛心，更體貼，更有勇氣，更有自信；憑著堅強的信心和毅力，你如何從逆境中奮發向上，不畏艱難；至於你不識字的家人，默默給你多麼偉大的真愛與精神支持，多麼了不起，多麼溫馨，多麼傳奇。然後結論說：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典範！
像現在民進黨當家了，變成主流了，誰還扣他精神病的帽子？當年剛建黨時，高雄市黨部黨員，我估計一下，大約才二十幾人，現在全台灣就一共有五十五萬民進黨員，沒有人會再扣你帽子，反而說這才是愛台灣的表現。那些當年污名化民進黨的醫生或同學，據我所知，現在每一個都很綠，都很「愛台灣」（我猜他們兩年後大概又會變顏色了）。
你當然可以針對某一種類型的行為，提出各種通則，但那只是一種通則不是嗎？通則就是一種概念討論，它並不指涉任何個案。就好像數學一樣，當我說二加三等於五，我無法從這樣一個通則推論出「二」究竟是指兩顆西瓜或兩朵花或兩個黨。二就是二，三就是三，五就是五，它無法直接套到任何個案頭上。
通則是通則，個案是個案，它們屬於兩個完全不同屬性的「範疇」（category），就好像我厭惡升學主義，但我並不厭惡任何一個人繼續升學；我也厭惡名校，但我喜歡在劍橋做研究。
而且，就算兩個東西屬同一範疇，你也不能亂推論。比方說，崇洋媚外的「病態心理」很喜歡洋人，看到洋人就想跟他上床，但你不能據此「推論」出凡是喜歡洋人的都有病。天下雨則地濕，但看到地上濕濕的，並不一定下了雨，也許只是我撒了一泡尿。
我不相信這些道理有這麼難懂（依據幼兒發展心理學，一般大概三歲就懂了這些基本邏輯法則），我認為八卦精神醫學的原因不是在於我們不懂這些道理，而是在於我們根本不在乎對別人的傷害。我們根本不在乎把一些病態的污名給扣到這些你不怕他的弱勢者身上。如果今天對方是你的老闆，你的長官，你的老師，或是能給你好處的人，或是任何有力量傷害你的人，我就不相信大家還是敢這樣公然地、隨便地以專家之姿給對方任意抹上污名。
至於文醫師講的「炸彈客的病態心理本質上接近尼采所謂「上帝已死」、唯我獨尊、無法無天的反社會、反人倫的狂人思想。」可憐的尼采，比維根斯坦還可憐，居然被誤解成這樣。我已經反覆講過許多次，尼采怎麼會是那樣一個哲學家呢？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荒謬。
正好相反，尼采跟一生批評教會不遺餘力的齊克果（或托爾斯泰）一樣，都很虔誠，道德得不得了，簡直就是聖徒。
我不知道為什麼許多人這麼喜歡「望文生義」，一聽到「上帝死了」，就說他反人倫，說他心中全是仇恨；一聽到「超人」，就說他有「自大妄想」，一聽到「唯我論」（solipsism），就說他「唯我獨尊」，實在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荒謬。
唯我論的意思正好是「我」（ego）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種先驗的主體（transcendental subject）；世上的我不重要，他只是一種偶然現象，而那個先驗的、觀看世界的主體（subject），才是意義的終極來源。什麼是先驗的主體，每個哲學家說法有點不太一樣，對維根斯坦或叔本華或尼采或康德來說，先驗的那個「我」，差不多就是一種先於經驗的道德感，一種形而上的意志（will）。不是願望（wish），是意志；願望是他們認為應該棄絕的東西。
至於超人，超人就是指的任何人；任何一個願意面對自我生命困境的人，就是超人。而相對於超人的窩囊廢或「烏合之眾」，就是指的面目模糊、缺乏真實痛苦、只會搖旗吶喊、隨波浮沉的那些人。
說尼采反基督，差不多就等於說維根斯坦反意義，兩者是很類似的說法，只是兩位哲學家表達方式不太一樣而已。語言哲學最近幾年有一種「新閱讀」（new reading）取向，啟發者就是維根斯坦，基本思想就是反意義。
在我看來，維根斯坦比尼采還要深刻一些、虔誠一些，雖然兩個都是講一種「沒有意義」（nonsensical）的「意義」，但尼采的「沒有意義」卻是一種「更崇高的」（sublime）意義；因其崇高，故無法為人類所知，所以「沒有意義」。
這種「崇高的沒有意義」，英文可以說是一種significant nonsense（深刻的無意義）。簡單說，它沒有任何意義，但這個沒有意義的東西卻很重要，很特殊，藉著它，我可以窺見上帝的家，窺見一種「崇高的」國度。
維根斯坦有個中心思想，他認為上帝或價值（value）或世界的意義（sense）不存在世上，也就是說，祂無法被我們的知識所掌握；祂在我們的認知範圍外，因此，凡是涉及價值或絕對意義的語言，統統是無意義的。
尼采的「上帝已死」也可以做這樣的解釋，世上人們所自以為認知的那個上帝死了，真正的上帝住在我們無法經由科學或知識所企求的天外國度。若想接近祂，唯有透過哲學做為一種詩，或詩做為一種哲學，一種音樂，以之為憑藉，來接近祂。這些無意義的「語言」或「聲音」，因此顯得如此深刻；雖然它們的確沒有意義，但它們是一種「深刻的無意義」，就像音樂那樣。
詩是無意義、沒有內容物的，就好像音樂或哲學都沒有意義一樣，它們不是一種政見，不是一種意見，不是一種三民主義。但是，透過這些無意義的東西，我們「彷彿」可以瞥見上帝的影子。
相反地，如果我們在知識或科學中尋找，將永遠找不到上帝的蹤影，因為祂不是一種受制於時空的現象，祂不存在世上。唯有現象，方能被理解，而上帝不是，祂是世上一切現象的前提。
簡單說，尼采的「上帝已死」，跟維根斯坦的「反意義」一樣，都是談一種「比喻」（metaphor），談一種海德格式的「語言」，一種「詩」，一種人類生存的神祕處境。但我之所以說維根斯坦比尼采更為虔誠是因為，維根斯坦整個投降了，連詩也不要了，完全服了上帝，不再假裝我「彷彿」了解上帝您。我現在明白了，我講的一切，的確都只是胡說八道，毫無意義；我並不想沉默，但我的確說不出一句有意義的話。
無意義就是無意義，而不是把「無意義」當成一種更為深刻的另類「意義」，就好像維根斯坦說的，「不要把『沒有偶像』當成一種偶像。」當你創造出一種「沒有意義」的「意義」時，你仍然只是以你蒼白微渺的認知能力，企圖理解上帝。但祂根本是無從理解的，我們應安靜地臣服在祂的神祕底下。
語言哲學的所謂「後現代轉向」，差不多就是這樣，我只是把它賦予一種宗教色彩，並且把極為複雜的觀念給簡單化得不能再簡單。
維根斯坦講的東西，當然遠比這還艱深大概一千萬倍；那肯定不是外行人所能理解。不過，基本的解讀之一，大概就是這樣。你只要把「上帝」或「生命」或「世界」等幾個關鍵字改成「價值」（value）或意義（sense），大約就能在維根斯坦和尼采之間，建立起一種深刻的思想連結。
蘇格拉底曾經發問這樣一個倫理學上非常有名的問題：
聖堂神聖是因為它具有一種美好的本質，所以上帝說它神聖？或是它之所以神聖，只不過是因為上帝說它神聖就是神聖？
有位哲學家Schlick曾經問維根斯坦這問題，Schlick認為應該是第一種態度比較虔誠，你必須行公義、好仁愛，上帝才會稱許你。但維根斯坦強烈反對，他說，後者遠比前者深刻而虔誠。因為前者依然侵犯了上帝的主權，彷彿我們真的能明白什麼是價值、什麼是神聖，但這些是上帝的權柄，我們不應越雷池一步。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順服，「讓世界如其所是」（leave the world as it is），接受世界的存在，接受生命的各種事實，而這就是上帝的旨意。凡是發生的，都是上帝要它發生。「凡事均恰如其份，無可取代。」—這是維根斯坦最喜歡的名言之一。
跟維根斯坦一樣，我也強烈支持第二種看法，因此我說維根斯坦和尼采雖然兩個人都企圖打擊那些親近上帝的阻礙，或指出一種迷航，但尼采並沒有切斷得很乾脆，他依然相信一種詩的語言，一種人為的「上帝之路」的存在。
傳統閱讀下的維根斯坦，半個多世紀來也是這樣，似乎在提倡一種詩的語言，一條通往原鄉的道路。但是，以「後現代」方式解讀的維根斯坦卻認為，這就像一種「沒有偶像」的偶像，切斷得不夠徹底，反而走入另一條歧途。簡單說：科學之路或知識之路或形而上之路，如果是錯的，那麼，這條沒有意義的詩之路或上帝之路，一樣是錯的。它若沒有意義，就該乾乾脆脆承認它真的沒有意義，而不是講得彷彿它背後另外「隱含」一個什麼更為深刻的意義。
這也就是為什麼後現代語言哲學家或倫理學家，批評傳統的維根斯坦解讀方式是一種「不乾脆」（irresolute）的閱讀的原因。這種後現代的解讀，並不是走向虛無，而是放棄所謂「崇高的」理解，走回地面。
不管是尼采的「上帝之死」，或維根斯坦的「無意義」，似乎從早期到晚期，都有著這樣的一種轉變。原本以一種深奧複雜的方式，進行一種崇高的追尋，晚期則認為，最崇高之物，就是平凡事物，最令人驚奇之事，無非就是那毫無驚奇的尋常瑣事；最超凡入聖的人，則是為柴米油鹽苦惱、縱情慾樂的一般平民百姓。維根斯坦幾次講到「家」（home），他說，「當我回到家，發現家中沒有任何驚奇之物時，我不禁感到很驚奇。」。
傳統的閱讀者則反擊說，如果你們和「崇高的無意義」真的斷絕得這麼「乾脆」，那你們應該整個人離開哲學界去工廠打工才對，為什麼當起哲學教授？為什麼反而寫了許多你們宣稱說根本沒有意義、宣稱說它跟@!*&^&#@*% 完全沒兩樣的哲學作品？
我並不想談這些，因為它似乎只能談給研究維根斯坦的人聽，外行人不可能聽得懂。對外行人，你只能以一種高度簡化甚至扭曲的方式談，感覺就像對著前科學時期的人談論當代的分子遺傳學一樣；就好像煉金術之於當代化學，是一種很荒謬的誤解和很難跨越的隔閡。比方說，你若要對一個唐朝人解釋什麼叫e-mail，該從何解釋起？
我不是真的要談這些外人無法理解的東西，我只是想說，許多時候我有一種很深的訝異與無奈，因為實在太荒謬。把尼采說成魔鬼，說他反人倫，說他狂妄，說他無法無天，差不多就等於說耶穌是個色情狂一樣。若不是色情狂，怎麼會庇護妓女？我猜，耶酥搞不好是個軍火販子，否則他為什麼說他來到世上是要帶來爭戰？如果他不是軍火販子，如果你聽了覺得荒謬，那麼，說尼采是什麼狂魔病魔惡魔也一樣，太荒謬。
如果尼采這麼低級變態低能兼敗德，那麼，許多人皓首窮經一輩子研究他的思想（劍橋就有好幾個這樣的人），難道這些研究者是大笨蛋？還是他們人格也有毛病或精神異常？
台灣自然科學發展得不錯，但文史哲卻是一片沙漠，常讓人感到很悶很慌很尷尬很痛苦很害怕很有口難言。每次有不熟的人問說「陳醫師在英國研究什麼？」，我都很尷尬，我該講哪一種身份？不知道該不該老實說我是研究西方哲學。因為，一來，他們不信，他們不會相信有人願意花那麼長時間，不計代價、不考慮前途地做那些沒有利益可圖的事（我怕他們說我瘋了）。別人不會完全相信的事，我一般就不願多說。
二來，他們無法理解哲學是什麼。他們總以為哲學大概就是像三民主義或《蔣公嘉言錄》或證嚴法師的《靜思錄》那樣，提出一套套的意見或指示或宣言或法規，或針對某些現象進行分析。但是，哲學跟音樂一樣，它什麼音符都有，什麼都談，就是不談現象，它並不關心「發生了什麼事」。
即便是分析哲學家也不談現象，就好像數學家懂得運算，他知道兩支香蕉加三支香蕉等於五支，但他並不是真的在談香蕉的買賣。數學裏頭沒有現實，哲學也一樣，音樂也是，這些東西都與現實無關，不對現實或任何現象做評論。一首詩如果提到雜貨店，你不要以為它真的是在評論雜貨店。
因此，我若老實說我唸哲學，接下來往往是許多尷尬對話，你得忍受無數的隱藏式屈辱或可怕的誤解或不可思議的嘲笑，感覺就像對一個唐朝人解釋什麼是e-mail一樣。
我當然不是說大家都應該懂哲學，哲學只是極少數人才有可能感興趣的東西。我只是說，我們應該知道有些東西我們不懂，就好像我不懂什麼是奈米一樣。
我並不自大。我這個人的極少數優點之一就是知道自己的斤兩，我知道自己的極限，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知道自己將來可以成就什麼，不能成就什麼。我雖不自大，但我的確經常在醫界感受到一種彷彿屬於智能上的遙遠距離，蠻孤單的，似乎永遠只能忍忍忍忍忍忍忍，七個忍字。
也許這不是智能的距離，而是一種「世界」或「身世」的差距。我看到一種面向（aspect），而你們沒看到；我聽到一種聲音，但你們沒聽到；我見到一種表達方式，但你們無法想像這樣一種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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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炸彈客」犯罪的病態心理
文榮光
中國時報 2004.12.26
在歲末寒冬回顧今年台灣的社會概況，可說「國不泰，民不安」。身為社會階層中，相對而言，生活較安定、立場比較中立保守的醫界一分子，筆者今年也特別感受到醫界的不安與壓力。更遑論其他壓力與痛苦指數較高的中下階層民眾。國內政經情勢不穩與社會治安不佳兩者似乎呈現加成連帶關係。在各類刑事案件中，值得注意的是暴力犯罪行為，特別是稱得上罪大惡極、令人驚悚的恐怖級刑案，例如所謂「連續殺人魔」、凌虐分屍、或甚至吃人肉的所謂「變態殺人魔」或「食人魔」，以及所謂的「炸彈客」罪行。
對於上述「魔類」兇手的罪與罰相關問題，相對而言，爭議比較小，相關迷思也較易經由精神鑑定協助釐清。但是對於「炸彈客」這一類兇手的罪行，例如國內的「反獨」、「白米」、或美國著名的「郵包」，或撼動世界的中東「自殺」炸彈客，則因涉及族群對立、階層利益、或意識形態衝突等泛政治化的因素而使爭議擴大。同時圍繞這類反常恐怖罪行似是而非的迷思也跟著較難以理解。難道他們以犯罪的手段來表達類似「造反有理，革命無罪」謬論理念，合理的嗎？
一般人多半會受到「人同此心」集體潛意識效應的影響。想當年八掌溪「見死不救」事件發生時，社會大眾普遍產生「集體罪惡感」的代償性創傷反應，同時對於某位急流勇士奮不顧身，捨己救人的行為，感激莫名。如今，炸彈客相關的影像資訊帶給大眾，特別是在社會中佔多數，「忠厚老實」、「安居樂業」，也是社會主要穩定力量的中產階級，在心理上是什麼樣的刺激？什麼樣的感受？所謂「聲援白米炸彈客、搶救台灣農業」等呼籲政府與社會各界正視苦難農民心聲的活動，若平心而論，實在是「說不通，要不得」的行為。難道我們不滿現實的暴戾之氣，下意識裡想藉炸彈客之手爆炸發洩一番？
有關炸彈客犯罪動機的報導與評論在媒體上，特別是網路，可輕易取得。其中惡名昭彰所謂「大學（郵包）炸彈客」（unibomber）的卡辛斯基（Kaczynski）。這位導致三死二十九傷，曾任柏克萊大學數學助理教授的天才型怪客，自命不凡，以「反科技崇自然」為名，合理化其狂妄自大罪行。事實上，卡辛斯基在一九九六年被捕後，精神鑑定結果診斷他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後他被判無期徒刑。這位服膺尼采強人哲學，傷害無辜弱者的狂人，比起另一位天才型，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約翰納許來說，雖然同樣是「天才與瘋子僅有一線之隔」，但其境界卻有天壤之別。當奧斯卡最佳影片「美麗境界」演出納許的傳奇故事，他在台上領獎的那一幕時，有多少人為這受盡病魔折磨的苦難心靈熱淚盈眶，喜極而泣。
炸彈客的病態心理本質上接近尼采所謂「上帝已死」、唯我獨尊、無法無天的反社會、反人倫的狂人思想。但如果將傷天害理的炸彈客事件和為苦難農民請命的社會運動，勉強湊在一起，絕非仁師義舉。這樣的行徑難免將抹上一層帶著恐怖意味的色彩，然則在社會大眾的心理上將難免也會產生被「脅迫」或「騷擾」的反感。
與「尼采」同被稱為時代先知的「杜斯妥也夫斯基」這位俄國作家，在「罪與罰」鉅著中，感人肺腑地傳達寬恕、救贖與憐憫的仁愛精神。對於犯罪者，人道主義者早已給予悔過自新，與教育重生的機會；而對於脆弱不幸、無辜受害的同胞人類，炸彈客豈能昧著良心，麻木不仁？且讓我們祝福忍受暴力威脅的國家能平安的過年吧。
（作者為長庚醫院精神科系主任）（本專欄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