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環保聯盟創立於1987年10月31日，但為了故意避開蔣公生日，於是把自己的生日給往後延了一天才誕生，變成11月1日。創會者一共有25人，我是其中之一。歷經五次極其冗長的籌備會議，我每次全程參與，一字一句完成組織章程。

在環保聯盟成立之前，台灣沒有多少環保團體。台灣最早的一個環保團體應該就是戴振耀成立於1984年的高雄縣生態環境保護會。我也是該會成員。

那時候，環保話題仍是禁忌。生態保護會竟然曾經發現會議桌面底下被情治單位給安裝了幾個竊聽器；有一次開會時，一群警察甚至還荷槍實彈衝入開會用的民宅說要臨檢。

那時的高醫就跟其他大學一樣，當然沒有任何名符其實的環保社團。我是從不參加社團的，但我發現那時高醫有個賞鳥社，於是就決定加入，不是為了賞鳥，而是為了藉此傳達環境問題。

畢竟高雄實在髒到嚇死人，幾乎所有河川都被各種工廠例如電鍍廠的重金屬毒水給污染得五顏六色，而且是公然排放，根本沒有人會在意或敢在意這些問題；特別是楠梓，不但空氣差，有些自來水，你朝水裏丟入火柴竟然會燃燒。

於是我就有時自己一人，有時則和阿耀拿相機出去拍下這些污染的河川，或是想辦法訪問當地人的各種痛苦生活經驗，寫下記錄。但人們往往十分恐懼，不敢多談。那時仍是戒嚴時期，對政府稍有不敬便會出事。

至於我加入高醫賞鳥社後，因為我鮮明的黨外人士身份，立即引起校方和該社團的高度恐慌。社長是我學弟，現在也是個精神科醫師，對我加入後屢次發言講到河川污染空氣污染等問題，極度不滿。

社團裏其他同學也非常不滿，說我是故意來亂的，私下常有人放話說我若不退出社團要給我好看，有一次還一群人跑來威脅，說我若不退出，他們除了要給我好看，同時也能透過社員大會把我開除云云。

現在的人也許沒法理解為什麼不能批評河川污染，這在戒嚴時期其實挺正常，只有腦筋壞掉且不要命的人，才會去冒這個險。別說環境污染，就連講起兒童福利這麼溫和的議題都是犯大忌，就像觸犯了天條那樣。

1988年，我到醫院見習，因為發現醫院很多兒童病患，他的病明明可以治好，但因為是先天疾病如腎疾或心臟病或血液惡疾等等，需要龐大醫療費用，很多家長被迫 ""自動出院""，主動要求拔掉點滴，然後抱著自己的小孩出院，來到高醫旁邊的三民公園走一遭，然後就回來醫院要求開立死亡證明。

除了貧病兒童使我感到很難受，另外則是因為雛妓問題，因為貧窮，無以維生，大量原住民小女孩被家長賣給人口販子當雛妓，這些人口販子一般都是黑白兩道在把持，包括各級民代與官員等等。

為了這些問題，我決定利用暑假寫一篇兒童人權報告。這報告後來被海外華僑翻譯成英文，有些數據被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採用，批評台灣當局漠視兒童的基本權益。這些事，後來當然也都成為我的叛國罪證。

我要說的是，現在的人大概沒法想像，為什麼要求開辦五歲以下重症兒童免費醫療，為什麼要求正視數以萬計存活於暗無天日的雛妓問題(有的甚至才七、八歲)，竟然會觸犯政治大忌。這其實沒什麼好奇怪，在那個恐怖年代，根本不會有人敢批評政府，除非他腦袋壞掉或不要命了。

為了寫兒童人權報告，我得跟圖書館借很多書，但高醫規定，學生一次只能借兩本，但我要參考的書少說也有上百本，寫作上很麻煩。所以我就跟幾位老師或已當醫師的學長借他們的借書證，他們一次可以借十本或更多。

後來，那幾位老師知道我借書的目的是在寫一篇有關兒童福利的文章，全都嚇壞了，一個個連夜要求我把借書證還給他們，而且想辦法塗掉借書記錄，以免被我連累，惹禍上身。

後來我沒有退出賞鳥社，當然也沒去賞鳥，不過我也沒再多給這個社團添麻煩，畢竟我要說的也說了，我只是要說，小鳥如果那麼可愛，讓你們成立社團來賞牠，難道你不用關心這些小鳥的生活處境？難道你沒看到我們四周的樹木都要死不活灰濛濛一片，水質髒成五顏六色，充滿各種異味，你就算不為小鳥，也該為自己想想，這樣的水能喝嗎？這樣的環境能不有害健康嗎？

例如高雄縣的一些肺部疾病發生率，明顯遠高於台灣平均值，難道不是有可能跟空污有關？咱們將來是醫生，難道關心這些事真有那麼罪大惡極應該抓去槍斃？我的這些發問，在當時的年代當然誰也說服不了，只會惹來無止盡的疑懼、蔑視與懲罰。

環保聯盟成立後，核能問題才慢慢在學界和醫界引起少數人的注意，但其實早在環保聯盟成立之初，我和阿耀及一些生態環境保護會的朋友就曾在恆春發起一個反核的宣傳活動及遊行，那應該就是台灣第一次的反核遊行，小貓兩三隻。

當時散發的反核文宣就是我寫的，而且，為了宣傳讓更多人來參加，我們還花了兩天，日夜不停在大街小巷宣傳，晚上就睡車上，但結果仍然只有小貓兩三隻來遊行。

講這些是要說，這年頭動不動就是一窩蜂，不但毫不講理，甚且胡說八道一通，把核電講成核子彈那樣恐怖，而且道德姿態都非常高，誰不反核誰就是罪人，甚至連當個 ""人"" 也沒資格。

問題是，支不支持核電，怎麼會有標準答案？不管正反，它都只是一種說不準的利害考量，而非絕對性的價值判斷，它是根據無數主客觀條件或背後各種非科學因素的考量下所產生的一種主觀選擇而無對錯可言。

最近常在大街小巷常看到一些類似 ""我是人，我反核"" 的智障、卻高調虛榮的標語，看了就睹爛，極為厭惡，甚至連今天下午去一個什麼南方影像學會買電影票，門口都掛著反核門簾。害我只好表演軟骨功，彎腰進入，深怕被這反核門簾給弄髒。

我這十幾年很少閱讀別人寫的中文文章，除非對方是我朋友我才會看，因為我基本上不太相信這島上能有多少人的文字值得閱讀。但底下這篇乍看不起眼的文章卻讓我反覆讀了好幾次。平實的敘述，深刻的見解，深感佩服。

我並不是因為現在要唱反核者的反調才故意誇這文章。事實上，你看它的日期應該是發表於三年前。我並不企圖藉這文章得出什麼結論，而只是要說它對於機率或風險或利害考量等等這些問題，深具啟發性。作者顯然是個頭腦很清楚的人，台灣的醫生，經過反智的醫學教育後，頭腦還能保持清楚的，實屬罕見。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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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電腦斷層 核輻風險太誇大

【2011/03/28 聯合報】


【聯合報╱溫啟邦／風險評估醫師（苗縣竹南）】

日本核電廠輻射外洩，鬧得台灣人心惶惶，更挑起了核四是否安全的敏感問題。很可惜，台灣缺少一個中立又有公信力的學術單位出面釋疑，而媒體不願做深入的功課，選取聳動標題，在核電廠一事上火上澆油。

輻射不是核電廠的專利：我們天天都暴露在不同強度的輻射中，坐飛機、吸菸、吸二手菸、到醫院照Ｘ光，都在接受不同劑量之輻射。台灣每年有二三百萬人在醫院接受電腦斷層掃描的檢查，每次輻射之大，鮮為人知；美國權威的新英格蘭雜誌推估，一次電腦掃描的輻射相當於一個人站在長崎廣島原子彈落點一至二公里處之輻射。台灣近十幾年間所作之一兩千萬次電腦掃描，其輻射已相當於幾百個核電廠外洩後的暴露。許多專業雜誌推估，國外三分一之的電腦掃描是不必要的，也就是說美國每年七千萬次電腦掃描的兩千萬次是多餘的，台灣健保有給付，不必要的電腦掃描比例不會低，卻沒人為此高量輻射而上街頭抗爭。

這裡要傳達的訊息是輻射對健康固有風險與影響，但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是海嘯，沒那麼嚴重，要正視了解它，而不必一味過分驚嚇。

輻射是看不見的危害，是充滿神秘感的，又有原子彈噩夢，帶給人們的風險感受是會以小放大，誇大其恐怖性，但其實是似大實小的。也帶給許多不做功課的媒體，製造聳人聽聞的報導的空間，帶頭散佈可能發生最壞情況的報導。

我們對不同風險能否接受，在主觀直覺上，是一種與利益的交換，與風險大小並不是成正比。常常是大風險反而能接受，而小風險不能接受。坐飛機有風險，我們都願接受，因為有利益。在認為沒有利益的情況下，我們不願接受任何風險。例如吃美國牛肉，即使知道風險是小於百萬分之一，我們還是要求零風險。因為我們認為核電廠帶給我們的利益，短期看不出來，就疾呼要求零風險。

我們天天面對無數的風險，不可能全部都不要，只能抓大放小，致力於從如何減少最大的著手。國內學者對風險評估，有如瞎子摸象，誇大自己看到的風險而振振有詞。在台灣最大的健康風險，是吸菸、嚼檳榔、不運動、騎機車、肥胖、酗酒、醫療錯誤，不是核電廠。我們對核電廠的風險感受，相當負面，因有其神秘風險的特徵。殊不知這些特徵被誇大被利用，沒做科學整體宏觀求證下，媒體長期洗腦我們，使風險感受與實質風險產生很大的差距。我們要用智慧去做選擇與取捨，賺錢要賺大錢，降低風險要從實際經驗中選最大的去努力減少，把精力放在小咖上，是捨本逐末，從國家長遠角度來講，不是正確的，也不是民眾的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