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叡,

過去不管是教醫學還是教哲學,我常會叫學生或年輕醫師問我問題.畢竟老師問學生問題實在沒什麼意思,重要的是學生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老師. 或者說,重要的不是給答案,而是提出問題. 從對方的發問我大約就能知道他的理解有多深或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毛病.

我不懂(或者說其實我不信)社會學,特別是那種強調所謂實證的社會學,跟我的八字更是不合. 這沒有對錯可言,或許只能說我不會問那樣一些笨問題,我不會用那樣一些(在我看來)自欺欺人的方式理解 "社會",我不會先用無數的假設和定義先把 "社會" 給按照自己的 "需要" 給極度簡單化地設定了,然後在這個純粹根據 "需要" 所建構或甚至虛構的超單調 "社會" 概念下來提出一些 "必然" 合乎既有架構的問題,這就像一種自問自答,而答案事實上已經早已包含在你既定的問題中.

或者說,你事實上是 "先" 有著某種既定的 "意識形態","然後" 在這個自己設定的圈圈底下來提問.

注意喔: 我並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這樣做而能提出問題;我是說,既然我們只能如此 "自問自答",那麼,或許該被檢討的就不是既定概念範疇底下的那些細節問題或者說技術問題,而是背後這個概念範疇本身該被質疑.

因為技術問題本身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就好像你問我說 "黑砲翻山越嶺" 是一種合乎事實的說法嗎? 我沒辦法說是或不是,因為這得看你是在玩什麼遊戲,很可能在我設定的遊戲裏頭根本就沒有黑炮的存在,還搞什麼翻山越嶺呢?!

比方說我常舉 "女生不適合念大學" 的歷史案例,在過去,例如在英國,女生是不准上大學的,相關心理學或社會學之實證研究非常多,指證女生念書念太多將影響身體心理健康以及影響家庭倫理影響整個社會安定甚至危害國家安全. 台灣以前的髮禁背後論點之一就是說女生若留長髮,將使男人整天心猿意馬不思正業不想念書,如此國家將危殆矣,共匪將趁機打過來.

你現在聽了這些研究結論或論點可能覺得很好笑,但在當下那個時空人們卻講得煞有介事.

再舉個例,黨外時期,特別是1980年初期那幾年,我在我念的高醫並沒有任何同志,就只有我一個人孤伶伶地像個眾人鄙夷的怪物那樣高唱黨國的反調,學校對我而言是很痛苦的一個地方,因此我大學七年幾乎從不去上課. 雖然一周上不到四堂課,但仍然有時還是會在課堂上或校園裏面對老師或周遭同學毫不客氣的辱罵或質疑.

當時台灣主流社會常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 "黨外陰謀份子" 的做亂,究竟 "浪費了多少社會成本"? 媒體一面倒就是在談這樣一些問題,然後記者們會一直去拍攝或強調抗議過後地上的垃圾有幾公斤,或是報導遊行示威影響了商家多少生意,妨礙了誰上班或妨礙了誰之就醫的交通狀況等等等;或是像慈濟的證嚴法師也常強調說什麼 "抗議者喜歡批評是不對的","我們應該講好話做好事","講話要輕聲細語不可罵人喔" 等等等.

這時候,難道你會笨到進入這樣一些既定的意識形態底下去爭論那些無謂的技術問題? 難道你會真的去討論什麼該不該輕聲細語說好話? 或是討論 "黨外陰謀份子" 的示威究竟消耗了多少 "社會成本"?

我舉這些例只是要說,這樣那樣一些所謂研究結論或論點,實際上只是一種自我引用(self-reference)的 "自說自話",相關的答案只會出現在既定且人為建構或虛構的價值或概念範疇底下,這樣一些答案或許讓很多人覺得很聰明或很重要,但對我卻毫無任何智能上的吸引力.

有這樣一個笑話,有個人去銀行貸款,需要一名保證人,於是他就帶了一個沒有任何身份證明的朋友去. 銀行說,可是我不知道你這個朋友是什麼人啊, 這個想貸款的人說: 沒關係,我很樂意幫你們介紹.

這就是一種 "自我引用",所提出的 "答案" 實際上已經隱含在自己所設定的既定前提中.

回到你的問題上,問說美軍打倒塔利班佔領阿富汗之後,婦女地位有沒有提高? 這就好像有個歹徒看到某個家庭似乎失和,於是入侵把那家庭的男人給殺了,小孩拿去賣,女的抓來強姦,然後買些性感服飾給她們穿,偶而帶出去吃大餐,然後有人興奮地自問自答說,這家庭的婦女地位提升了!! 那我將啞口無言.

再說,戰前的阿富汗窮到人民十個有七個沒飯吃,美軍入侵後,連原本還有點飯吃的那三個也沒飯吃了,這時候有人卻煞有介事地說阿富汗婦女終於可以不用帶面紗出門了,終於可以穿迷你裙和丁字褲了,甚至連花花公子雜誌也去找她們拍裸照了,然後結論說: 女權伸張了!!

不知道你聽了之後會有什麼感想? 這也未免太超現實太反智太自欺欺人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