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巴勒網不代他人言，只能各吹各的調。對於Billy的活動，我個人不認同，但也只是說我自己的想法；別人如果認同，請自便。

因為國家的行為而去挑戰它的國民，聽起來相當詭異。那我們豈不是一看到美國人就要趕快衝過去給他挑戰一下；一看到綠油油的台灣人就趕緊去吐他口水，這恐怕只會讓人一頭霧水。

再說，如果你對哪個人的想法不苟同，那應該是去挑戰對方的想法而不是挑戰對方這個人。終究你還是得說清楚對方的想法你哪一點不認同。

而且，除非對方參與某種惡事，所以你必須去鬧場好讓對方下不了台。若非如此，人家也許正在演奏或演出，何必趁人之危？何必故意要讓對方難堪？

並不是說一定不能這樣做，而是說，不管你怎麼做或做什麼，總得說出一個適當的理由來。並不是亮出正義牌、鄉土牌、種族牌或愛國牌，然後就彷彿可以大行其道而不需要去在意手段的良善或適當與否。

我看呂楠說，他總是費心在一些在旁人看來極其細微的差異上，他說，如果他不在乎這幾毫米分之一的差異，那他跟一般攝影家有什麼不同？

老實說，這話還蠻感動我的，因為我也有同樣的病。我這輩子寧可一事無成，也絕不怠慢哪怕只是一個標點符號的適當位置。

蕭伯納說，“我寧願褻瀆神明五十次，也絕不傷害一隻對我搖尾表示友善的小狗。” 物有輕重，事有大小。天使或魔鬼都同樣躲藏在那所謂細節之中。在我看來，恰恰是那些人們不在意的細微之處，也許才是事物善惡成敗的重大關鍵。

人們普遍有一種政客思維，相信鎂光焦點，相信人多勢眾，數大就是美。但我對大小卻另有所好。

曾有一群科學家說要寫一本書叫 “一百個科學家反對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說，“如果我講的理論是錯的，只需一個人反對就夠了，不需要一百個。” 真理畢竟不是依靠多數決。

對於所謂社運，我並非排斥人多，而只是不認為人數多少有那麼重要。小貓兩三隻也沒什麼不好，重要的是做得對不對，而不是大不大。基本上，巴勒網不需要捧場，大家真的想罰站才來。

肯定有人會說，小貓兩三隻，何能成事？可是，市面上一堆所謂運動，擅於操弄，製造話題，吸引鎂光閃爍，甚且往往不擇手段只求壯大。但聲勢顯赫之餘，除了造成某種權勢移轉，從這面旗換成那面旗，從這個鳥人黨轉到那個人渣黨之外，又何曾成就過什麼？

甘地說：“只要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遲早會走到目的地。”我不是很在乎何時到達目的地，畢竟這是上帝的事，上帝都不急了，我急什麼？

維根斯坦一生寫了恐怕不下兩千萬字，但他生前卻僅僅發表了千分之一大約兩萬字，也就是Tractatus那本小書。他後來還說這書充滿荒謬的錯誤，但他後來寫的其他兩千萬字卻不發表，因為維根斯坦覺得自己寫得很爛。他說，如果他能寫出一本真正的好書，誰會管你何時發表？他說，誰會在乎康德的書究竟是18世紀還是16世紀出版？

在生命造化之前，我屈服了，；面對時間，更是無條件投降。人的一生不過數十寒暑，我沒理由期待事物總是發生在我有生之年。當你把時間座標改成千年，很多事物的意義似乎也變得不一樣。

梭羅是個怪人，把地球拋在一邊，連人家流行到郵局寫信寄信他都看不慣（當時郵政系統剛發明），相當不合群。但他說：“我也許說服不了你，但我總有可能說服你的孫子。”

這年頭的人我看是沒救了，咱們如果還有話說，主要是打算說給那些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鑽進泥土裡化成灰方才誕生的人。

那時候的人，也許沒有了當下的世俗權勢地位偏見，也許不會再像看報紙那樣迅速而隨意地瀏覽，彷彿你只是要告訴他一種資訊或觀點，卻寧可把時間花在鑽研膜拜那些無甚意義的空洞文字上。也許後人將會願意以一定的速率，就像在聽一首音樂那樣仔細聆聽。

陳真，從我的手機發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