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我希望把這些跟陳真的對白隱藏起來不要公開，就是覺得可能會引發侵犯感，因為這用語聽起來顯然令人不快。如果我跟你面對面說話，我也勢必會這麼說。對我來說，把真心話講出來，只是一種溝通的方法，或者是說，避免未來陷入更嚴重的麻煩。這種心態去就業絕對完蛋，但今天的我只相信，我的前半生已深受教條所害。

前半生的個人經驗告訴今天的我，不說出來，最後情況只會更惡劣。我過去一直受全然壓抑的品德教育，被教導不能表達情緒，凡事只有忍耐、少說點話、全然接受別人的安排才能成大事。但我並沒有因為這緣故而變得更有修養，經歷無數反效果後，我反而變得更恐懼與人互動、更不信任人、常把誤會杯弓蛇影、總對吃虧耿耿於懷。

以前的我會把一些人際間的誤會給深深地埋著，乾脆當作沒發生過。但我後來就因此變得很抑鬱，而且刻意閃避跟我發生誤會的人，搞得人家都嫌我神經兮兮的。但這是我當時唯一做得出來的事。現在想起來只覺得那個陰陽怪氣的我很不堪、令今天的我很失望。

現在只會告訴自己，如果想說就一定要說，如果有些話太過有犯意，可以試著修飾，但絕不等於必須扭曲原意。有時只有把最關鍵的那些字眼講出來，才能讓大家一起檢視問題點在哪（不論出在誰），或者順便也能檢視自己的觀點是否不合用。我不會強調自己就是對的，如果真的不合用，我會接受別人的看法（至少在緊要關頭）。

你們回覆我了，我也看看各位的意見，重新整合成自己的新觀點。提到法治，本來我非常反彈（很大一部份的怨言就來自這點），但是想想自己沒後臺又沒錢找律師請市議員，我才三十幾歲而已還沒等到自我實現的那天，就要揹一堆前科，每天都要面對電話騷擾，想都不敢想，骨子裡又犯俗辣了，最後還是回歸可悲的酸民命。要是我當時跟陳真激辯時想到我現在講的話，恐怕我會跑去跳樓。不可否認法治是民主國家裡能維持多數人安居樂業的力量，就像最近新聞動不動就看到有人半路攔車打人，理由不過是些雞毛蒜皮小動作，如果非想爭個公道不可，報警還是我們唯一能想到的事情。總得有警察才能為你遭到的無端騷擾申冤吧？

從以色列在巴以衝突上一直以來所展現的態度，我只相信一件事就是，你不可以用禮貌或感化教育對待他們，你只能厲聲責罵他們，要不然就是打倒他們，而且是愈直接愈有效。以色列接受的教育就是要你暢所欲言，你內心有什麼想法都不要隱藏；但大多數以色列人的價值觀深深陷在錫安主義裡，他們最不會隱藏的就是支持錫安主義，畢竟這是整個社會都說對的。所以現在的以色列人會光明正大去歧視阿拉伯人，並公然忝不知恥的說自己這麼做天經地義。你對他們默不作聲，他們就會百無禁忌地迫害巴勒斯坦；你對他們講理，他們會覺得你威脅不了他，他們依然會去迫害巴勒斯坦。我們一直以為講理是最正確的做法，但很抱歉，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絕不吃講理這一套，除非你用夠粗暴的方式讓他無法得逞。

我是天生情緒起伏大，尤其對於正義或記仇這種事，有著他人難以理解的激烈，也就是這緣故讓我前半生一直不得安寧，在同儕眼中漸成異類。我是在壓抑教育下成長，所以我現在對社會化的價值充滿懷疑。有時我看著看著巴勒斯坦被這樣殘害，心中甚至一些殘酷的想法都出來了（要是講出來我應該等下就會被警方傳喚了）。很感嘆，台灣真的沒辦法跟西方一樣，辦出像『反貪腐大隊』那種街頭遊行嗎？或是做出更為顯眼的行動？

台灣人向來都被教育成不要有自己的意見，必須全然接受權勢的安排，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成功。這在台灣一定會成功，但到國外什麼都不是。這樣造成一個結果就是，台灣人很善於去融入外國的圈子，卻很難得到外國人的尊重。我們總以為拿出『沉默的專業』就能讓對方尊重了，但很可笑的是如果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他其實沒有那麼尊重你，那些所謂口耳相傳的尊重都是台媒用本地輿論的角度來薰陶（麻醉？）我們的。這也就能說明，為什麼在外國企業裡的台灣人幾乎都只能在中低階層打轉，始終沒機會進入外國的決策領域。我甚至不得不承認，以色列教育界就是充分授權學生表達意見（撇開錫安主義那一塊，他們依然有許多不同領域的意見），才能建立充裕的創造力與表達力，獲得走到企業前端去的機會。

我還是會暢所欲言，不管其他人怎麼說，就算我再怎麼嘗試改善自己的表達方式，我也絕不會扭曲原意。如果必須扭曲原意才能被賦予發聲權，那我很清楚，那個地方容不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