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法案，既反映了現實，同時也企圖進一步把現實給法制化。過去很多人都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包括Arendt,Chomsky,馬龍白蘭度，乃至愛因斯坦，但時至今日，大概已經很少人會支持這樣一種“唯我獨尊” 的所謂猶太人的民族國家。

今天，如果我是一個以色列人，同胞們一定會罵我 “以奸”，正猶如在蔣家時代，我是 “漢奸”，人們說我反民主反政府，說我 “與匪隔海唱和”，說我數典忘祖，說我分裂國土，說我背棄了自身血液裡的榮光；到了台灣人勢力壯大的年代，所有台詞基本句型一個也沒變，只是帽子的名稱改了，變成 “台奸”，說我賣台親共，說我反民主反鄉土，說我污辱了自身血液裡的燦爛輝煌。

前者說，既然過不慣偉大的民主生活，那就把你空投到鐵幕匪區吧；後者比較文明一些，不用空投，只叫我滾回大陸而已。當我連這小島都還不曾跨出過一步時，人們就已經爭相叫我滾回大陸。

就像蝙蝠一樣，哺乳類說，咦？你怎麼有翅膀？顯然非我族類，其心可誅；鳥類則說，異類滚回地面去吧，天空是我們鳥類的神聖家園。

今天，我若是個以色列人，同胞們將要叫我滾到哪去呢？離開地球，滾回火星嗎？

根據某種據說偉大的顏色宣言，人們一再各自宣告了“我是誰”，於是命我應該回到屬於我的地方。但是，我究竟是誰呢？

哲學所問無它（至少維根斯坦的哲學正是如此），不過就是發問這千古不休的三道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何處去？也許回答了第一題，就連帶回答了第二第三。但是，我究竟是誰呢？基因上，我有大陸，台灣及原住民血統，那我該說我是誰呢？送去國家民族血統鑑定中心做DNA序列檢測嗎？

金基德的 “一對一”末尾也提示了這道問題：“我是誰？“ 在人我的對抗中，誰是誰很難說得清楚了。不光是血統上的，政治上的，還有那更根本的生命去從。我究竟是誰？一個最簡單卻也最神秘的問題，折煞古來無數哲人。

維根斯坦的《Tractatus》是我發現世界的第一課，卻也是最後一課；每每來到《Tractatus》的某一些有關 “我” 的段落，例如 5.541-5.5422,我就瞬間迷惘了，我如何可能思索 “我“？一切思索都早已預設了我的存在，就好像眼睛也許可以看到一切，但卻不可能看見自己，因為它是一切 “觀看“ 的前提，你不可能去 “後設“ 它。

難道你能想你在想你究竟在想你到底在想你是在想什麼？（這個句子不可能窮盡）。“我是誰？”， 我總是卡在這個不是命題的命題上；我想我是跨不過去了，因為也許這就是世界的盡頭，語言的極限。

從太虛世界回到血肉，你會發現，人們似乎對 “我是誰”全然不感興趣，卻很有興趣告訴別人 “你是誰” “他是誰”，彷彿藉著顏色做為一種指令，定義他人身世的同時，也連帶定義了自己。

小朋友玩家家酒也有類似這樣一種玩法，胸口聽聽，肚子敲敲，就是醫生，很容易定義，玩完便罷。但真實世界卻是以血肉為代價，爭戰不休。許多時候，不光是定義人，定義土地，連神明也受害，神該長什麼樣，該叫啥名等等，都能成為殺戮與仇恨的神聖理由。