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良善的言論不一定合理，對事物充滿情緒的言論倒也不一定非理性。

巴勒網並不倡導理性，也不倡導感性，巴勒網只是想讓事物在一個必然的、應有的分寸或界線下進行。

馬鑑一的議論方式如果合理，那我們將可以藉此打倒宇宙之間的一切人事物。

有一天，我在腦神經外科實習，有個我印象還挺好的主治醫師，我跟他一起急救了一個病患無效之後，我負責寫完死亡病歷，他看了看說沒問題，然後說，他要去打網球了，給了我一個燦爛的笑容說了聲再見。

我當時有點訝異，咱們手上剛死了個病人，你還笑得這麼燦爛。可是，我知道這沒有任何不妥。世界上無窮無盡的悲劇，難道我們要一直哭嗎？

可是，我今天如果採用這位馬鑑一先生的議論方式，我可以把死者吐血而亡的慘狀和這位主治醫師拿著網球拍的燦爛笑容剪接在一起，然後打倒這個醫師，給他貼上一個沒良心的標籤。

這種 ""胡說八道"" 的議論方式雖不合理，但誰說議論一定要合理？知識產生的合法性不在於它的研究對象，而在於其研究方法；言論或議論的合法與否卻不在它的方法，而在它的對象。動之以情，宣之以情緒，自然也是一種議論方式，就好像一種廣告或文宣那樣。重點是：胡說八道的人自己得搞清楚自己其實只是在胡說八道。

廣告旨在騙人，就跟傳教士一樣；騙人是好事，但前提是你得知道自己是騙子才行，總不能騙人不成，卻把自己騙了，把廣告當成命題，把故事當成新聞報導。

高達說要告別語言，但我看語言就像影子一樣，只要光還在，影子是告別不了的。我們頂多只能躲進一個個故事裏。

就算要告別語言，也只能以語言來告別。我們想說些事，這事卻如鬼魅一般不可捉摸，於是我們只能用各種方法，指這說那，聲東擊西，企圖捕捉這隻無形無狀的鬼。

我想說些什麼，說不上來，於是我只好說些別的。我研究維根斯坦大半個輩子，得到這樣一個心得。無以名之，我把這東西給個名字叫隱喻 (metaphor)。

有一次，十多年前，在劍橋系上講這主題，說到 ""Wittgenstein and Metaphor""(我這輩子最想寫的一本書)，引起熱烈討論，大家講隱喻卻講得像真的一樣，各種文學理論紛紛出籠，最後我只好說：

""大家別太當真，我說的隱喻可能跟各位的隱喻長得不太一樣，我的隱喻本身也只是一種隱喻。""

說完哄堂大笑，因為大家終於明白我只是在 ""胡說八道""。

很多東西是這樣：你不當真，它還在；你一當真，它就跑了。語言恰恰是這樣一種東西。你不說它，世界還在，你一說它，世界就走樣了。你越是說得逼真，""真實"" 就跑得越遠。於是我們只好撤退，假裝向語言告別，看看 ""真實"" 會不會又偷偷向我們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