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之前)

林義雄除了幫我寫推薦信，我出國前他還寫來一封信，信裡附一張支票，對於經濟拮据的我們來說，金額不小。我很感動。出國前夕，特地跑去找他說再見。

我問他，你留學海外四、五年，為何不乾脆念個博士？他說，當一個學者教授教書這些東西，對他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他反問我為何出國念書，我說我心裡有一些困惑很痛苦，想出去念哲學，解決心裡的困惑。

他說，文史哲這些東西當成興趣私下自己有空時讀一讀就好了，有必要花那麼多年去念個學位嗎？他說，要念也應該念一些像社會學或政治學或公共行政比較有用。我說我只想到自己心裡的困惑和興趣，不管前途，不管市場就業，也不管它有用沒用。

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聊些什麼幾乎全忘了。但有一事讓我印象很深刻。他提到他在哈佛念碩士時，老師曾問他說你怎麼上課從不發言？林義雄說他跟老師說，他是來學怎麼樣不講話的，而不是來學怎麼講話。

這話當然有點玩笑性質，但我明白他所謂 ""學習怎麼不講話"" 的意思，而且很能認同。只是後來我發現他 ""學習怎麼不講話"" 似乎學得很不好，簡直是吵死了。

所以，我大約在2003-2006年之間寫了許多文章登在報上批評他嘴巴上說要沉默，但一點都不沉默。老實說，我沒見過比他更 ""吵"" 的人。

我這意思不好理解，容易被曲解。簡單說，沉默與否並不是一種音量，也不是一種耳朵具體可聽見的聲音，而是指一個人跟公眾世界的距離與關係。

維根斯坦說，""任世界如其所是"" (Leave the world as it is) 約莫就是這個意思。

我發現世上有兩種人，一種是維根斯坦型，在世時雖然很多人知其名，但他就像山洞裏隱居的小和尚那樣，跟公眾世界在心靈上保持一種非常遙遠的距離。他一生寫了千萬言，但就是不出書，不演講，不受訪，不對公眾發言，看到麥克風、鎂光燈，看到仰慕者就全身不舒服。

有位研究者說，維根斯坦盡其一生傾全力努力避免一件事，那就是 ""公眾化""，不但避免，而且極度厭惡。

我發現，這使他的一切所言所行，具有一種濃濃的存在主義者的氣息。就跟寫麥田捕手的SALINGER一樣，非常排斥公眾世界，極度厭惡被眾人認識、追逐或議論那種非常吵鬧、不乾不淨的感覺。我完全能體會這種力求安靜、乾淨的強烈個性傾向。

另一種類型就是羅素，一年演講五百場，一生出版了近百本書，其中大多亂寫一通，毫無閱讀價值；就像個花蝴蝶那樣，整天救國救民，忙著四處座談、演講、抗爭等等等。

對於這兩種人，我喜歡前者，不喜歡後者。前者私密、安靜、乾乾淨淨，後者卻聒噪吵鬧，瑣碎而缺乏意義。

不過，還有比羅素更吵的，這種人幾乎佔了世界人口的90%。他不一定是個名人，但他很留意眾人的眼光，關注公眾世界的動態，對於公眾評價非常在乎。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很樂意成為名人或明星，成為典範，成為台灣之光，享受眾人的仰慕眼神。萬一跟不上公眾標準，便自覺矮人一等。

所謂安靜或沉默，重點不在於話語數量，你不能說維根斯坦寫了幾千萬字就說他很吵，重點在於你對誰講話以及你講些 ""什麼""。

你或許也不能說羅素很吵，雖然他的確十分公眾化，簡直全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羅素終究不是在講一種 ""意見""。你不能說他最關心的反戰和反核武是一種意見。那是一種價值，而不是一種見仁見智的意見。

我要說的意思其實一句話就可以講完：""我總羞於對公眾說出一己之見。""

不管我說了多少話語，你若要我對公眾說出我的一己之見，我真的寧可咬舌自盡。

原因無它，原因就是：意見就那幾種，有什麼好說的？在意見面前，我只不過是千千萬萬人之一，就像大海裏的一滴水那樣，我的意見根本毫無價值，毫無意義。

我若說出一己之見，無異等於在羞辱自己，彷彿我愚蠢、低級、聒噪到竟然會以為自己比別人優越，因此一己意見也應更為優越。可是，我就算品格再壞也不至於壞到這種地步；我就算再不要臉也不至於毫無羞赧就能對人說出一己之見；我就算再聒燥也不至於聒噪到想要去講述一己之見。

講到這裏，大家或許多少能明白我十多年來一直批評林義雄一點都不沉默的意思。他表面上很安靜，不太對媒體說話，但沉默與否並不是這種表面音量的安靜。安靜理應是Leave the world as it is，不要老是企圖要去改變世界。安靜是與公眾世界保持至少一萬光年的距離，安靜更是一種 ""羞於說出一己之見"" 的強烈傾向。

最近台灣很亂，害我連手機都不敢接，email也不敢看，還好最近剛好生病病得不輕，整天跑醫院，口不能言，剛好可以不接電話。因為我很害怕人們又要問我的意見。

但我是個文人，不是個政治家或改革家或評論家，更不是座談會專家，我可以講一種很個人很微妙的感覺，我也可以講一種所有人理應都會同意的價值或普通常識，例如一加一等於二。但我實在沒有意見值得說。硬要逼我說出一己之見，只是在逼我蹧踏自己，羞辱自己，彷彿自己的一己之見真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似的；我再壞也不至於壞到這種地步；再笨也不至於愚蠢若此。

這其實也是我對林義雄幾十年來最不滿的一點，實在是太吵了。他自己說他一直想 ""學習怎麼不說話""，但他卻顯然沒有學得很好。事實上，我沒見過比他更吵的人了。

不管多麼瑣碎的相對性技術問題，他都有意見，例如什麼國會減半或是今的核電問題都是。這些問題，個人見解能有多少意義？值得如此高調說出？不但說出，而且還大聲說，說得驚天動地，而且用一條命強迫大家一定要接受，說這才是民主，一定要完全依照他的意見徹底貫徹才行，否則...我真是很無言。

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我不知道他還能撐多久。有理性的人說，不應該為了一個人破壞整個體制的正常運作，但我仍是老話，別說太平洋上一個小島，就算是羅馬帝國都應該為一個義人無私的心而沉淪，就像愛情或親情那樣，哪怕多愚眛多荒唐，該陪葬就陪葬，在某些看不見的東西面前，理性便無足輕重了。

制度毀了可以重來，社會瓦解了照樣能重建，沒啥了不起。同樣地，任何一條命的存亡其實也沒有任何特別的意義，但無私之心卻理應勝過這一切有形之物。

甘地說，""一個民族的高貴與否，可以從這民族對待動物的態度上看得出來。"" 我也同樣相信，如果一個國家或社會對於一個義人之死絲毫無動於衷，我不相信這樣一個國家或社會能創造出什麼值得令人留戀的社會制度與價值。

就像一個人如果他不打算為任何一種感情犧牲一切，那我不太相信這麼理性的一個人還能有什麼值得令人仰望之處。美麗肯定會比一切利害更重要，人如此，社會與國家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