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回台南後，因為室內可用空間小，就再也沒有書房可用了，只有頂樓一間完全沒有廻旋空間的儲藏室勉強當”書房“用，太陽直曬，房內溫度長年高達四、五十度，苦不堪言；橡皮筋放桌上，幾天後就會融化成糊狀物，可見高溫驚人，猶如停放路邊的車子，烤箱一般。

唐吉訶德說：“饑餓是最好的開胃菜”。一個人當他徹底失去某個東西時，他才有可能體會那個尋常之物的珍貴。對於一個沒有書房卻又酷愛讀書寫作做研究的人來說，生活中最大的期待之一，無非就是希望可以有個安靜舒適的小空間讓我可以好好看書寫書想事情。

平常只能盡量利用一些零零碎碎的時間，隨時隨地抓緊時間和空間讀讀寫寫，有時在公車、火車或統聯車上，有時在診間沒有病患時的空檔，有時在餐廳，有時在馬路邊、走廊或他人屋簷下；一想到要回去那個高溫狹窄的頂樓‘’烤箱”，我就害怕。

有個同學，當然也是個醫生，而且是個名醫，我看他打從畢業後應該就不曾再讀過一本書。有一天，他買新房，拉我去看他的書房，他說有幾十坪大，不會輸給美國總統的辦公室。我一看，果然很大，但我心裡想：你平常根本不看書，這麼大的書房有意義嗎？

很久以前，差不多20年了，聽救援雛妓的善牧中心的一位同工講起一個被救出來的雛妓，大約國中那個年紀，但她卻沒有上學的機會，很小就被人口販子推入火坑。有一天，經過一所國中，學生們三三兩兩結伴走進校園，那個剛被救出來的女生對善牧的工作人員說她”好羨慕”，”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像她們一樣每天揹著書包去上學”。

聽了這事，我心裡很感動，這麼卑微的一個願望，卻如此艱難。當然，這樣的願望同時也是我的願望，從國中起我就無家可歸了，海邊，亂葬崗，火車站，整個城市的每個角落成為我的流動書房。

高中又恢復‘’公子哥兒”的富裕奢華生活，其他同學一個月的房租頂多七八百或一兩千，而我卻是住在大飯店，一個月一萬二。每星期坐飛機在台南和台北之間 “通勤” 上學。平常，經常單槍匹馬，穿著內衣夾著拖鞋，一個人去圓山大飯店用餐，或是去楊麗花開的青葉餐廳，一擲千金，面不改色。現在就算穿龍袍我也自慚形穢，幾百塊一餐、好一點的餐廳，我根本不敢一個人去。

上大學後，整整七年，又再度陷入極其可怕的貧窮，儘管我同時兼了五個家教工作，依然付不起學費；還好大五之後終於申請到助學貸款，但貧窮依然；一年365天難得能有5天的溫飽，沒有肥皂，沒有熱水，大多時候只能生飲地下水；餓到體重只剩四十幾公斤，骨瘦如材，滿身惡臭，人見人怕，與非洲飢餓難民沒兩樣。

為了活命，我賣過血，當過所謂血牛，一西西鮮血換五元。賣到有一天，抽血的護士跟我說，我需要輸血，而不是把所剩無幾的血賣出來，說完遞給我許多餅乾，摸摸我的手，叫我別再來。我很感動，在那個所有人都鄙視我的年代，卻有個陌生人對我這麼好，直到現在，我還是常會想到這個護士。

但是，為了活命，我甚至還異想天開，花一兩百塊在報上登過暗示性的廣告，想賣掉一個腎，因為我實在活不下去，每天拼死命工作依然難以吃上一頓飽，幾度餓到昏倒。最長的一次連續五天完全沒東西吃，餓昏在床上，悠悠醒來之後，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自己究竟是死是活，心裡頓時有一股很深的悲傷。

有一天，同時領到三份家教薪水，很開心，決定去吃“清粥小菜“，吃完老闆說一共47元，我嚇得腿都軟了。那時候，高雄六合夜市的魚排鐵板燒一客99元。

之所以會這麼窮，一部分是自找的。大上學就馬上加入黨外，經常寫東
西，當時一個字稿費一塊錢；我寫東西快，隨手寫個兩行字就足夠我吃上一餐飯；之所以還餓肚子是因為，若是報社給我的，我會收下，若是來自其他管道例如黨外雜誌或台權會等等，我就把全部稿費退回或捐給各種團體，例如最主要是捐給家扶中心。

因為我曾給自己立了個誓：我要獻上一切，我絕不從一切政治或社會參與或所謂政治受難中，獲得任何好處，包括金錢、職位以及各種來自人脈的任何有形無形的資源。

有人知道此事，覺得我很傻，大家努力瞎掰貢獻、努力撈取各種好處都來不及了，你卻還倒貼。但我覺得，別人要怎麼做，那是他的事；我如果要學他們這一套，把社運當名利跳板，把政治當成取之不盡的金庫資源，那我跟這個現有的世界有什麼不同？

當然，傻是真的很傻，不過卻是傻在另一個層面。比方說，在我餓成皮包骨時，你一定不敢相信，阿扁因為篷萊島譭謗案要去坐牢時，我還把身上的幾百塊錢全部捐給阿扁。平常，我更是經常幾百幾千地捐給比方說台權會。真沒想到，如今的台權會和國際特赦組織等等卻人渣充斥，存心做為一種掛人權羊頭賣綠色狗肉的齷齪尾巴團體。

話說當時每天餓肚子，餓到真的會出人命。後來，自立橋下開了家便當店，賣自助餐，老闆知道我是醫學院學生，看我餓得不成人樣，主動叫我賒帳，叫我餓就來吃，有錢再還，讓我免於發生極端的飢餓狀況。

平常，最常去的地方就是當鋪，至少超過一百次；身邊所有能當的東西都拿去當；不能當的，例如大體解剖學圖譜教科書，當鋪老闆也讓我當了。當到後來連當鋪老闆都會拿些他家裡吃剩或多餘的麵包和水果讓我帶回去吃。

總之，對於一個在生死邊緣掙扎的人來說，所謂生活，無非就是千方百計讓自己活著，盡量想辦法讓自己活下來。

但是，有一年，我大三，過春節，街上空無一人，所有商店都關門，我可以撐幾天不吃，但有一隻被房東遺棄、嫌牠又老又病的老狗，我看牠可憐，就把牠撿來自己養。那幾天，因為大家都在過除夕過年，我實在找不到任何餿水剩菜給他吃。牠耐不了飢餓，竟然活活餓死。

那一天，我出門四處尋找食物沒找到，晚上回家時，老狗不但餓死了，而且其牠兩隻年輕的流浪狗，也是撿來的，竟然把老狗吃了，整個肚子內臟腸胃拖出來啃咬，碎肉灑落四處，滿地血污。

貧窮的日子早已成為過去，現在別說一頓飯47元，就算470我都能面不改色；生活已經夠好，沒什麼好抱怨，講眼前處境，不過只是牢騷。可我還是極其渴望至少在我死之前能夠有三年或五年的時光，可以有個安靜寬敞明亮通風的書房，讓我擺脫街頭哲學家、無枝可棲的困境。

此時此刻，我一個人在台南文學館裡頭的一個咖啡館，沒頭沒腦地寫著這樣一些陳年舊事。館外有一車車愛台灣的在那邊哭爸哭母，抗議說什麼咱台灣郎要覺醒，要公投什麼的。

咖啡館內只有5個人，卻有500人一般的音量。我受不了，斗膽請鄰座交談音量放小，引來怒罵說這是你開的店嗎？憑什麼干涉我講話？我默然，繼續被迫聆聽他們的高談闊論，大約是這樣幾個關鍵字：

“國民黨這回選舉一定慘，台灣人不團結不行，這次一定讓他倒……‘’

‘’連家……幹伊娘，吃咱台灣郎夠夠……”

“利益團體” “公投” “選舉‘’……等等。

罵我的那一對男女，應該是本土文藝青年，我聽到他們大聲談王昶雄，呲牙裂嘴地談著“台語文的美‘’等等。王昶雄我見過啊，在淡水馬偕醫院工作那幾年認識的，是個斯文人，我喜歡的一首“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好像就是他做的詞。如果他還活著，看到時下這樣一些張牙舞爪的粉絲，不知道心裡做何感想？

總之，實在很怕台灣人，只要身邊有台灣人出現，我就全身戒備緊張，因為很可能會製造各種噪音，髒亂或各種讓人難受的狀況，總之就是很可怕。不管是平常等車、搭車、開車、吃飯、開會、看電影乃至鄰居等等，我都很害怕，就像兔子害怕看到獵人那樣。

昨天下班後，搭車從台中到台北看金基德的“一對一”，看完又搭統聯的夜車回到台南，天都快亮了。台北不是說水準很高嗎？我看跟台南差不多，台灣人就是台灣人，南北沒有多少差異。

還好我下班時跟護士要了兩個口罩，準備看電影用的；果然很不幸鄰座坐個女的，一邊看電影一邊啃豬肉漢堡配飲料。口罩一個不夠，有時至少要戴兩個。

台灣人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毛病，出門在外依然隨時一直吃吃吃；如果那麼餓，為什麼不先在電影開演前把飯吃完，而總是要一邊看電影一邊吃各種味道濃厚的食物？

而且，裝食物的塑膠袋塑膠盒必定會不斷製造許多噪音。特別是電影開演之後那半小時，根本就是用餐時間，很多人吃吃喝喝，非常臭，噪音十分干擾。我真不解，你來看電影，難道只是來看情節？都不用管音樂管影像管錄音效果？都不用欣賞那些微妙細膩的聲音和影像？而一定要把它當成在家裡客廳看電視綜藝節目那樣，吵吵鬧鬧吃吃喝喝？

我知道即便連這些事也都高掛著民主，絕大多數人認同的事，在這島上就是真理。大多數人不但根本不會介意這些事，而且覺得這樣吵吵鬧鬧吃吃喝喝看電影很讚很爽。

周三還從台南特地北上，看我最崇拜的電影導演蘇古諾夫的記錄片，也是在這樣一種吃吃喝喝吵吵鬧鬧的惡劣環境中把電影看完。跟同胞生活在同一個島上，實在苦不堪言，同胞們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為是否干擾了別人；只要拎北、拎祖媽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當然，我知道絕大多數人根本不會覺得這是個問題，但是，藝術之為物，如果一個音符一個標點符號都值得與它共存亡，憑什麼電影可以當成電視綜藝節目來看？

蘇古諾夫感嘆，要不是有美國這樣一種蓬勃發展的電影工業，電影這門藝術會比現在好很多;他甚至說，把電影當成商品娛樂取悅大眾是很沒品的。Kusturica說，電影已死，它已經從大銀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不應該稱為電影的爛東西。

金基德恐怕又更跟不上時代了，不但沒有“工業”可言，他拍的有些片甚至一個人、一天就拍好了。至於我決心帶進墳墓、道盡我內心一切的 “聖殤” ，前後也只拍了10天。

我不是說不能花大錢把藝術當工業搞，而是說，藝術終究還是藝術，藝術不是多數決，不是人多就能為所欲為。有時想到我這一生竟然得在這島上沈淪，再也很難乾乾淨淨安安靜靜看一場真正的電影，就覺得很恐怖，我怎麼會讓這樣的事發生？我怎麼會陷入這樣一種困境中老死？

沒有麵包肯定活不了，但若沒有美，雖生猶死，不如死去。

金基德的“一對一”非常好看，讓人看了心裡很難過，但有一段講英文的卻超好笑。

人生可悲，除了求神憐憫，生命確實沒有希望，沒有出路。費里尼說，“生命來自黑暗，也將消失在黑暗中”。世上若無憐憫，生命來去不過一場空，宛若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