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外時，三十多年前了，當時很多朋友常勸我說，陳真你寫東西比講話還快，怎麼不寫日記？每天逐一把種種經歷和見聞寫下，日積月累之後會是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史料。

但我始終沒這麼做，因為就如齊克果所說，""生命往前走，但生命的意義卻只能回頭往後看才看得清楚。"" 當下一刻，當你在歷史之中，你看不清狀況，看不清重點。

假設現在要你每天記錄巴勒網，其實除了寫下 ""諸事如常，乏善可陳""之外，你也不知道要記下什麼，因為你沒法穿越時光，走在時間的前面回過頭來看自己。

我喜歡的詩人不多，大約就是奧地利的R.M.Rilke、中國的北島，還有十九世紀初的英國詩人John Keats(濟慈)。濟慈只活了26歲，死於異鄉羅馬；跟我一樣，因為貧窮，自小無家可歸，健康摧殘，飽受病痛折磨，加上當年醫學還不是很進步，因而早逝。

濟慈的詩作被當時的詩壇專家們，用很誇張惡毒的字眼評論說，世界上竟然有人能夠把詩寫得這麼爛，那也真是很不簡單。

珍康萍在濟慈的傳記電影""璀璨情詩(Bright Star)(強烈推薦，務必準備眼淚瓶)的片尾提到，濟慈一直到他死去都始終以為自己是個失敗作家，但他後來卻成為浪漫主義的代表。

就如沈從文老是不斷大量投稿卻一再被退稿，引來雜誌社內部傳為笑柄一樣。維根斯坦的Tractatus手稿最初是送給自己的母校劍橋出版社，劍橋拒絕刊登，原因是，""經過專家審核，確認該書毫無學術價值""。

後來是學術界的王--羅素，強力推薦才得以在其它出版社出版。但維根斯坦很生氣，因為他認為羅素對他寫的東西 ""一個字也不懂""。

當年還有個大牌哲學教授，名字我想記都記不住了，因為大概已經沒有人記得此人。這哲學家一度在劍橋教書，據說他每次在校園遇到維根斯坦時，就會面露鄙夷，鼻子發出不屑的怪聲，經常對外表示他對維根斯坦哲學能力上的不屑。

上個月，我來到北京，找到東堂子胡同，沈從文和張兆和在這裏住了三十幾年。門牌號碼還在，但沈從文舊宅已徹底拆除，變成一般民宅。我來到此駐足許久，剛好有個居民從裏頭走出來，一個男的。

我上前搭訕，問他說，你知不知道這裏原本住些什麼人。他說：不知道。我說，住沈從文。他說：沒聽過。原本想多問，但他答完話就不搭理我了。

時間是這樣一種東西，當它載著你往前飛時，你其實是什麼也看不見的。生命儘管往前走，但生命的意義卻只能回頭察看才能理解。例如我到了某個歲數，也終於才多少明白父母當年在我這個歲數時的心境和心情。

例如我小時候總以為大人是不愛玩也不愛吃的，一直到我自己成為大人，我才明白，這一代人跟那一代人有些東西十分不同，有些事卻始終沒兩樣。我能活多久，怕也要愛玩愛吃多久，上一代人豈有可能例外？他們埋首工作，但內心愛戀想望等等等，跟小孩並無不同。

有時我也不想太為難一些吃香喝辣為非作歹的人渣，因為我常會想到，他們跟我一樣，有一天也會因病臥床，有一天也會在痛苦中孤獨死去，有一天他的心上人也會同樣在痛苦中死去，就跟我一樣，有七情有六慾，會羞愧會害怕，我實在沒有理由非得打死他們不可。

憑著自小神奇如影印機一般的記憶 (我能夠公開朗讀一篇六百字課文朗讀四次之後便能一字不漏背出全文，或是誰欠我錢，我始終記得)，我總以為我不需要聽從朋友們的鼓勵去寫社會日記，我自信總能記得每個事件的分分毫毫，但這兩年也許是頭殼有點壞去，有些影像感覺慢慢地淡了，模糊了。

比方說前一陣子，提到一本林義雄送給蔣渭川的書，我以為是自己在舊書攤買的，其實不是，我記錯了，是我的好朋友送我的。這好朋友最近常來參加反以色列的活動，遇到我，跟我提起，我才回想起來是我弄錯，我應該是把柏楊簽名送給別人的書一事給混淆。

腦子這東西越來越不靈光，很怕哪一天需要動腦部手術，結果一出開刀房，要是看到學姐說 ""您哪位啊?""，那可就慘了。

最近國外有個男的便是如此。他開完刀竟忘了身邊照護者是他老婆。還開口問說，""姑娘，妳好漂亮啊，妳哪位啊？"" 他太太說，王八蛋，我是你太太啦。男的欣喜若狂說，""真的嗎？你願意嫁給我當太太，耶，太棒了""。

顯然這男的有點頭殼壞去，應該請他來掛董事長的門診。不過他太太聽了這些頭殼壞去的傻話卻很開心，因為那聽起來顯然是真心話。

我寫很多東西，但從未好好保存。隨手寫，隨手就遺失。特別是每換一次電腦或每中毒一次，所有筆記和各種資料就全部摧毀一次，想想有時也覺得可惜。

血是吐過不少回，噁心也是很常有的症狀，雖然稱不上嘔心瀝血，但好歹也是十幾年寒窗所得，或是過去幾十年的血淚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