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一直想著林義雄的事，夜不成眠。

一個人，以死來做為一種""要脅""，""要脅"" 一種見仁見智、理應透過理性思辯來決定的公眾事務非得照著他的意志進行不可，實在非常不可理喻。

但如果你家裏有人搞類似這樣一些令你兩難的舉動，此時，究竟是理性的基本價值與文明體制重要？還是自己家人的一條老命重要？這個兩難其實對我一點都不難。當然是家人的命重要。

曾有個未成年的小女生，響應甘地的絕食行動，當她已奄奄一息，寫信給甘地，甘地卻仍然鼓勵並樂於見到她為一己信念絕食至死。甘地的 ""狠心""，引來批評，但甘地是相信靈魂勝於肉體的，他相信這小女孩肉體之死，靈魂卻能淨化，領受上帝恩典。

我能理解甘地的 ""狠心，可我不認為必須如此做精神上才稱得上純粹與永恆。

二十幾年前，在政治高壓下，我和一些朋友如楊秋興、戴振耀和李慶雄，代表台權會前往綠島探望一些政治犯，統派獨派都有，那時是不分彼此的。

出發去綠島那天早上，某位大老送我去車站，談起施明德等人，施當時正展開長達數年的絕食行動而被獄方強制灌食。這位大老對我再三 ""懇切"" 說出他心中的真正想法，他說他很希望這些同志能夠 ""為運動"" 犧牲，他說，""這樣運動才會壯大""。我搖頭不表認同，默然無語。

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面對這樣一種兩難，其中包括施明德和他哥哥施明正。他哥哥為了聲援他的絕食於是也跟著絕食，施明德如今還活著，而他哥哥絕食幾個月後卻死了。

那時的黨外不成氣候，大家只能給他弄了個極為簡陋的路邊靈堂祭拜了事，我和一名護士，代表大家在儀式的最後獻花祝禱，好好一個才華洋溢的詩人、作家、畫家就這樣天人永隔，我在靈前默立，心裡一片空白。

1989年，鄭南榕因為刊登許世楷教授寫的台灣新憲法草案，被以叛亂罪起訴，他打算自焚相抗，不願束手被捕，於是自囚於雜誌社七十一天。

自囚期間，我每天關注他的狀態；幾位朋友輪班守候，防止國民黨來抓人。我的醫師辦公室牆上一直貼著一張他自囚期間、睡在雜誌社沙發上的照片，我喜歡那照片，因為感覺很祥和。但我知道自焚只是遲早的事。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後，有一天，我和陳菊來到鄭南榕的家，探望葉菊蘭和鄭竹梅，一路無語，腦袋又是一片空白，感覺生死渺茫。

後來，大家決定在5月19日 (1986年 ""反戒嚴行動"" 的第三周年)，辦了個直奔總統府的喪葬遊行。

那天，我和好友詹益樺走在一起，他顯得比往常似乎要安靜許多，感覺心事重重。可我聽說他前一晚好像就住在鄭南榕的家，夜裏看老夫子還看得哈哈笑。

我們走在隊伍的最前頭，當隊伍快要來到總統府時，我看詹益樺把手上一些標語旗幟統統交給宣傳車上人員，然後就一個人兀自往前走。

不久，前方幾公尺處冒出黑煙，鎮暴車開始朝地面噴水，只見他全身火燄撲向鐵蒺藜，整個人陷入有著長長尖刺的鐵絲網裏。有人從宣傳車上拿出棉被撲火，然後合力把他送往台大醫院。送醫路途中，我發現他的手還在抽動，但還沒到醫院時，手就不動了。

在太平間，我和阿耀幫忙把他弄上另一張床，他的後腦突然流出一大灘燒焦的黑色血液。晚間，他家人在國民黨安排下出來控訴黨外人士 ""殺了"" 他。我突然明白為何前兩天他老講些奇怪的話，說什麼將來不管他家人說什麼或做什麼，希望我們都要諒解他的家人。

夜裏，我回到總統府前，把他自焚用的打火機丟回原地。原本想保存留念，但怕國民黨栽贓，所以又放回原處。

一個月後(即六月)，學姊因為刊載我的兒童人權報告在校刊被退學。在那同時，我則申請來到彰基實習，為了和劉峰松和翁金珠老師能有更多相處機會。幾個月後，聖誕節前夕，我從醫院實習回家的夜裏，郵差來按了好幾次鈴，我收到掛號信，打開一看是張傳票，上頭寫著: ""涉嫌叛亂""。

""同志"" 們要我參選立委，說躺著也會當選，另一些 ""同志"" 則計畫發起聲援抗爭活動。我把他們痛罵一頓，他們莫名其妙。我說我絕對不從政治參與中謀取哪怕只是一毛錢的利益或任何一種職位，我在黨外期間寫了上百篇文章，所有稿費都捐出，一毛不留，儘管我七年大學時光窮得必須常常去賣血，骨瘦如柴宛如殭屍。

至於聲援我則更加荒唐，聲援我什麼？這一切全是我自願的、自找的，你們要聲援我什麼？我說我絕不出庭，但也不會抵抗拘捕，同時更不要任何聲援，因為聲援對我而言恰恰是一種侮辱。

不久之後，有媒體以斗大標題說我準備繼鄭南榕和詹益樺之後自焚。我打電話去報社開罵，但他們說有確實情資說我要自焚。我罵說：""我當事人說沒有就沒有。我知道是你們這些王八蛋故意炒新聞""，然後就掛上電話。

接著，許多團體和政治人物來勸我打消自焚的念頭。我說我根本沒有要自焚。陳菊則勸我出庭，說可以用言論自由來為 ""台獨"" 和 ""推翻政府"" 兩項罪名脫罪。我說我絕對不會為自己脫罪，我不可能一方面說 ""對於不義的政權，人民有叛亂的義務""，一方面卻又想要為自己脫罪，我說我不是那種人。陳菊不悅，覺得我不可理喻，說我只是在給自己惹麻煩。

許多左鄰右舍看到報紙說我要自焚，""興高采烈"" 跑來通報我父母，親友及眾人訕笑，陳家出了個腦筋不清楚的叛亂份子居然要自焚，真是太精采了。

父母一方面憂心，一方面對我之涉入政治引以為恥。我告訴他們我絕不會自焚，是報紙亂報，然後就此和學姐雙雙一起離開了各自的家...過著被周遭同事同學們指指點點的生活。

申請的每家醫院都錄取了，但沒有一家醫院最後能撐得住情治單位的施壓。第一家錄取我的醫院就是高醫，我是十幾個應徵者中唯一錄取。但不久之後，有一天，我在彰基小兒加護病房工作，院方來電表示沒法承擔政治上的壓力。我一聽就說，沒問題，我自己離職，我不想給任何人壓力。院方表示很感謝，說我是個值得交往的朋友。

如此醫院一間接一間，一再錄取，一再自動離職。我更是在事少錢多風景優美的草屯療養院當了幾個月的 ""幽靈醫師""，每天都有上班，但不能工作，也不支薪，因為叛亂犯不能當醫師，更不能當公務員。

在草療上班的唯一 ""工作"" 就是到院長室接受政治偵訊，交待過去的一切反政府行為。幾個月後，我還是選擇自己離職，因為不知道要折騰到幾時。

直到有一天，王老闆(王永慶)出面收留，我才終於有了工作。王老闆要求我寫下一份切結書，寫著: ""本人將來若被逮捕，一概與長庚醫院無關""。

離家兩年後，我父母因為醫院的通報，說我病危，才找到我的下落。我躺在病床上，氣如游絲。母子睽違兩年終於見面的隔天，我媽因為擔憂我的病情一夜未眠，隔天清晨突然中風過世。

我聽到消息，強硬要求出院，不願再接受任何治療。當天，我搭著統聯，從林口長庚醫院回到台南，迎接我的是一具冰冷的屍體，屍體眼角滿是淚痕。

把以上所有簡略片段加起來再乘以一萬，差不多就是我在所謂運動中所曾經歷的悲歡，有些人死了，傷了，家碎了，妻女走了。面對許多的死亡，我希望不要再有這類悲劇。

如果有人執意如此，那咱就順著他，看他想要廢核四或核幾都OK啦，核一到核四全廢也沒關係，大家以後就點蠟燭過日子、學古人捉螢火蟲照明看書也挺浪漫。總之，我不希望林義雄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