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講的這些並非一種回應,只是說說一種感覺.

先舉個例,有一年暑假回台灣,住在peter(黃文雄)家,黃文雄就是1970年在美國刺蔣的那一位.

我們兩人一早出門搭公車,有一天,在公車上遇到一個事件,一個老伯身上錢不夠,司機破口大罵要趕他下車. peter馬上慌慌張張掏零錢,以一種帶點懇求的音調請司機息怒,Peter說: "對不起對不起,車錢我出,車錢我出." 急著要阻擋那位老伯被趕下車.

我看Peter 那慌慌張張的委婉謙卑態度,覺得很感動. 一個人敢於橫眉冷對千夫指,敢於為了某種理念以命相許的同時,卻又如此卑微地面對著一個囂張跋扈的公車司機. 我覺得這才是一條漢子.

在那反共反到有點抽筋的七零年代,在美國老大哥的地盤上企圖當眾槍殺代表著反共民主勢力的蔣經國是要有著巨大勇氣的,因為那意味著你以及你的前途甚至家人都將瞬間毀於一旦. 不管你認不認同其刺蔣行為,都不能說這行為可恥.

而且,親自站出來當眾殺人,這跟你躲在暗處搞暗殺,所需勇氣更大,因為 "明殺" 的下場幾乎就是死路一條. 至於不敢自己動手而是買通槍手來搞暗殺的作法,在我看來就挺窩囊. 同樣是 "殺",但作法不同,其道德價值及所需勇氣自然也就不一樣. 這點大家應該不會否認吧.

黃文雄剛返台時(1996年),全台灣還沒有幾個人知道他是誰,更不用說被列為絕對禁忌的刺蔣事件. 他剛返台那一年,台中靜宜大學的學生社團邀他演講,講完後我騎機車載他去某個朋友的學生宿舍借住. 於是一早我就到了演講會場,記得有一個類似像現在 "愛台灣" 的那類忠黨愛國學生,站起來指著黃文雄破口大罵說: "你這種令人不齒的人,根本就只是一個殺手,可恥!殺了人沒殺成卻逃走",ggyy ggyy,講了很多很難聽的話,批評的重點是說黃文雄根本是個窩囊的膽小鬼,是個可恥的人渣,說他只是為了要破壞我們的社會啦鄉土啦等等這些.

黃文雄很溫和地回應那位愛國學生說: "任何道德形式都應俱備一種一致性,如果你也敢對蔣經國這樣講話,那我就什麼都可以聽你的了."

我騎機車載黃文雄離去時,跟他 "道歉" 說 "不好意思啦,讓你一回台灣就要受這種窩囊氣." Peter說,"還好啦,年輕人勇於質疑總是好事."

我本來想跟他說,國際上對於刺蔣案或許有各種評價,但在台灣這個島上目前卻只有一種評價,凡是罵黨罵政府的都是壞人,這混蛋學生並不是有著什麼 "勇於質疑" 的精神,他只是無數被洗腦的忠黨愛國學生,仗著主流與人多勢眾,對你打落水狗,為國家為社會討伐敵人.

但我終究沒有把這些話對Peter講出來,因為我似乎察覺到他臉上閃過某種失落與尷尬. 或許是我想太多,或許他當時真的如他所說,對於被當眾羞辱一事並不以為忤. 不管怎麼樣,就是這樣. 我們於就是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似地繼續談著一些日常瑣事.

我不知道這些例子對於各位的討論是否有著什麼呼應或反駁作用,但我終究相信心要更勝於相信行為;相信形式(form)要更勝於相信內容(content). 就跟任何一個人發表意見一樣,只要他知道他自己在說什麼,只要他的論點也好意見也罷符合某種 "必然的" 理性形式與 "文法",那我就沒什麼意見可說了.

啟承的說法倒是無可反駁,也就是說,你只能聽,只能表示認同或不認同,但即便你不認同也無法反駁(refute),因為它不是一種論點,而是一種告白(confession). 既然不是一種議論或意見,自然也就無從推翻;你頂多只能說: "嗯,我明白你說的,但我比較沒有這樣的感覺,我的感覺比較是這樣那樣點點點..."

至於育誠與Jedah Zhang關於道德與戰爭形式等等之所言,顯然是一種論點,但也依然無法反駁,因為雖是論點,卻只看到結論,聽到宣稱,而看不到任何論點所應具備的議論(argument) 形式. 既然連議論也沒有,自然也就無從反駁.

以宣稱(claim)取代議論,理論上是應該打零分的,即便你的結論很棒很好很感人也一樣是零分. 因為論點好壞不在於結論而在於其議論過程的合理性與說服能力.

我對天發誓,我真的是帶著愉快的心與燦爛的笑容寫這些話,毫無一絲不敬之心或任何無禮之企圖. 若有冒犯,還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