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小莫

數不清多少年前了，施明德還在綠島，從獄中傳出一段文字，寫說：""撫今追昔，來日無多""，情緣難償，理想依舊遙不可及云云。接著感嘆說：

""我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寫下什麼字呢？我希望寫下 奉獻者 三個字；我信仰了，我堅守了，我奉獻了。""

那時候的施明德仍是洪水猛獸，邪惡之徒的代名詞，就連小學生互相對罵都會罵說：""你很施明德耶""，你很壞很王八蛋的意思。

在這樣一種人人皆曰可殺的氛圍下，我把施明德上面這些話，做成一份傳單，拿到雄女雄中門口散發。

這些學校的學生，自然又比其他學校的學生似乎更乖一些，更忠黨愛國一些，大多數學生拿到傳單一看，面露不屑，有的還丟到地上用腳踩，以示鄙夷。

但百密總有一疏，仍然還是有些學生，對這傳單內容感到訝異，因為施明德這個人既然如主流媒體所宣傳那般惡毒卑鄙而恐怖，怎麼文字讀來深情款款，一點都不恐怖？

聰明一點的學生就會想：""我是不是被媒體被黨騙了？"" 於是高雄一些中學的教官很緊張，聯合高醫的情治體系如安全室，以及校外的調查局、警總等等，加強對我進行各種抹黑，防止我對中學生或其它大學的學生產生影響。抹黑的內容甚至離譜到說我跟黨外人士一起經營私娼館。

這是時代背景，我要說的是這份我自己製作的傳單，傳單上我還引用施明德的一句話說：""再怎麼神聖美好的目標，都不可能合理化卑劣無恥的手段。""

這話其實是很有殺傷力的，足以戳破謊言。道理同上，因為，施明德如果是一個如主流媒體以及社會大眾所普遍認定的無惡不作居心不良的歹徒，歹徒怎麼會喜歡並強調這樣一句話？歹徒怎麼會在乎手段的正當性？歹徒怎麼會希望世人在他的墓碑上寫下 ""奉獻者"" 三個字，甚至寫下 ""我信仰了，我堅守了，我奉獻了""？

為了溝通上的方便，我有時也只好寫說，""偉大的目標，不可能美化卑劣手段的正當性。"" 但其實我並不是很認同這句話，只不過這樣一種 ""不認同""，純屬哲學概念上的解析，若要談，可能要談到 W.V.O.Quine有關 analytic 和synthetic 的區分的一些想法。哲學局外人自然不可能聽得懂。

簡單說，或通俗地說，我並不認為手段和目的是一分為二各自獨立的東西。所有手段，事實上早已隱含著目的，而不是 ""美好目的"" 擺一個籃子，另一個籃子擺著 ""卑鄙手段""。

如果聽不懂我在說什麼就算了。總之，手段很重要，對我而言，它其實就是目的本身。

因此，如果有人跟你說，做大事者不拘小節；我們有偉大的目的要追求，手段下流一點沒關係；那麼，這種人或這種組織，你最好要小心點。

當然，我這樣講很容易誤解，彷彿我們必須斤斤計較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並沒有那個意思。這些說法也不至於導出這樣的結論。

簡單說，一個 ""原則"" 跟它的 ""應用"" 之間仍然有著一些必然的概念落差。就比方說 ""當醫生不要老想著賺大錢""，這話是對的，但我找工作當然還是會考慮薪水，兩者之間並不衝突。

越說可能越無趣了。不過簡單說，也許可以借用台灣學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很喜歡講的一個詞來談，所謂paradigm shift (典範轉移)，Thomas Kuhn所提出的一個觀念。

通俗簡單地這麼說吧：一個理論，如果你找到它的一些反例，不一定因此就能否決它，直到反例多到幾乎已成常態，或是某些反例也許數量不多，也許就僅有一個反例，但它卻成功打擊了該理論的核心觀念時，那麼，這個理論就應該考慮是否要拋棄。這就叫做典範的轉移。

我很喜歡令狐沖，自覺某些性格與之相似，他有時會耍一些手段，名門正派例如全真教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自然看不慣，但令狐沖認為，對於混蛋，或是大難臨頭時，有時玩一點手段也沒關係。

我不是全真教的，我是令狐沖這一國。小奸小壞有時無傷大雅，有時為了保命防災，玩一點小手段又何妨？就連道貌岸然的殷海光也有類似說法，他說，使壞是否正當，得看狀況；如果面對一個很大的恐怖狀況時，幹點壞事也是逼不得已，否則當然就不行。

TO 丁迅:

我又不是低能蠢蛋，更不是混蛋壞蛋，我會蠢到、壞到什麼 ""遠赴英國街道參與社會運動"" 嗎？拜託發言謹慎，別再對我胡說八道。

底下寫的與你無關：

過去有個老掉牙的笑話說，一個美國人嘲笑俄國人不自由不民主，美國人說，我們可以跑到白宮面前大罵美國總統，你們行嗎？

俄國人不甘示弱說，當然行啊，我們可以跑到克里姆林宫面前大罵美國總統，你們行嗎？

不用丟東西砸人，這些齜牙裂嘴愛台灣的人，如果敢在天安門廣場上舉個 ""我主張台灣獨立"" 或是罵習近平的牌子，那我勉強還算佩服他。打老虎才是好漢，整天打老鼠則是窩囊廢所樂為。

我相信，若干年後，人們會感念馬英九，想念他的正直清廉與勤奮對於他所屬的黨以及國家體制所產生的種種正面影響。但是，時下的馬英九卻如過街老鼠，人人以打之為樂。但在我看來，只有很沒出息、很邪門窩囊的人，才會整天打過街鼠。

在罵蔣家會砍頭、會抄家滅族的年代，我可是什麼都敢寫，因為我存心不要這條小命了。過去我有一些罵蔣或質疑蔣家海外置產的文章，甚至連黨外雜誌也不敢登。他們說是為了保護我的安危，但我知道他們是為了保護雜誌社免於災難式的報復與打擊。

更早之前有位白雅燦，因為發傳單請蔣經國公佈財產，被送往綠島，判了無期徒刑。我那個年代不至於如此恐怖，但是惹來保證讓你承受不起的大禍絕對是必然的。

可是，如今蔣家已經被過度抹黑，打成過街老鼠，難道打老鼠也是英雄？在我的價值觀中，氣燄高張地打過街老鼠是可恥的，窩囊的，沒出息的。

我手上有一篇大約1989年小小的剪報，上面有個人，就是阿扁，報導說他在立法院推動一些有關兒童福利的工作。我在這張剪報旁邊寫了一行字：""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報上對阿扁如此友善的正面報導""。我那時創立台灣第一個兒童福利組織，跟阿扁有時會因為兒童福利方面的事有所接觸。

那時候的阿扁，人很好，做事認真專業而低調，但一般人不認識；媒體報導不是忽略就是抹黑，所以我才會有感而發在那篇剪報上寫下那行字。

幾年後，阿扁變壞了，變成一個很壞很厲害的政客，很會玩媒體、玩手段，擅於操弄議題，擅於所謂庶民語言，越俗氣大家越喜歡，一開口大家就哈哈笑，樂歪了，群眾感覺這位政治明星很親民，很民主，跟自己距離很近。

阿扁還擅於搞民眾狂歡派對，搞變裝秀，以討好民眾，一下扮超人，一下是耶誕老公公，一下是宋七力，一下又手持仙女棒，於是迅速成為台灣人的政治偶像、明星。

當他壞到徹底時，果然攀上權力最高峰，成為總統。由此你可發現，當一個人行事良善正直時，他反而被眾人視為混蛋，說成壞人，或看成沒出息；可當他開始向混蛋們學習，努力當一個很壞的混蛋時，卻反而變成了主流，贏得民心。台灣人的品味與鑑賞能力，由此可以想見。

林義雄也一樣，當他所作所為乾淨純粹得像一張聖潔的白紙時，台灣人反而把他當成壞人看。1990年，當我開始當醫師時，周圍醫護同事們看到我在看林義雄寫的 ""去國懷鄉""，還很不屑地說：""你怎麼在看這些地痞流氓寫的東西？""

林宅血案前後，林義雄在他寫給太太方素敏的家書中說，大家把我看成青面獠牙，但我不是。

話說阿扁，如今他又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之外。基本上，我是希望他能被特赦或保外就醫。但馬英九是個所謂奉公守法的酷吏，估計不可能特赦他。

1984或1985年左右，國民黨以所謂毀謗馮滬祥抄襲(那根本就是抄襲)，把阿扁關進牢裏。我在黨外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送給阿扁，我在文章中引用孫觀漢寫給柏楊的一句話說：如果可能的話，""我真真願意替你坐牢""。我始終記得寫這篇文章的那個很深的夜晚，冷清，孤獨，絕望。

時間很快，整整30年過去了。我心裏卻不斷湧現30年前公開送給阿扁的那句話：""如果可能的話，我真真願意替你坐牢""。

蓬萊島案，阿扁是無辜的。但這回的幾大貪污案卻罪有應得，但不知道為什麼，30年前的念頭卻又不時湧上心頭。阿扁有罪沒罪，對我已經不重要。他畢竟曾經是個民選總統，揹負著許多人早已如虛空泡影的希望和美夢。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這個人其實並不壞。做為一個丈夫，做為一個父親，乃至做為一個沒沒無聞的平民百姓，他都無可挑剔。他不懂文學，不懂藝術，言語單純，不擅社交，至少私下如此；許多時候，更是沉默寡言。也許應該說是政治污染了他，而不是他污染了政治。

離開政治或社運二、三十年了，即便是巴勒網也是純業餘，其實連業餘也根本談不上，可以說是零作為吧。但是，過去一兩年來，我卻常有個衝動，很想重現台灣政治江湖，弄一個運動，要求特赦阿扁或讓他保外就醫。

我跟旁人說到這個想法，但人們反對，說我這樣做只會被綠營利用，到時候又會搞成一種打馬運動，或搞成什麼 ""阿扁無罪"" ""外省人欺負咱台灣郎"" 等等。

台灣似乎是一個你幾乎不可能正直地參與任何公眾事務的社會，選舉及藍綠政治鬥爭取代了一切感情和思維，取代了一切善惡美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