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續)

過去那個 "忠於另一個黨愛另一個國" 的忠黨愛國年代,我常有一種很深的不解,這樣一種不解就好像我沒法理解為何會有人一窩蜂湧向爛片,為之又歌又泣,卻又同時對於真正的藝術極品不屑一顧甚至鄙視嘲諷. 就如同如果有人說莫扎特的音樂爛到爆,卻熱愛市面上那些彷彿人妖鬼叫毫無音樂性可言的低俗噪音,那我實在沒法理解這樣一種心靈或心智.

同樣地,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我的不解只是更深更劇而無絲毫緩解;我沒法理解,難道人們真的連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的是非黑白都沒法判斷,永遠就是一直被政客牽著鼻子走,蠢血沸騰個不停?! 同樣的菜吃了,原封不動拉了出來,難道又要再吃一次兩次三次永遠一直吃下去都無法稍微變聰明一些?

黨外時,最怕兩個社群,一是眷村,一是學校. 你去眷村發對政府對各種主流思維略有不敬的傳單,保證被一群人追著打,打破頭都不會有人來救你.

但我倒是可以理解眷村,我若跟他們同樣的身世,誰要進來對蔣公對大有為政府有所不敬,我恐怕也要追著此人打. 但學生來自各階層,無特殊身世可言,純粹就是一個蠢字加虛榮.

黨外時,我一個人在自己的學校餐廳發黨外候選人的傳單,我常講說有一次,餐廳同學大夥叫我滾出校園,我沒滾,繼續站著發傳單,一會兒便有人悄悄拿著一碗熱湯,拉開我的衣領,朝我頸子背後整碗倒進去,高熱滾燙的熱湯,燙得我當場相當狼狽.

我對此一攻擊並不訝異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但讓我很不解的是,即便對於一個仇人,當他身處危急或巨大痛苦情境,我們就算恨他因此而袖手旁觀,理應也不至於歡呼喝采. 但那一天,在場的所有學生不但沒有一個人伸出援手,反而眾人鼓掌叫好,哄堂大笑,為那個 "消滅共匪" 的學生喝采說讚啦讚啦水啦水啦.

幾天後我寫了篇文章發表在黨外雜誌上,我說,我做了我該做想做應做的了,我將無愧於一己良知,剩下的就不是我的事了,每個人總得照顧好他自己的靈魂.

黨外初期,亦即1979年美麗島事件剛過,大約就是1980 年初期,一直到1989年整個八零年代,黨外人士或各種社運,行經學校是最可怕的經驗,經常引來攻擊.

記得大約是1986年或更早吧,黨外發起國會全面改選(?)的幾次遊行,行經北一女,開南商工(?),成功中學,學生在教室叫罵,朝遊行人士丟垃垃. 有一次應該是開南商工(?不確定),一堆學生更舉著木棍衝出來要打人,學校緊急關上鐵門,他們就用長竹竿伸出來照樣要攻擊.

還有一次,應該是國會全面改選沒錯,因為那一次我也有上台演說,隊伍行經一所學校附近一棟大樓,兩瓶墨水就從十幾層樓高丟了出來,恰好落在我腳下,碎裂滿地玻璃,墨水四濺,抬頭一看,有個高中學生模樣的人,旁邊還有個中年婦女可能是他媽媽,在高樓陽台窗戶對著遊行隊伍叫罵,顯然就是他丟的.

我停下腳步,讓隊伍先走,看著滿地墨水及玻璃碎片,心裏除了不解,當然還有一點心碎的感覺. 殷海光1969年過世時,有個外國哲學學者引用了一段話表哀悼,那段話是誰講的我我忘了,大意是說: 在某種社會裏,人們總是會被教導去痛恨那些愛他們並且為之付出痛苦代價的人,卻歌頌擁護那些一直在傷害他們的人.

1990年以後,局勢翻轉,政治不但已不再恐怖,甚至朝另一個同樣可鄙的方向急速飛奔,一些過去被視為毒蛇猛獸的人例如林義雄和陳永興,逐漸變成偉人變成英雄.於是常有人希望我幫他們引薦,想要認識這些人.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陳永興表明說有些同學想認識他,他說最好不要,還說學生沒有救了,不值得認識. 我其實亦有同感.後來,有一次陳永興來高雄新興教會演講,有人問起學生奮起云云,他當眾潑了一盆冷水說,他對台灣學生沒有任何期待.

當然,陳永興也許忘了他再三講過的這些話,而且,學生果然在1990年之後便已 "奮起",只是九零年代那種 "奮起" 其實就跟八零年代那種集體奮起攻擊不愛國的黨外人士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一種東西,一樣的智能,一樣的用心,一樣的品性,一樣的一窩蜂,一樣的虛榮,一樣的蠢血沸騰.

有時覺得,如果一群人普遍笨到一種讓人不解的低能程度,你不去愚弄他利用他操弄他,還真有點沒有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