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中的時候對生物學極度著迷，以一種外人看來幾近異常的方式瘋狂地吸收相關的知識，一直到上了大學，進了動物系接觸到各種原文一手知識資料，這個學門不斷給我很深的一種感動，特別是有關演化，幾乎成了我日思夜想的一個夢，一個漫漫長夜裡的心頭慰藉。我當時認為，或者說我當時相信，知識學術是特別的，它裡頭一定有某個神祕的解答，如此追求下去，我終究可以破解心裡的那個夢。多年以後，在一種狼狽混亂的情況下完成了學業，這中間不知從哪一刻開始，我卻慢慢懂了，知識學術並不特別，也不神祕，它裡頭什麼都沒有。生物學本身並沒有令人感動之處，感動人的是生命本身，而不是有關生命的種種解釋或論述。

珍古德（Jane Goodall）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動物行為和人類學研究上的先驅，但世人對珍古德推崇卻是她在保育上的種種貢獻。有次珍古德來台灣，我沒去看她，但據台大人類系內線告訴我，她在台北動物園黑猩猩展區當場表演講「黑猩猩話」，一呼百應，展區裡的黑猩猩全都跑出來和她「聊天」，十分神奇，這是題外話。內線告訴我的另一件事卻更讓人驚訝，那是珍古德到台大人類系演講發生的一件事。

插播一下，人類系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是學什麼，在西方學科分類上其實算是同時帶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性質的學科，它是生物學的分支，以相同的方法研究人類的基因、生理、考古標本和遺址，重建各種以人類為中心的資訊。但只要牽涉到人群自然避免不了研究人與人的關係，所以它同時也是一門社會科學，研究文化與各種人類社會細節。珍古德專精在和人類基因及社會性都極相似的黑猩猩上，因此當然是人類學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她建立的很多研究方法也被動物學和人類學奉為圭臬。以上講錯還請指正，畢竟我不是念這個。

在台大人類系她講保育，現場一位該系粉~資深、已經是大老級的教授舉手發問，問什麼呢？問她「為什麼你們這些人不好好做研究，要跑去做什麼保育？」很驚人吧？要是換作我，恐怕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還好我不是人類系學生，否則真是太丟臉了。珍古德倒很客氣，她只回答一句：「因為如果再不保育，咱們以後就沒有研究對象可以做了。」

如此蠢話從一位台灣相關學界呼風喚雨，”宗師”級的老師口中講出來，還真的有某種震撼效果。這只是一例，相關例子在我的學習過程中多不勝數。這些讓我明白了一件事，知識本身是中性的，它並沒有什麼神祕或感動人的東西在裡頭，感動或趨使你去做這個做那個的，是別的東西，而這東西不存在知識裡。生物學或許研究生命的種種機轉，但生命這東西並不藏在生物學裡。換個方式講，知識無法塑造改變一個人，否則這些才高八斗的教授老師就不該講出那樣一種智障般的話了；知識無法改變一個人，你是那樣的人，你才會去靠近或信奉那樣的東西。一個人對生命沒有感動或熱情，就算掌握了巨量的有關生命或人類的知識，他還是對生命一無所知。無論你贊不贊同保育，珍古德從研究走上保育的動機是無須懷疑的，但在台灣卻被一種這樣低能問題質疑其「不務正業」，聽了還真是讓人無言以對。

重點不是知識本身，而是你面對知識的態度。以前同學總是問我到底這些生物課本上的理論或是動物照片或標本或恐龍化石有什麼好看的？值得我這樣像發瘋一樣追求？我也說不上來。知識如此，科技當然也一樣。科技是中性的，你面對科技的態度恐怕才是大問題。

動物學當然要做動物實驗，從高中到研究所畢業，也不知做過多少動物實驗，動物當然不會乖乖讓你插上電極或看牠的內臟，你得先把牠弄死，換句話說動物實驗幾乎等同殺害動物。但我念書時對此從不以為意，在我當時看這全是理所當然的事，求知若渴，根本毫不在乎什麼殺生。學生物的人很喜歡把一類話掛在口邊，就是說科學是為了人類福祉，動物實驗是必要的犧牲，我們只要努力把殺死動物的過程儘量人道，使其不要有過多痛苦即可。我對這類說法說實在也無意反駁，畢竟似乎也說得通。

如果說我今天不再繼續讀書或做動物實驗是因為良心發現或有什麼罪惡感，那倒也不是，我算是一個心腸比較硬的人，許多事不太會放在心上。但隨著人事滄桑與各種生活的經歷，對許多事的觀感已經變得不同，許多以前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現在看來卻不再理所當然了。過去殺掉這麼多動物，到底為了什麼？除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欲和可以通過學校的各種考試要求拿到學歷，實在也想不出別的意義。

日本和納綷在二戰以一種崇高的理想為名，殺掉了數百萬猶太人及近千萬中國人，單 1937 年南京大屠殺就差不多殺死超過二十萬名中國人。日本和納綷在殺這些人的時候許多是用武士刀直接砍頭或刺死或用手槍近距離打死。有許多這類紀錄片或文件，我不太敢細看，但很讓人訝異的是這些殺人者在當下都是毫無遲疑，可以說是殺紅了眼，把殺死這些人當作理所當然，就像切菜瓜、夜市打氣球一樣簡單。那種心理狀態你甚至不能稱他們為殺人兇手，兇手代表一種法律或道德上的罪，但他們當下顯然一點罪惡感都沒有。

令人憐憫的與其說是亡者，倒不如說是這些殺人者。良心的譴責往往是在物換星移，熱血褪去夜深人靜時才會慢慢浮現。這些當年殺了許多人的愛國愛鄉志士，許多人的生命可以說是再也無法回到正常，而永遠懷抱著一種不安和痛苦渡過餘下的人生。任何國家民族為了什麼崇高理想卻必需讓自己的人民背負上這樣的代價，恐怕很難不去做一種改變和反省。

一個人今天做了這個，明天卻不做了或甚至對此感到厭惡或愧疚，那必定不是因為這事本身有什麼問題，而是因為你看待它的方式改變了。否則世界仍然以同樣的方式運轉，日起日落生死輪迴照樣上演，也有人把戰爭說是一種自然界的正常的數量控制機轉，有什麼好為之哀傷惆悵的不是嗎。但真的是這樣嗎？

是不是這樣不在於你怎麼解釋它，而在於你怎麼看待它。美國之所以讓人反感，不是因為他到底做過哪些壞事，而是一種更根本上的態度問題。美國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間公司。藏在這些遙控飛機遙控炸彈等高科技武器背後，生命不見了，死亡消失了，一切都成了一種數字和績效，business is business，一切都是一種業務和公事。當他這樣教導自己的人民或軍隊時，也就是在灌輸你這是不須付出責任和代價的，因為你是在執行任務，至於你的任務是否有道德上的問題你就不須多問了。生與死都不是問題，把生與死藏在螢幕和按鈕背後才是問題。

迴避掉代價是可恥的，而且是有害的。許多人對戰爭可以侃侃而談像在分析什麼課堂報告或講什麼很炫的八掛那樣口沫橫飛，有時聽了真的蠻痛苦的。但這也沒有辦法，你可以強迫一個人改變他的行為，卻沒有辦法改變他的心、他看待世界的方法。你唯一能改變的只有你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變，或許有，或許沒有，但有個問句卻日日在心中迴盪響起；一個與日俱增、自我懷疑，卻又像是福音那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